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是20世纪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人物之一。自苏共二十大以来,国内理论界围绕斯大林问题争论不休。苏联解体以后,许多前所未知的历史档案和其他新材料的公布于世,人们有可能更加清楚地看到历史的真实。在纪念斯大林祭辰50周年、苏联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俄罗斯又掀起了有关斯大林是非功过的热烈讨论。这些因素促进了国内理论界对斯大林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斯大林问题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良好态势。本文试就新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斯大林问题研究的特点加以综述,以求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斯大林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更加宽泛

（一）对斯大林个人功过及历史地位的新认识

对斯大林个人功过的研究与评价,过去更多地停留在功大于过的浅层次上,难以挖掘出反映事物本质的深层原因。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一些新材料披露于世,关于斯大林的个人功过有了新的研究发现。

刘书林认为,在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西方敌对势力和苏共内部曾经制造了不胜枚举的谎言,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煽动,力图玷污和全盘否定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该文总结了该领域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依据新公布的诸多材料,对肃反扩大化问题、清洗“列宁近卫军”等老党员问题、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的说法、所谓流放少数民族问题、所谓“宗教裁判所”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列宁的遗嘱问题、关于所谓“偏执狂症”的谎言等进行了再论证,作出了澄清事实真相的新分析。作者指出,几十年来对于斯大林评价的争议,实际上并不是在研究事实上的出入,而是由于抱着不同政治追求、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的人物和集团制造出来的,是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觉悟的表现。是否能够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斯大林,是检测是否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1]。在另一篇文章《论科学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和历史地位的三个基本点》中,作者指出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和历史地位的三个基点,即斯大林是列宁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是苏联3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领导者。作者强调,只要抓住这些基本问题,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就能够作出客观公正的结论[2]。

（二）对苏共二十大的重新审视

过去多数评论文章认为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针对这一观点,学术界进行了重新论证,得出了新的结论。

林蕴晖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一说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评价斯大林一生的功过,主要是在列宁逝世以后的斯大林主政时期。这个时期集中有两件大事:一是他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二是打败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没有否定斯大林在1936年前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功绩,也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而是相反,全盘肯定了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因此,断言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失偏颇[3]。李明斌认为,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是片面的、错误的,认识的深度也不够,给苏联党和国家乃至共产国际造成了消极的后果,但从总体上应该肯定。首先,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晚年所犯错误进行批判,反对个人崇拜是必要的,是符合苏联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其次,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对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改革和冲破斯大林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作者认为对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采取秘密报告的形式也应该给以基本肯定。从根本上讲,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是苏共自己的事情,在当时的情况下苏共必须对斯大林的错误给予正面回答,而为了不给敌人提供攻击共产党的把柄,只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形式。赫鲁晓夫此举表现出了政治勇气,同时也为苏联和国际共运有可能健康发展开辟了道路[4]。

（三）斯大林模式研究的新突破

斯大林模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如何评价,一直是学术界乃至政界讨论和关注的热点。从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去世至90年代苏联解体,都伴随着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评价高潮。尤其是在1989年苏东剧变以来,斯大林模式及其理念成为西方反共思潮的主要攻击目标;西方左翼在总结1989年社会主义受挫的教训时,也力图与这一模式划清界限。沈宗武的《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反省》一书,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全面评价,标志着国内斯大林模式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作者在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为指导,以辩证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方法分析问题,明确指出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这一模式基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向,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右翼政治势力对斯大林模式的全面否定和攻击。全书在扼要说明重评斯大林模式的意义和方法的基础上,分五章介绍和剖析了斯大林模式形成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根源、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阐述、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斯大林模式的历史作用及其弊端、斯大林模式对世界的影响。作者对斯大林模式的分析性评述,既打破了教条主义的僵化思维方式,也没有因此走向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模式的另一个极端,较好地把握了评价这一模式的成就与缺陷的尺度和分寸[5]。

