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淀》“节烈”问题漫谈-米儿火

“你有什么话嘱咐嘱咐我吧。”“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嗯。”“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嗯，还有什么？”“不要叫敌人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这是《荷花淀》中水生与水生嫂话别的一段对话。

在课堂上，我问学生们如何理解水生最后说的那一句话。大部分学生都认为，这是水生要妻子守住贞操，宁死不从。学生说得对吗？我不置可否。我的提问，只是想了解当代学生对这句话的直观感受。

在备课时，我就留意到这个细节。已有几人对此发表了意见，或是或否，各执一词。

逄增玉教授在《重读》一文中，明确点到这一句话，认为其中蕴含着“守节”和“节烈”的含义。这种阅读感受与我们多数读者的感受是一致的。

逄文发表不久后，另一位作家——王士美发表了题为《质疑》的文章，明确反对逄文的观点，认为那是“一种挖空心思的奇思异想”，“一种荒唐的歪曲”。

在紧张的备课中，我没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证双方的观点，只能姑且存之。

寒假期间，我有目的地读了孙犁的不少作品和评论，心里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王作家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样的立论（指逄文——引者注），首先是无据的，是虚设的。该文把抗日战士与自己亲人同仇敌忾、宁死不屈的誓约与决心，说成是一种只是虚伪、自私和残忍的封建意识的“妇德”和“节烈”的要求，只能说，是一种低水准的推测和判断。

我这篇文章，就围绕着这段话，来谈两个问题：一是《荷花淀》中“节烈”的存在依据；二是如何看待《荷花淀》的“节烈”问题。

01“节烈”观的存在依据

逄文的立论不是没有依据的，其中提到了这两处：

第一处是《荷花淀》写到的。妇女们在探夫的路上，遭遇了敌人并被追赶，此时她们的心理和誓言是：“假如叫敌人追上了，那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她们的视死如归，隐含着“节烈”意识。

第二处是《采蒲台》写到的。白洋淀的青年妇女一边织席劳动一边编歌自唱，她们的唱曲中有这样一节：

我们的年纪虽然小，我们的年纪虽然小，你临走的话儿记得牢，记得牢：不能叫敌人捉到，不能叫敌人捉到！我留下清白的身子，你争取英雄的称号！

如果说第一处尚有讨论的空间，妇女们可能不想成为俘虏被敌人套取情报；那么第二处几乎是水生嫂与水生最后话别的歌谣版，它把为何不能被敌人捉住的原因表述得更明确。

民间歌谣是平民大众传递价值观念的有效方式。这首歌谣中反复强调的“不能叫敌人捉到”，是重中之重，也是当时妇女的共识。众所周知，日军在侵略中国时所犯下的累累罪行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侵害妇女；而冀中平原的形势就是敌占区与游击区呈犬牙交错之势，日军经常会出城扫荡，妇女一旦被抓住就很可能要遭殃。

孙犁在同时期所写的作品中，有多处直接或间接谈到了日军给妇女带去的性的威胁。

在《芦苇》中，“我”遇到了在芦苇丛中躲避日军扫荡的两位妇女，一位三十好几，一位十八九岁，其中年轻的还随身带着一把小刀。当年长的认为面对日军小刀完全不顶事，年少听了只是“凄惨地笑了笑”。凄惨地笑，这是多么悲凉而无奈。

在《游击区生活的一星期》中，一个村民给“我”讲了个节烈鬼的故事：鬼子要侵犯一个挖沟渠的年轻媳妇，那年轻媳妇宁死不从，被逼得跳井自杀。那天晚上，敌人的炮楼就闹了鬼，那些鬼子都不敢在村子周围的炮楼住下去。这个节烈鬼的故事，掺杂着封建礼教与坚决抗日的多重想象。

在《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中，船夫给我讲了红衣少女扔手榴弹炸鬼子的传奇故事，他最后说：“同志，咱这里的人不能叫人欺侮，尤其是女人家，那是情愿死了也不让人的。可是以前没有经验，前几年有多少年轻女人忍着痛投井上吊？”

不厌其烦地列举上面这些例子，无非是想说明：在当时的环境下，日军带来的性威胁，是妇女们无法回避的噩梦。为了维护自己的贞操，就要避免被敌人和汉奸活捉，甚至要以死相搏，这是当时妇女的共识。（当然，现实中也有人默默忍受活下去的，不对前人的选择作评价）

“节烈”观念的存在，并不妨碍白洋淀的水生们和水生嫂们同仇敌忾、宁死不屈。相反，“节烈”的存在，让“同仇敌忾”之“仇”更加明确，让宁死不屈更多了一份理由。至于对“节烈”存在的推测，更不涉水准高低。处在战火之中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伟光正”的英雄画像，借着政治正确无限拔高历史，最后得到的只能是贻笑大方的“抗日神剧”。

