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文成景”，是中国文学创作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的显著特点。中国文人对山水风物的热爱，既是一种情结，也是一种文化，文章与景物相映生辉，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当然，文章与山水多数时候是相辅相成、互相成就的，比如孙犁笔下的白洋淀。

孙犁先生的《荷花淀》，这篇不足万字的小说风格清新，意境优美，虽然写的是战争事，也确有硝烟弥漫的一幕，然而奇怪的是，通篇竟不闻一点硝烟气息，而是满纸的荷叶绿、荷花香。这是孙犁先生对于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他把这片位于冀中平原、由140多个大小水域组成的水乡泽国直接送进了中国文学版图，其重要地位，堪比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所不同的是，湘西、呼兰河之于沈萧两人是故乡，而白洋淀之于孙犁却是异乡。

1936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23岁的河北青年孙犁初涉白洋淀，执教于水边的一个乡镇小学。我想，若不是一年后的抗日战争打响，孙犁笔下的白洋淀，也许仅是个烟波浩渺、风景秀丽的北国水乡，像一切的水乡，这里物产丰富，民风淳朴。也许孙犁将着重白洋淀的世相人情的描摹，用他那水墨画一般的淡雅文笔，给我们带来一幅熟悉的画卷——— 熟悉到这画卷虽是白洋淀的，也像是江南的，也像是湖广的……需知“水乡”一词在中国，虽是地貌代称，其中更有文化积淀，它代表了历代文人对于小桥流水式的乡居生活的矛盾心理，既向往，又惆怅……

我想孙犁的独创即在于此，他把柔美、淳朴的民风揉进了战争里，他既写了战争，说到底还是在写民风，不同之处在于，他笔下的民风，时能闻见呛人的硝烟。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硝烟成全了白洋淀，使得这柔美的水乡，更添一抹壮丽之色。当地人说起白洋淀，有一句话是，“功在抗战，名传孙犁”，确是精辟之见。

《荷花淀》写于1945年的延安，此时抗战结束，白洋淀之于孙犁也早成了往事——— 事实上，他这一生只涉足白洋淀3次，每次都是匆匆过客，然而正是这个异乡人“点燃”了白洋淀，使它灼然生辉于文字里，成为一处名胜。此为小说“荷花淀派”的来处，意即清新、淡雅、自然、质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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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洋淀是一幅最令人心醉神驰的北方水乡风景画，她的柔美迤逦早自遥远的地质时代就已经开始孕育，而其变幻多姿的外在体态和浓重深厚的文化色彩，正是由于其历经沧桑、长久历史涂抹和积淀的结果。

而今，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雄安新区。白洋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承托雄安新区的人文环境。

自古以来的文化统一体

白洋淀最早见于记载的名称或为“祖泽”，《水经注》记有大埿淀、小埿淀，也即大渥淀、小渥淀，西晋时称掘鲤淀，北魏时称西淀，北宋至明嘉靖间称西塘，并出现“白羊淀”名，为史载容城、雄县、安新间九十九淀之一，此后称“白洋淀”。清代，统称西淀。因白洋淀本淀面积居诸淀之首，故今总称白洋淀。

白洋淀历史文化具有典型的时空连续性和地方发展特征。这里的原始文明从北部地带的涞源、涞水、易县、徐水等地，向容城、安新、定兴、涿州、任丘、蠡县等白洋淀及周边地区延展和扩张，许多史前聚落不断发展，又连同更多新出现的聚落一起，延续发展成为夏商文化，为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保留和延续发展原有文化传统和区域特点的同时，由于文化传播的结果，接受了来自于燕山南北文化的渗透，并传递于中原，迎上来自山东海岱地区的文化碰撞，并与晋地文化连在一起，进而与之互相交流融合，形成白洋淀古文化独特而开放的基本特点，占据保北与燕山南麓文化、海岱文化、中原文化、晋文化交汇的位置。