（四）研究、评价斯大林问题新的着眼点

有的学者认为,斯大林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扎实的研究。现在俄罗斯解密了大批档案资料,深入研究的时机成熟了。应该鼓励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交锋,促进研究的全面和深入。尤其需要深入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哪些是俄罗斯式的,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与马克斯、恩格斯、列宁的理论是什么关系,有哪些一致之处,有哪些是斯大林独创的。讨论要打破原来的思想框框,不要机械地区分功大还是过大,可以不谈几分对、几分不对,基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6]。有的学者认为,俄罗斯国内出现的重评斯大林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者去研究,但研究的着眼点不是去具体地重新评判斯大林的功过是非,而是应深层次地去研究在21世纪的今天,俄罗斯为什么会出现对斯大林的再认识问题。中国学界应当通过透视“重评”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去汲取有益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这是中国学者研究斯大林问题的落脚点和意义所在[7]。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在总结上世纪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斯大林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涉及的问题更加宽泛。这些新思想、新观点的涌现,展示了学者们不懈探索的精神,这是新世纪斯大林问题理论研究的一大特色。

二、斯大林问题的研究视角有了新的拓展

对待历史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所得出的评价结论可能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对于斯大林这样的复杂人物更是如此。过去一些学者或从民主、人道主义的目标出发,将斯大林描绘成一位暴君,或从国际共运的角度,认为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人称之为教条主义者,等等。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斯大林问题的理论视野进一步拓宽。

（一）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公平与公正、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出发来研究。有的学者认为,评价斯大林的主要目的是如何避免苏联社会主义的命运,研究的任务是总结其教训,揭露其弊病。在这里,关键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精神是谈人的自由发展,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斯大林模式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精神。要更新社会主义,重塑社会主义形象,摆脱斯大林模式[8]。

（二）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视角来认识。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张锡恩教授认为,斯大林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首先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在其身上比较集中地凝聚了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精神。“强大国家”的民族意识,“唯我独尊”的大国传统,“集权专制”的国家观念,无不在斯大林身上得到集中体现。斯大林一生犯过许多错误,但从其终身致力于振兴俄罗斯民族并通过战胜德国法西斯而使其重享“国际声望”的角度讲,斯大林是俄罗斯的“民族英雄”。当然,斯大林在其执政期间的许多做法,如搞个人专断,血腥镇压反对派等等,也使俄罗斯人民遭受了重大伤害[9]。

（三）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角度来评价。山东省社科院李述森研究员认为,综观俄罗斯社会发展史,在强大与虚弱之间不停地循环往复是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主要特点。形成这种特点的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颠倒了内外目标之间的关系。对于俄罗斯统治者和整个民族而言,外部权势、强国地位成了目的本身,不仅不服务于社会发展,而且还以牺牲社会的长远发展为前提。彼得一世改革是以残酷手段追求强国目标的一个典型例子。由此可见,斯大林现象是俄罗斯社会发展道路的一个缩影,其无节制地追求外部权势和荣耀,甚至以弱民为代价追求强国梦,最终必然会导致从“顶峰”向“低谷”的衰落。对于斯大林时期出现的许多问题以及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仅仅归咎于斯大林个人因素是欠妥当的,也有失公允[10]。

（四）从俄罗斯精神文化传统方面来解析。刘添才指出:经济上,由于俄罗斯自然环境恶劣,需要团结起来,以集体的力量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俄罗斯的传统经济,即大规模的官办经济,政府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政治上,军国主义、以沙皇为代表的国家至上主义和专制主义构成了俄罗斯的政治传统;文化上,俄罗斯文化传统中的弥赛亚思想(即认为俄罗斯民族是惟一被上帝选中的、负有使命的民族,是“上帝的工具”,时刻准备成为欧洲的领导者和拯救者)、村社传统中的浪漫有余理性不足及俄罗斯人的顺从、圣愚观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斯大林个人专断作风的形成、斯大林模式的特点以及向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强行推广”,无不与俄罗斯人的精神传统密切相关[11]。（五）从现代化角度来探讨。沈宗武把斯大林模式的研究置于世界现代化的宏观历史进程和背景之下,将斯大林模式看作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现代化的创造性模式和道路,从崭新的视角拓展了客观评价斯大林模式的广度和深度。他认为,重评斯大林模式,必须把斯大林模式的产生看作是苏联现代化进程中不得不实行的体制转轨,从工业化途径的转变、生产方式的变革、政党制度的嬗变、意识形态的更新、文化传统的传承、人民群众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等角度去展开有关斯大林模式的研究[12]。

