一、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人是自然之子，自然地理是人类活动的基础。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流动孕育出一个伟大的文明。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黄河频繁的泛滥和改道，形成了北温带最大的冲积扇平原，为农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以黄河为轴线，向西是丝绸之路，是绿洲、沙漠、雪山、高原；向北是长城、漠北、牧场、冻土带；向南是愈益富庶的江南和岭南地区；向东是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和万顷波涛的大海。这个四围如屏、形态完整、内部广袤多样的广阔场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大结构、大体量奠定了自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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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惠君 《大河史诗》 180cm×410cm 纸本设色 2016年 中国美术馆藏

黄河的涓涓细流，从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流出，一路向东，横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等四大地貌单元，流经中国的三级地台，不断地接纳渭水、泾水、汾水、涑水、洢水、洛水、漳水等数百条支流，形成庞大的水系，奔流入海。

在世界大河中，黄河有最为强大的平原塑造能力。“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刘禹锡《浪淘沙·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是风、水、土的合力巨作，是天作地合，为中华文明的诞生铺就天然的产床。西起高原，东至大海，北达朔方，南通淮河，这片世界上最大的农耕文明区域，见证的正是至柔又至刚的黄河母亲的伟大。

中华文明所处的地理空间、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等，决定了文明体的场域、结构、维度、规模、体量和性质。早在甲骨卜辞中，黄河先民已用文字表达清晰的中心化结构和四方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四时、四象、四灵等传统文化观念。“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有四方必有中央，“王者京师必择土中”。古人很早就相信，占据了中心就可以协调四方，“顺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统也”。

中国之中心，早期就位于黄河流域的中上游区域，在黄土高原和冲积扇平原的交汇处。中华文明的地理空间是一个不断加强、巩固和拓展的中心化结构。唐宋之后，经济中心南移长江流域，但作为政治中心和文明交汇的锋面，黄河流域依然处于结构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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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画像砖《轩辕黄帝像》

回首历史，唯有黄河在历史上独享“河”之美名，同时还被称为“百川之首”和“四渎之宗”：“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如此“宗”“首”，从何而来？“昆仑之丘……河水出焉。”张骞“凿空”西域，开拓了对西域的认识。汉武帝时，“河出昆仑”与深信不疑的天命观相一致。历朝历代，关于昆仑，关于黄河源的探寻、记载、想象和叙述，与“天圆地方”、中心化的空间建构以及“大一统”观念，有着文化上的一致性，拓展着中华文明的维度，把西域文明纳入一体之中，并通过丝绸之路，建构起与世界的联系。

二、黄河：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中华文明的成长步履，也如九曲黄河，冲决跌宕。天地之间，黄河咆哮而来；天涯尽头，黄土四面散开。黄河如强壮血脉，黄土如丰腴肌体，二者交缠，结出庞大丰饶的母体，翘首等待文明“婴孩”的第一声啼鸣。

终于，黄河沿岸出现了先民的足迹，西侯度人、蓝田人、丁村人、大荔人、河套人、山顶洞人、仰韶人……代代先民繁衍生息、劳动创造，印刻出中华文明的成长轨迹。如此看来，地理与人文互相成就，万古江河亦是人文巨流。

文明“婴孩”的成长之旅，蒙昧暗夜被逐渐照亮，文明的里程碑渐次落成。其中，火的使用是起点性的时刻。从利用自然火，到人工取火，先民对火的管理和使用，开创了原始农业，促进了制陶等手工业的发展。

在不断适应与改造环境的过程中，新工具不断涌现。冲积扇疏松的黄土，更容易引发农业革命。原生态的石头工具已不能满足需要，先民们根据自己的使用目的打磨和重塑它们。

在收获果实的时候，更顺手更具目的性的石器应运而生。蒸煮谷物与储存食物时，钵、鬲等陶器开始流行，它们还被绘上美丽的花纹，实用性与艺术性从起源时便难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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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韩泽华 摄