白洋淀历史文化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保定徐水南庄头先民早在约距今1万年左右即定居在淀区上游，作为“中国粟作农业起源地之一”，他们传承发展了北京房山山顶洞人的骨角器制作技术，与北京怀柔转年、张家口阳原于家沟一起书写了中国北方陶器烧造的最早历史，驯养了家猪，填补了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至磁山、裴李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之间的空白，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上限拓展到了万年以上，其原始农业、原始家畜驯养、原始制陶和原始聚落的起源或产生，成为中华文明起步时期显著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易县北福地，容城的上坡、午方、东牛、北庄、北城以及白龙等地，安新梁庄、留村以及申明亭、辛庄克、张村、涞城遗址，任丘市哑叭庄，蠡县百尺遗址等，以更加丰富而典型的文化遗存，续写了白洋淀及周边地区文化的基本内涵；今白洋淀以西以北容城县的容城镇、东牛乡、张市乡、小里乡、八于乡，以及晾马台乡，今安新县的端村镇、三台镇的许多地点，白洋淀以南高阳县的赵堡店乡、于八乡、小王果庄以及旧城镇等地，白洋淀以北以东的霸州、任丘、文安、大城等县市，发现众多先秦时期的遗址，不仅连续不断发展的区位特色不断丰满和完善，而且燕南地区与中原文化交流的特点明显，而燕南特征更为突出。京津雄安是自古以来的文化统一体，成为今雄安新区设置的考古学注脚。

制度文化

白洋淀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直隶地方制度文化建设中的突出地位。清代，直隶保定集省府道县于一身，在各地府县中具有特殊性，对其治理和建设，具有国家制度文化建设之意义，而白洋淀位居保定下稍，沟通淀河上下，又处在南北官道必经之地，上赴京师，下达江南，西连省城，东通津港，为畿辅关钥之所，这里的社会安定，民心导向，直接关系京师稳定和全国局势，尤其以淀河治理为核心，白洋淀水域治理牵涉治吏与治民、秩序与规则、信仰与教化、习俗与风尚等众多问题，成为畿辅地方社会秩序调整的关键抓手和制度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

有清一代，省府道县水利乃是地方第一要务，对淀区与水相关事务的处置尤其精心。康熙、乾隆曾频繁出现在淀区及上下水域，一方面，以清河道署的设置为转机和标志，道员专职直隶地方水利管理事宜，使直隶水利管理权与直隶总督职权并行，职官制度改革与体制机制建设同时推进，具体则表现为皇帝亲巡淀河水利，亲自督查和检视设施，指导和垂范地方；另一方面，对相关官员的选拔，讲求简用得人，奖勤罚懒惩贪，使职官职责具体明确，初步形成了建设与督察同行，礼仪与民风共建的制度运行机制。同时，一系列政治、经济决策和军事、文化活动，以督查吏治、管理河工、农田水利、水围练兵、祀典淀神、联匾诗赋等形式出现，旨在宣教布政，教谕官员，垂范政风民风，安定地方，属于畿辅制度文化构建的关键环节，具有符号和教化寓意。

关于白洋淀区及上下淀河的治理规划和措施，种种思考，正是在出巡期间加以整理，做出决断和推行下去的。白洋淀水域诠释着直隶水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是清初吏治建设与地方治理政策的一部分，成为传递政治信息，统筹畿辅乃至国家规划的重要路径，成为统治者乡村控制理论、方法和技术的直接来源。白洋淀第一次将有关于清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教、文学等诸多方面，与直隶地方事务一起，蜂集于此，使之事实上成为京师之外朝廷决策机务的又一重地。

经济文化

白洋淀人民依托淀区优越的水资源条件，发展了独具特色的水经济。白洋淀水域辽阔，水源充沛，水质清新，川流不息，流域内河淀相通，河海相连，淀洼不分，使其具有江河平原动物区系与海河水系鱼类的共同特点，水产品的产量、经济价值均极高。植苇种蒲编织是白洋淀区百姓经久成习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方式，由此“日进斗金”，饭稻羹鱼。自唐宋至明清，白洋淀的苇席、苇箔贡额巨大。故淀区上下家家以织席捕鱼为生，成为传统。