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重新认识和评价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论。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历史研究就是通过对历史人物、事件不断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以期逐渐接近真理。有的学者主张必须坚持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方法,把斯大林个人及其活动、斯大林模式放在当时的具体环境、具体条件当中进行分析,历史地考察斯大林所作所为的必然性、必要性、影响以及后果,从整体上考察和把握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既看到其历史功绩,也看到其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对于20世纪苏联社会发展出现的各种问题,既要看到斯大林的个人因素,也要看到客观的历史条件。过分夸大斯大林与斯大林模式的历史贡献,或者肆意渲染其错误和危害,都是不可取的,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更是不正确的。脱离客观的历史环境评价历史人物是不科学的,也是没有意义的。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前人也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13]。有学者强调,在评价斯大林时应该把政治与科学分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首先把斯大林当成一个正常人,实事求是地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失败的教训进行总结。应该站在学者的立场上,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要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更不能为了政治目的而漠视事实。只有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斯大林问题,才能得出对当今中国的改革、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益的结论[14]。叶书宗则强调,学术民主是历史人物评价的必要氛围。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社会多元价值观不仅不会影响评价历史人物的客观性,而是有利于客观地恢复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如果在学术研究中没有民主的氛围,即使事实清楚、确凿,也不可能有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有了学术研究、学术讨论的基本保障,即使某些事实尚不很清楚,也可以通过讨论,继续研究,逐步搞得清楚些;不同的认识可以保留,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历史人物评价。客观地、历史地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以多元价值取向为必要的社会氛围;也要将微观的分析和宏观的思考辩证地结合起来,不能忽略大历史的视角[15]。

由于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开拓了斯大林问题研究的新思路,有力地推动了斯大林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这是新世纪斯大林问题理论研究的第二大特色。

三、研究评价斯大林问题的学术争鸣氛围更加浓厚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斯大林问题的研究与评价仍然各持己见,色彩纷呈。理论界围绕如何看待俄罗斯出现的评价苏联历史及斯大林的社会现象,以及如何认识斯大林模式所展开的学术争锋,尤其引人注目。

（一）关于如何看待俄罗斯出现的评价苏联历史及斯大林的社会现象

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俄罗斯媒体出现了大量评价苏联历史及斯大林功过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不同的场合对斯大林及苏联历史给予了正面评价,俄罗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发表新的看法,俄国民意调查也表明俄罗斯民众对苏联历史及斯大林的评价发生了许多变化。如何认识俄罗斯国内出现的这股评价斯大林及苏联历史的政治思潮,国内学术界展开激烈的争论。争论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俄罗斯是否出现重评苏联历史及斯大林潮,另一个是俄罗斯出现“斯大林热”的实质是什么。

郑异凡、马龙闪坚持认为俄罗斯出现的“斯大林热”并不是重新评价斯大林。郑异凡指出,2003年是斯大林逝世50周年,2004年是斯大林诞辰125周年,2005年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这期间俄国报刊出现不少有关斯大林的文章,既有为斯大林说好话的,也有继续否定斯大林的。这一事实说明斯大林仍然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评价远没有盖棺定论。苏联解体后,超级大国地位丧失,社会秩序混乱,社会福利减少,生活艰难,贪污腐败盛行,引起各阶层的不满。在国力衰落,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况下,俄国某些政党和人士怀念昔日“辉煌”,打出“强国主义”的旗号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对这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货色,中国人是不应当为之喝彩的[16]。马龙闪认为,俄罗斯出现的“斯大林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热”在同斯大林联系在一起的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上;二是“热”在斯大林外交谈判中的强势地位上;三是“热”在他执政时期的“稳定”和“秩序”上。而俄罗斯政界和学界都没有对斯大林一生的重要活动和他作为历史人物的本质方面作出重新评价,因而当前俄罗斯出现的“斯大林热”和其他重大事态所反映的社会政治思潮和情绪,并不是重新评价斯大林,其实质是在呼唤“铁腕”,企盼强权[17]。