02 对“节烈”观的反思

以前，贞节牌坊是士子文人所鼓吹的；如今，节烈在文人笔下已不受待见（生活中可能又是另一回事）。王文措辞如此激烈，很大程度上是被“节烈”点爆的。

20世纪的中国，关于节烈最有名的文章便是鲁迅的《我之节烈观》，逄文与王文都有提及。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成果，是对封建社会节烈观发出的一篇檄文。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断定“节烈”这事是：

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于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对于历史上那些节烈的女子，鲁迅是予以同情的。她们上了历史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

不对妇女提节烈的要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建立的新道德之一，也是剥除男权解放女性的重要一步。

如今，“节烈”在知识分子眼里已经成了过街老鼠。王文就用“虚伪”、“自私”、“残忍”这些词来形容封建的“节烈”观念，而当有人把“节烈”这样的字眼安在孙犁的《荷花淀》头上，是可忍熟不可忍。（孙犁的《荷花淀》在王文那里似乎已经神化。）

从传统道学家的神圣化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污名化，“节烈”的真实面容并没有完全呈现出来。抛开男性的权力文化，我们应该还要思考：节烈这一行为对于受难者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意义难道纯粹是他者赋予的？

在历史上，每逢外族大举入侵之际，就会发生大规模的奸淫掳掠之事，妇女是这一劫难的主要受难者。为了逃避即将遭受的巨大的身心创伤，投井上吊就成为一种消极的解脱之道，就好比陷入包围的士兵为了不被俘虏受刑，也可能选择饮弹自尽，两者的行为动机有一致的地方。撇开“国仇家恨”与“贞洁烈女”的修饰，“节烈”首先是一种人类本能的自我保护行为，为了躲避即将来临的“苦难”。（“苦难”不仅是侵略者带来的，也是统治者描绘的。）

正因如此，作为自保行为的“节烈”是有存在的合理性的，无论男女，都有选择逃避不可承受之“苦难”的自由。只是，在被意义编织的社会中，本能的自保的“节烈”往往被遮蔽，有人看见的是“国仇家恨”，有人看见的是“贞洁烈女”，连当事人也自溺其中。

在《荷花淀》这样一个以冀北为故事背景的抗日小说中，水生最后的嘱咐，既可以说是“节烈”的要求，也可以说是“同仇敌忾”的期望，两者可以共存。需要区分的是：“节烈”是当时游击区农民的集体无意识；“同仇敌忾”则是抗日小说的政治要求。

无论是水生这一人物，还是创造水生的孙犁，都带有男性中心的世界观。1952年，孙犁收到一封由某师范文艺小组写的信，信中对《荷花淀》提出了三点批评：一是有点嘲笑女人的味道；二是拿女人来衬托男子的英雄，将女人作为小说的牺牲品；三是不郑重地反映妇女们的事迹。孙犁对信中的所有批评都予以否定，然后以《关于小说的通讯》为题发表出来。很快，孙犁被群起而攻之。（感慨：1950年代的县城学生，都已有了如此强烈的女权意识）

以我来看，当时学生所提出的某些批评，确实存在小题大做，钻牛角尖的情况；但在批评的大方向上，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孙犁的解释大部分是可以接受的，但也存在强辩的，以势压人的情况。

比如说，在伏击战斗结束后，水生说水生嫂们是“一群落后分子”，这句话虽然带有意气的味道，但却足以反映男性群体的集体无意识：男性往往比女性更进步。包括小说的结尾，女性也是以男性为追赶目标来操练射击的。联系孙犁的其他抗日小说，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规律：好女人跟好男人走，好男人跟党走，政治是爱情的道德。

孙犁的大部分小说都以女性为主角，但这种“看”与“被看”的关系本身就是建立在男性的审美视域中的，是从“香草美人”的传统中绵延下来。前后变化的只是看的对象：从秦楼歌女转向乡野村姑。

不过，这一转变足以引起文化官员的兴趣。1947年，周扬编《解放区短片创作选》时，就收录了孙犁的《荷花淀》。周扬在序言中对这些作品予以赞赏，因为它们“究竟反映出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新的生活与新的人物”。水生嫂们翻生做主人，广泛地开展抗日活动，确实算得上历史地新人物。但与此同时，其中也有旧的文化元素渗透，历史上的“花木兰”与“杨门女将”，已经成为女性抗击异族侵略的传奇符号，而这一符号在民间社会是广为流传且被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