白洋淀自古有舟楫之利，形成了以白洋淀及上下水域为核心和主干道的航运网，成为津保间航运中转要道，为冀中华北，京津各地，内河外埠，中原山东，乃至江南各种物资的运营与交流，提供了一支重要的生命线。

以白洋淀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航运交通网，不仅承载着水上人家的生活方式，而且还担负着历史时期繁重的漕运和经贸任务。宋代以前，白洋淀水域航运舳舻衔尾，舣万艘于水，成为北方漕运中转的关键枢纽。宋代，航线沿上下河道伸展，不仅使西起保定、东至天津泥沽海口，东西长达九百里的华北内河主干道航线建立起来，而且淀区各军镇通河航线向外扩展，四通八达，白洋淀初现此后千年间航运交通雏形。这条航道也保证了金燕京的供给。元明以来，东南物资以大都北京所需为务，商品贸易市场随之不断扩大、繁荣，天津迅速成为北方沿海最繁华的商贸中心和当然的物资集散中心。明清时期，经白洋淀大清河一线分拨到保定、雄县、霸州、固安、易州等地的漕粮及商舟盐楫贸易更是频繁，淀区及周边一带绝大多数外运棉花和棉织品，由水路运往天津，热销占全国各地之半的各色棉纱、布料和人造丝织品，绝大多数是先经淀区航运网转运绎散。至近代，津保之间的货物三分之二靠这条航线水路运输，杂食、棉花、纺织品、煤炭、花生、皮毛、瓷器、药材及建筑材料，每年运量巨大，淀河上下河岸及周边地带日常所需其他消费品、食盐、日杂百货，以及砂糖、面粉、煤油、洋杂货物等，均由天津装民船水运输送内地。

白洋淀以其宽阔的胸怀和舒展的四肢，承托起长达千年、四通八达的水运网，航运经济发达，舟车交辏，水行陆走，无往不通，贸迁有无，可殖厥货，而无往不利，故人物熙熙，生涯易足。航运贸易的发展，劳动地点、工种、观念和性质的改变，深刻地作用于白洋淀文化，使之平添奔忙与创新的驱动力，兼有了开放与融通的特质。

军事文化

白洋淀“川堑渎沟，葭苇丛蔽，兵法谓泉土纵横，天半之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古为“百战之场”。春秋战国时期，今容城—安新—雄县白洋淀北缘一线成为燕赵两国的边界。宋辽对峙时期，由塘泊围堰，栽榆植柳与铺、堡、寨构成的“水上长城”，与今容城、雄县、霸州、永清缘白洋淀、大清河北岸一线的地道构建“地下长城”，加剧了这里的紧张和动荡。由金元及至明清，淀区又与军政时局直接相关，习舟备武，水围不断。

白洋淀区地平土疏，湖淀宽浅，往往水涨数尺即会溢水荡堤，家园稻田冲毁，而封建统治者顾此失彼的开挖坝防或筑堤束水，或急功近利的填淀造田，围水营田，缺乏上下游综合治理的科学思想，使地处九河下梢的白洋淀水旱无常，使淀区百姓荡析水上。灾难面前，他们慨然起而捄之，在颓毁与泥泞中重建家园，“规模为远大之略，会计为经久之图，官不私其费，民不私其地，无遏防，无盗决，无以邻为壑，上自保定，下达天津，视土地为一家，以人民为一身，相宜审势，通力合作”，渡过难关。这种视土一家，同心一气、自强不息的气概就是白洋淀人文精神。