据考古发掘统计，黄河流域留下了高密度的、连续的、同时期最为先进的史前文化遗存，仅旧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就有七成分布在黄河流域，强有力地证明了黄河作为“文明坩埚”的地位。

在成千上万年的漫长岁月里，早期文明迤逦而行：旧石器、新石器、陶器、青铜器、铁器，出土的器物被拂去尘土，焕然如新，讲述着文明迭代升级的历程，同时也奠定下中华文明精于工艺、善于创造的基因。

与工具升级相伴的，是农耕文明的日益发展。早在仰韶、龙山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的农业就已十分发达，并兼有畜牧业。甲骨卜辞、《诗经》中多次出现粮食的名字，目前也已挖掘出土各式农业生产工具。

以农业为主体，手工业、畜牧业共同发展的生产方式，孕育了先民的自然观、时间观、宇宙观乃至伦理观。生产发展，人口增加，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交流变得迫切。交流碰撞加速着聚集，而聚集又带来更大规模的交流碰撞，催生文字的出现。

上古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这最先的“立言”，确立了史前诸文明交流、竞争、成长的胜出者。陶器上仰韶文化的刻画符号、半坡文化的鱼形纹样，表达了先民的需求和意愿。之后，文字一点点摆脱图形的拘束，接近于我们熟悉的样貌。

甲骨文已是商朝后期的文字，数量达4000余个，具备了汉字造字中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六书”原则，文法也渐成习惯和规律。

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系统，记录了政治、经济、社会与精神信仰等各方面信息，标记了殷商文化的复杂程度。通过甲骨卜辞，可以了解殷商设立的祖先崇拜宗庙制度，感知其中“敬天法祖”的精神气质。

同样由于生产的发展，盈余与交换变得普遍，社会分化随之出现。黄河流域的恢宏体量所带来的面积、人口及其巨大的物质、精神交换需求，召唤着适宜的社会组织方式与高效的政权组织方式的出现，这无疑又是对先民智慧的一次考验。

夏代一改禅让制，始创世袭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初的朝代。继之而起的殷商乃是中华文明的一次飞跃。“殷土”的核心区域，集中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尤其是黄河两岸的河南北部全域。殷商拥有发达的青铜器、甲骨文和规模可观的城市，足以与世界其他早期文明形态相匹敌。殷商一改夏代的部落联合制，发展出初步的国家机能。风云际会，殷周交替，周代朝着制度化、规模化、文教化的方向挺进。

“周革殷命”，其完备发达的诸种制度——井田制、封建制（分封制）、宗法制均脱胎于殷商，文明愈加充实光辉。从商代到西周前期，井田制既是土地的规划和分配方式，也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方式。

周代推行的封建制也与宗法制有关，正所谓“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封建制将政权组织编织为亲戚网络，推崇敦睦亲戚的孝道，讲究君统与宗统结合，政治伦理与亲族伦理同构，以此将“东土”和“西土”合而为一。

在政治实践中则采用一套礼仪，包括分封、朝聘、祭礼、婚姻等。家国同构的政治构造乃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天、地、君、亲、师”乃是最核心的信仰，中国人按照大的秩序结构、伦理规范安顿自己，形成中国独特的群己观念。

宗法制、井田制和封建制三位一体，彰显了周代“礼乐文化”（制度化、道德化）之本色。周文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便是人际亲睦、协和万邦。这也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特质，即和平、包容、协商，致力于用道德和伦理来约束人，而非依靠战争与武力。儒家继承和发扬了礼乐文化，由此升华为中华文明的精髓。

黄河流域在文明的初生阶段，结下了丰硕的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成果。西周时，学在官府，文化为贵族专有。东周后出现私学，诸侯分立，对士的需求增加，各诸侯国大行尊贤礼士之风，而且对各家学说采取“兼而礼之”的态度。儒、墨、道、法、兵等诸家代表人物大多出生和活动于黄河流域，因此，正是在黄河流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汉代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儒、释、道的观念互动、竞合、渗透，形成多元平衡、转化互补的精神结构。