吴恩远对此持相反的观点。他先后发表了《俄罗斯重评斯大林》、《还历史公正———俄罗斯对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反思》等文章,列举大量俄罗斯政界、学界和民意调查的材料,阐明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出现重评斯大林热潮。在《再谈俄罗斯反思苏联历史、重评斯大林思潮》一文中,作者针对那种认为俄罗斯对斯大林、对苏联历史的评价“向来”是保持公允、客观的态度,和不存在对斯大林“重新评价”的观点,指出俄罗斯社会对斯大林的评价有过几次重大变化:赫鲁晓夫曾经掀起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戈尔巴乔夫则不仅全盘否定斯大林、甚至全盘否定苏联70年历史;由于苏联解体、民族分裂……造成俄罗斯社会的巨大变化,进而引起的上层建筑、思想领域的变化。近年来涌现的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和斯大林的思潮,就是这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性反应。特别指出,当前俄罗斯社会反思苏联历史、重评斯大林的思潮,其实质并不意味着对苏联旧体制弊端的认可,而是对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不满;意味着今天俄罗斯社会能以更加科学、更加理性的态度评价历史,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利于国家的复兴。针对“呼唤‘铁腕’”,“企盼强权”观点,他强调,不能把一个民族复兴的愿望与少数人的“大俄罗斯主义”思潮混为一谈。既然我们反对把中国的发展说成是“中国威胁”,同理,也不能随意把俄罗斯人希冀民族复兴的愿望说成“大俄罗斯主义”、为“强权”招魂[18]。

（二）关于如何认识斯大林模式的争论

作为世界第一个成型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斯大林模式因其非凡的成就和与时俱增的弊端备受世人关注,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也一再引起学术界激烈的理论争锋。进入新世纪,学者们在总结中苏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失败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围绕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必然性、斯大林模式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斯大林模式与苏联解体的关系等问题再次展开争论。

1.关于“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有无历史必然性的争论。张玉龙认为,“斯大林模式”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国际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以及国内人民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期盼,迫切要求实现工业化,要求经济高速度增长;国内生产力落后,农业仍是主导产业且处于小生产状态,发展工业的财力、物力极其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选择了借助国家力量强行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独立工业基础的道路。“斯大林模式”开创性的理论与实践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相对落后国家从农业向工业化的“跨越”阶段中起过特殊作用。但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这种模式逐渐暴露出其缺陷及局限性。在新的历史时期,“斯大林模式”虽已不可能再具有“样板”的意义,但批判继承这一历史遗产,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评判,仍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前提[19]。俞良早分析了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认为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同英法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相比较,斯大林模式以强有力的国家权力克服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上的不稳定,更具有达到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功能和作用[20]。

与上述观点相左,有的学者则认为斯大林模式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探索。尽管斯大林模式的建立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但并不是必然的。在苏联也存在另一种社会主义发展观。列宁晚年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上,进行文化革命,提高广大居民的素质,把这一点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布哈林认为社会主义应当有机地成长,应当长入社会主义,而不能通过机械的阶级斗争,用打掉牙齿的办法进入社会主义。有机的长入,就是说不搞运动,不搞“大跃进”,不搞人为的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归根结底,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素质,人们得不到自由发展,社会主义就是一种空想[21]。2.关于斯大林模式的地位与作用的争论。斯大林模式是一个毁誉参半的模式。结合中苏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沈宗武从强调斯大林模式制度创新意义和突出现代化历史定位的角度肯定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地位和成就,令人耳目一新。沈宗武认为,斯大林模式是针对新经济政策的一次制度创新,是苏联人民先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再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形式,是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现代化、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途径。从客观效果上说,斯大林模式对于苏联快速实现现代化,锻造强大的工业基础,缔造先进的科学文化,构筑稳固的国防基础,推进社会向都市化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从现代化的角度看,苏联的现代化进程不仅肩负苏联经济、文化落后的沉重任务,而且还面临着来自国内外敌人的双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模式的执行使苏联摆脱了众多不利因素的制约,快速实现了现代化[22]。