白洋淀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雁翎队”抗日和小兵张嘎的故事是红色文化的代表。早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些早期加入党组织的共产党员就在淀区开展农民运动，播撒革命火种。日本侵华，资源物产丰富，航运发达，交通便利，战略意义极其重要的白洋淀沦陷，在党组织领导下，淀区人民建立起抗日武装队伍“雁翎队”，展开了机智勇敢和顽强不屈的抗日斗争。白洋淀周围的安新、高阳、任丘、蠡县等县，组织抗日游击队，白洋淀成为当时冀中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

“雁翎队”是抗战过程中活跃于淀区的一支神出鬼没、屡战屡胜的水上奇兵。雁翎队成员多为猎户出身，他们水生水长，人人擅长游泳，环境熟悉，使用自制的火药枪“大抬杆”，枪法极准，他们以芦苇为掩护，穿行于壕沟苇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不断袭击日军汽艇，歼灭敌人，粉碎了日军利用津保航线运送军火物资，扫荡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企图。他们时而化装巧端敌人岗楼；时而截获敌人的军火物资；时而深入敌人心脏，杀敌除奸；时而头顶荷叶，嘴衔苇管，隐蔽芦苇丛中，伏击敌人包运船，令敌人闻风丧胆。“雁翎队”成为抗战时期淀区水上敌后抗日武装的代名词，有力地配合了华北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白洋淀人民抗战的事迹被凝结成“嘎子”的形象搬上银幕，成为一部家喻户晓的经典影片。

无情的自然灾害锻炼了白洋淀人坚毅、勇敢和无畏的意志，也成就了白洋淀文化中质朴而坚强的文化品格；频繁的战争颓毁了家园，也培育了白洋淀人灵活机智、保卫家乡和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他们以其历久的坚韧、勇敢、无畏和对正义的坚信，竞争图存，慷慨赴义，以独特的方式谱写了不朽的革命文化战歌，锻造了白洋淀文化不屈的性格，也铸就了保家卫国、奋起抗争的民族魂魄。

文学艺术

白洋淀地灵人杰，特殊的地理和自然生态环境、丰厚的人文历史积淀，不仅是文学的武库和土壤，而且成就了多彩的白洋淀文学形式，打造了多丽的文学特质。丰富多彩的诗赋、民歌、散文、小说和纪实文学作品，保留在文献中的大量行宫楹联，以及戏曲和剧作等，是白洋淀文学的基本内涵。

白洋淀的诗歌涉及内容广泛，题材多样，表达方式各有不同。水淀风景诗作很多，与八景文化相关，出自帝王官员、文人骚客以及普通百姓之手，如：“二人土上坐，一月日边明”。风景场景描写简单，但寓意深刻，蕴含丰富，且对仗工整，颇见功底。

纪实叙事诗数量不亚于风景诗，而且文学和史料价值都很高。如：“鱼龙今不夜，村落大河湄。已自绝烟火，仍看换霆霓。范甑蛙同怒，巢居鸟共栖。诟租悍吏下，索饭痴儿啼。兵檄急星火，岂不念孑黎。仁哉恤民诏，催科有限期。当日郑监门，抱泣欲何之。”再如《赵北口》：“啮尽长堤碧玉平，唤船人集午相争。偶然束马悬车渡，亦似浮家泛宅行。鱼栅低围芦作界，酒帘斜挂柳为城。”前后两种场景，形成鲜明对比。行围水猎诗多属纪实叙事诗范畴，怀古咏史，托物寄怀，政治警示，治淀喻理，奉慈行孝，歌功颂德，风化引导，哲理教谕的内容，也是白洋淀古体诗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继祖为乾隆所做《水围赋》最具代表性，将白洋淀文学中赋的成就推上高峰。

民歌是白洋淀人歌咏生活，寄托美好愿望，表达思想情感的经典方式，李永鸿的《白洋淀渔歌》，既是对习行已久的淀区民歌的继承和总结，也是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白洋淀民歌创新发展的典型。