百家争鸣中，涌现出许多中华文明的奠基之作，其中尤以《周易》《论语》《诗经》为代表。此外，在自然科学方面，黄河流域的农学、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医药等均为后世打下根基，表现出很强的经验性、实用性、通俗性，这也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迥异之处。

黄河之水天上来，它是倔强的，不容分说冲出“几”字形的辽阔地界。它吸纳无数的支流，丰富、壮大、延展自己的生命。其内部由多元的地理、人文格局组成——关陇之地、表里山河、风雨中州和齐鲁平川，统统被包纳进黄河的巨大母体之中。它们是黄河文化的多副面孔，没有这种多元与多样，就没有所谓的黄河文化。

这样的融合，除在其内部涌动外，也发生于黄河与长江之间，乃至更为广义的南北之间。比如南方的良渚文化与北方的大汶口文化互动密切，在大汶口文化中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精美玉器；再比如楚文化对汉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楚辞》与巫文化本来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维度之一。

而黄河文化对于南方的影响更为巨大。秦汉时期，黄河文化传入岭南地区，中原与岭南之间建立“新道”，岭南地区得以开发；郡县制在西南的设置，极大地促进了西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进入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西晋末年之后，黄河流域的人口和先进文化大量向江南、辽东、辽西、河西走廊、巴蜀、云贵等地迁徙、散播。这种民族大融合直至隋唐形成了空前规模，而隋唐王朝，本就是魏晋以来民族大融合的产物。中华文明的大一统，在动态中形成，因而更为颠扑不破，更具绵长的生命力。

黄河连接了长城内外、东西之间，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都在此交汇、竞争乃至融合。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黄河文化，一步步向边疆地区辐射和延伸，推动着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不断从少数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

其中，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乃是文明交流与发展中的一曲华章。丝绸之路穿过灰褐色的亚洲腹地，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和欧洲文明彼此吸引和交融。葡萄、苜蓿、石榴、核桃、芝麻，这些今日习以为常的饮馔，无不自西域踏马而来；琵琶、胡角、胡笛的悠扬乐音，沿着丝绸之路的迷人曲线，婉转入耳。就连文学创作方面，黄河流域也受到北方诸族的影响，形成迥异于江南的文风，“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隋书·文学传序》），培育了中国文学的大格局与大视野。

反过来，黄河文化也传遍了西域。丝绸、桃、杏、铜镜、漆器等物品以及冶铁、井渠、缫丝、造纸等技术也被传到西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通行后，中原的典章制度、政治架构、古代典籍以及医药、历算、宗教等书籍也传入西域。此后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诸如十六国政权，无不服膺于中原的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黄河流域居于轴心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黄河流域的文明在唐宋之前一直处于相对先进的领跑者地位。这巨大的、多向度的旋臂，日夜不息，旋转、吸附、搅动、融合成星云般灿烂的文明体。

三、黄河：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黄河流淌出中华文明最初的身形与气象。数千年来，正是在黄河这个巨大的时空场域之中，文明发展、观念演进、分合治乱、民族融合，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造就了不断成熟的文明体，也孕育出伟大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化积累和历史沉淀，中华民族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精神，源于黄河先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空间观念。先民们所理解的世界是一个阴阳相生、循环演化、生生不息、休戚与共的整体。先民们仰观天象，获取启示，意欲在大地上建立一种与之相应的、四方环绕中央的社会结构。

地之“中”与四方的距离相等，居中之位自是从事社会管理的最优选择。黄河流域的中游便是“中”的具体所在，周人将嵩山称作“天室”，认定中原为“天下之中”。正是由于居“天下之中”，中原文化得以不断吸纳周边文化，与四周互动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也由此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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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上刻铭文“宅兹中国”，是目前出土的关于“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