郑易平、龚海林则认为沈宗武的观点值得商榷。针对沈文提出的斯大林模式是一种普遍有效的”后发先进“的现代化模式,创造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等观点,旁征博引,逐条予以反驳。他们认为,斯大林模式不利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实现,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科学文化的繁荣。斯大林模式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理论探索不相一致,从长远看阻碍了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斯大林模式的坚固及其自我强化机制,构成了改革斯大林模式的难以逾越的障碍[23]。汤德森认为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是苏联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领导下,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政治经济体制,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推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种种弊端。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24]。肖枫也持相同意见,他认为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对其应给予全面辩证的评价。斯大林尽管犯过错误,但仍不愧为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模式虽然在性质上是社会主义的,但却是一种扭曲僵化了的模式。我们应从中吸取历史教训,重新研究“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问题;重视无产阶级掌权之后如何发挥好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问题以及如何改善社会主义形象,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的问题[25]。

3.关于斯大林模式与苏联解体的关系的争论。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斯大林模式与苏联解体进行了多维的思考和总结,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斯大林模式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另一种则截然相反,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源并非斯大林模式。

周新城认为,斯大林模式的失误和弊端与苏联的解体演变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一种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些失误和弊端能不能变为向资本主义演变的现实因素,取决于党的路线。苏联解体的主要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推行一条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背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本身,恰恰是全盘否定“斯大林模式”,成为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根本原因[26]。吴恩远也指出,苏共在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斯大林模式中某些弊端的积累也日益严重,如: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教条主义,特权阶层,脱离群众等,其中每一种弊端的发展都足以致命、否定自己。但如果说这些弊端是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则略显简单,因为苏共自身还同时存在“肯定”的一面。并不是某个社会在某个时期存在弊端就一定要灭亡,就如同人有重病并不一定就会死一样,关键是看其领导人在制定大政方针时如何发扬成绩、纠正时弊[27]。

刘克明则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斯大林模式的深刻矛盾及其消极面的发展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的覆亡。在斯大林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的引导下,苏联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严重对立,封闭保守,排斥西方的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长期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把苏联经济搞成了一种军事化以致超军事化的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严重畸形,消费品经常短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下降,引起群众不满。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消极因素又不断发展,使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28]。

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理论争锋,由于篇幅所限,上述所论及的仅为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从中已可看出理论界争论之激烈。浓厚的学术争鸣氛围促进了斯大林问题研究的繁荣发展,这无疑是新世纪斯大林问题研究的又一大特色。

新世纪以来,国内斯大林问题研究呈现出的新态势,无疑有其实践基础与理论积淀。一方面,中苏两大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经验,使我们有可能更确切地、更深入地认识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功过;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学术界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一步摆脱意识形态争论的影响,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的理论氛围更加浓厚,学术界更为客观地认识和评论斯大林的历史功过问题,从而推动了对这一问题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联合撰写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时,曾加入了这样一段话:“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23]这段话深刻地预示了有关斯大林问题研究的走向。国内学术界对斯大林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和理论发展的必然体现,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优秀的研究论著问世。

参考文献：

[1]刘书林.斯大林评价中具有争议性问题的新分析[J].政治学研究,2006,(4).

[2]刘书林.论科学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和历史地位的三个基本点[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7,(2).

[3]林蕴晖.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说的质疑[J].中共党史研究,2005,(1).

[4]李明斌.中苏两党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争论评价[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