以白洋淀为背景的散文很多，如西晋左思的《魏都赋》，观景古白洋淀以记事，感叹大自然造物之倬诡魁殊，记述穿龙山之虎涧而汇集成掘鲤之渊淀的绮丽风景。顺治时期的高景，观白洋淀“汪洋浩淼，势连天际，大小舫浮乎其中者，宛如仙搓初返银河”，不免发出“波涛吞乎日月，云雾变乎春秋”的感叹。

“荷花淀派”是白洋淀革命文学的最高成就。白洋淀军民英勇抗日的事迹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而深广的题材。“荷花淀派”文学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用笔记录白洋淀人民依水而战、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和光辉形象，《荷花淀》、《芦花荡》与《风云初记》开中国诗化小说之先河，奠定了“荷花淀派”的基础。此后，《新儿女英雄传》、《白洋淀水战》、《小兵张嘎》、《紫苇集》等文学和影视作品纷纷发表或公映。这些作品使一个个鲜活生动、自强不息的水区儿女形象，跃然于那片美丽而英雄的淀河上，他们热爱生活，热爱水淀，机智顽强，不怕牺牲，感人至深。“荷花淀派”以其特有的文学形式和优秀的文学硕果，与摄影纪实、连环画册等其他艺术形式一起，以纯真静美、朴实无华和生动传神的笔触，将白洋淀军民波澜壮美、真实感人的抗日故事，镌刻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朽丰碑之上。

民俗文化

衣食住行、大众消费和流行是民俗的基本内容。白洋淀传统民俗通过各种形式传承下来，成为淀区民俗文化行为和意识的基本表达，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可谓观察淀区民俗文化的参考系。

淀区民俗的形成，有人文历史作用因素，也有自然环境影响因子。统治者经常视察巡幸驻跸白洋淀，尤其每年必至和盛大的欢庆迎送场面，以及水猎、钩鱼、观灯、赛舟、游艺等活动，使淀区各种形式的音乐会盛行，戏剧曲艺荟萃，游艺方式千变万化，潜移默化中对淀区风俗民情、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带来影响，他们欣赏隆重而盛大的场面，仰慕奢侈而华美的风格，视野开阔，不避颠簸，不惧迁徙流动的生活，饮食讲究，尚武流行，耽于游乐，敢于创新。

受淀区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的长期作用，自然淳朴，勤劳坚韧，苦难悲怆的白洋淀人将渴望健康安宁幸福的诉求与原态生活相结合，形成了其特有的民俗文化体系，这一点从淀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情况可见一斑，涉及传统音乐、戏剧、曲艺、体育、技艺和民俗等各类。

风俗文化的形成取决于生存方式和精神寄托载体的选择。自清初以来，白洋淀各种音乐会盛行，关城朝阳会、郭里口音乐会、圈头音乐会等，各地均成立有音乐会；娱乐游艺花会更是名目繁多，号称72道、85道、92道会。白洋淀是京津保三地表演艺术人才的出产地、输出地，汇聚地和播撒地。白洋淀兼收四方戏曲精华，改革创新，使其成为著名的戏曲之乡。这里是河北梆子、老调、哈哈腔、丝弦的诞生地，评剧之乡，还是北昆融合创新的沃土，京剧也不输京城。白洋淀是西河大鼓、木板大鼓的最早发源地，天津大鼓艺人的主体和传承者。

如果说娱乐游艺花会是淀区人用于打发平静的日常生活余暇，那么，生存活跃在淀区各处的音乐会不是艺术的盛宴，更多则是淀区人面临灾害时谋生度日的手段，是遭受困苦病痛时向淀神、药王和自然力量的倾诉和祈求，如同放河灯与白洋淀人历久成习的漂泊生态息息相关一样，他们在用集体的锣音和笙管表达自己的高亢悲怆，这一点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产生和流行于淀区的戏曲曲艺的内容和艺术特点。

白洋淀不是独立存在的单一生态体，白洋淀文化应该是一个自然的社会的立体构成，而其区域范围和文化价值还要宽广和深厚得多。延续和发展白洋淀的历史文脉，是雄安新区创建的原则，更是我们的责任。

文素：河北日报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