中心化的空间秩序，从根本上形塑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秩序，塑造了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中”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心，更是文化意义上的正统。每逢分裂、乱世之际，各代君王无不以“逐鹿中原”为根本路径，以实现大一统为最终功业。即便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必须占据“中”这个文化制高点，持守中华文明的正统。

自春秋战国诸侯割据、百家争鸣之后，秦汉时期完成统一大业。魏晋南北朝时间虽然较短，却促成了中华大地的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隋唐乃至元明清时期，在大一统格局下对各种不同的文化、族群，特别是对游牧民族呈现出开放、包容的姿态，积累了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宝贵历史经验。

在团结统一的历史主旋律下，家国同构的思维方式、爱国主义的精神情怀，都在黄河流域孕育发展。从黄帝起，历经颛顼、帝喾、尧、舜，五代圣王，通过修德振兵，逐渐巩固了在黄河流域“和合万国”的大一统地位，此乃“国”之逐渐形成。

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周代封建和宗法制度，逐渐培育出独特持久的血亲宗法社会，也孕化出中国人在处理自我和他者、个体与集体关系时的群己观念、伦理秩序。商代以前，社会组织形态以亲族为共同体特征。西周统一中原，封建诸侯，以藩屏周，其分封制度即是以皇族血亲为基础不断延伸、扩展的伦理秩序。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家以人为本，国以家为本，一切更广泛的社会秩序都是基于家庭秩序的向外拓展。

在这种基于差序格局的群己关系中，己与群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统一关系，己依群存、相依为命。个人在群体之中生存，面对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选择关头，则要突出集体人格、大局观念，并由此发展出“天下为公”的理念。个人是私，家庭、家族是公；家庭、家族是私，国家和社会是公。正是在集体主义观念的浸润下，中国人尊崇推己及人的原则，发展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思想。

除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勤劳勇敢，这与黄河流域的农耕生产与生活方式分不开。黄河流域是中国最早且最为典型的农耕生产区域。这里的农业生产以长周期生产为特征，因此必须持续地、勤勉地投入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正是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对勤劳的赞颂、对安逸的警惕，并以此作为对自己的勉励。

在靠天吃饭的年代里，一旦遇到自然或人为灾害，每每劳而无获。这样的生产、生存条件，培养了黄河流域先民们的耐心与韧性，同时他们也必须养成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中国人的勤劳品性正是在长期受制于自然与平衡人地间矛盾过程中逐渐养成和塑造的。

千百年来，中国人与这片广袤黄土长相厮守，安贫乐道，任劳任怨。他们有着一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击壤歌》）的悠然自得，也满怀着耕读传家的生活理想。从精英文化到民间文化，农业为国之本的观念深入人心。以黄河流域为基点，中国的农耕文明发育得极为成熟完善。

基于有限资源而培养起来的韧性和刚毅，形成了中华民族内敛勇敢的民族特性，以礼仪之邦为标尺，注重谦谦君子的人格养成。但他们的退让并非没有底线，一旦底线被突破，也会后发制人。尤其是在与游牧民族的交融互动中，更增添了开疆辟土、包纳四方的勇者之心。

黄河为中华民族注入了内敛友善的心灵底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既是历时的，也是共时的。中华文明出场、演化、发展的空间地理格局的一体性，生产生活方式的多元多样性，特别是农耕与游牧两种历史力量相生相激、角逐竞合，濡养和铸造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格局与中央集权的治理体系，主要来自黄河流域早期王朝的孕育萌芽并经由秦汉两代奠定根基，这种治理体系的形成受到黄河流域地理地貌和自然条件的深刻影响。

建基于黄土高原的西周，以封建的方式制定了一种适应当时农业发展形态的治理模式，又以宗法制度保障其封建统治趋于稳固。秦灭六国，废除封建制，建立中央集权和郡县制度。总之，中华民族对外充满包容性，对内则形成了精细的制度设计与治理方式，为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基因奠定了制度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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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黄河水患治理

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在农耕生活中安土重迁，养成了防御性而非扩张性的人格特质。不主动扩张，不远征，注重稳定性、保守性。这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明和窥测广博大海的商业文明的外向性、进攻性和冒险性，在文明特质上有显著的不同。

在农耕生活中与自然相处的智慧，也是孕育中华民族和合思想的丰厚源泉。先民们对于土地、自然的态度从来都是呵护、哺育、浇灌，不是促逼、压榨、征服。中医学的阴阳调和观念，强调人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不仅仅是器官的机械组合，人体健康的前提是身体内部的气血平衡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这样的自然观、生命观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具有爱好和平的民族气质。

黄河流域孕育了中国人追求天地人和谐共处的和合思想。中国人追求通过内在超越化解冲突：道家思想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儒家思想蕴含着人与人的和谐共处之道；佛家的“性空”“轮回”思想中蕴藏着内心的和谐、安宁。所有这些，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谋求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的主张，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协和万邦，这是在新时代对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的传承发展与当代诠释。

黄河锻造了中华儿女直面苦难、不屈不挠的坚韧意志，锤炼了中华儿女不畏命运、敢于斗争的抗争精神。大浪淘沙，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各族人民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经万里长征，将黄河岸边的延安建设成为决战中国命运的革命圣地，为古老的黄河文化注入强大的时代基因，继续谱写新的伟大史诗。

四、黄河：中华民族的伟大史诗

1921年7月30日，在浙江嘉兴南湖，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黄河母亲即将迎来和拥抱她最优秀的儿女，中国历史就要进入开天辟地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使民族自觉达到空前高度，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涅槃。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危机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倍熔炼、升华与结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中华民族先民繁衍生息之地的黄河流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黄河文化贯通中华儿女的血脉。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破了历史的沉寂。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纵横南北，像一条红飘带一样把广袤的中国串联起来，最后在黄河上游的陕北高原扎根，建立了中国革命、民族精神和先进文化的高地，吸引着中国和世界的目光。

伟大的实践创造伟大的文化，伟大的文化催生伟大的实践。随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社会建设都达到新高度，中国道路展现出来，中国命运豁然开朗。

历史是有深意的，恰恰是在九曲黄河突破关山桎梏、一跃千里的延安，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可以说，正是由于延安精神的形成，中国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方能以谱系的方式存在；中国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也才如黄河一样，上下贯通，奔涌不已，吐故纳新，开创新境。

正是由于这种新创，社会主义文艺的面貌也焕然一新，不仅历史上不被重视的木刻、民谣、秧歌等朴素的文艺形式变成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释放出巨大的艺术能量。这种新文化是传统黄河精神的现代升华，激励我们拥抱未来，走向远方。

文艺是历史的缩影。历史上，以黄河区域为中线，以万里长城和丝绸之路为两翼，形成了中国古典文艺史中在主题、题材、形式、质量和影响力等各方面，最早、最多、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也最为辉煌的作品富集区。一批史诗之作喷薄而出，一个崭新的现代中国正脱颖而出，一条人间正道正徐徐展开。

进入新时代，也应同样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黄河流域的全面振兴，尤其离不开黄河文化的再次复兴，应该孕育出新时代的文艺“高峰”。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特意提到黄河文化，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鼓励广大作家、艺术家“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与以往相比，我们今天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更快、更大、更深、更复杂、更辽阔、更激动人心的维度上展开，要想从整体上认识理解它，用全部的心灵情感去体验它，用完美的艺术形式去表现它，是一个更加艰辛的过程。打造中华民族新史诗，更是一条从“高原”向“高峰”冲刺的艰难之路。

历史上，以黄河为中心的区域，文化和文艺“高峰”最多。今天，所有想冲击文艺“高峰”的作家、艺术家，必须回望黄河，栏杆拍遍，站在前人的肩头，披沥俯察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才能捧出配得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进程的心血之作。

本文原刊于《艺术学研究》2021年第1期，为阅读方便，本文有删改。

校对 李海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