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几年来,以狄仁杰探案为题材的影视剧得到了广大中国观众的热捧,收视率居高不下。人们在欣赏充满悬疑、紧张刺激的探案故事后,无不被大唐宰相狄仁杰“断案如神”的智慧所倾倒。
然而真实历史的狄仁杰,乃是一位护国良相,探案并非其人生的主流,那么历史上的狄仁杰是个什么样的人,其“神探”形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狄仁杰生于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的一个庶族官僚家庭。年长后,通过明经考试而出仕。但由于为人刚正不阿,得罪了人,因此遭到了诬告。幸好审理官员阎立本(著名画家)明察秋毫,为狄仁杰洗脱了冤屈。同时发现他是位不可多得的人才,谓之“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推荐狄仁杰作了并州都督府法曹。
此后,狄仁杰历任大理寺丞、侍御史、度支郎中、宁州刺史、冬官侍郎、文昌右丞、豫州刺史、复州刺史、洛州司马等职,但无论身居何位,他都能做到“威武不能屈”,遇到权贵也都坚持原则,毫无退让。
武则天称帝后,于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九月,任命为狄仁杰宰相,担任地官侍郎、同平章事。可不久,狄仁杰就陷入酷吏来俊臣的罗织网里,被诬告谋反。可狄仁杰通过智慧,巧妙地为自己辩诬,终于使武则天幡然醒悟,免去了他的死罪。但狄仁杰也因此被罢相,贬为彭泽县令。
狄仁杰在彭泽(今江西彭泽),勤政爱民,深受当地百姓拥护。那时当地正好遭遇干旱,他上奏朝廷,要求免除租赋,开仓赈济。正是狄仁杰的爱民之举,才使当地渡过饥荒,免去了一场严重灾祸。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入侵冀州,河北震动,朝野皆惊。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魏州刺史,镇守北边,抵御契丹。狄公到任后,立刻恢复当地生产,稳定军心。当契丹人看到当地军民士气高昂,便不战自退了。
由于抵御契丹有功,狄仁杰回朝再度拜相,担任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授银青光禄大夫。此时,狄仁杰虽然已年老体衰,但他仍然尽心竭力,关心百姓福祉与国家前途,提出一充满建设性的措施,对以后几年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来“开元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当时,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武承嗣与李唐王室争夺太子之位。狄仁杰作为李唐的忠臣,极力劝阻武则天,对她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他直谏:“你为元首,我为宰相,立太子是国家之本,岂能不预知乎?”他还拿出宗法社会的伦理劝告武则天说:“姑侄与母子那个亲?陛下若立庐陵王(李显),则千秋万岁常享宗庙。而要立侄,没听说过侄为天子,而姑于庙者也?”狄仁杰语重心长的劝说,终于使武则天醒悟,召庐陵王李显回宫,立为太子,为后来的唐中宗。狄仁杰为李唐王室的重新掌权,做出了独特贡献。
狄仁杰颇有知人之明,为朝廷推荐了不少优秀人才。像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位忠贞廉洁、精明干练的官员都是狄公举荐的。他们不但净化了武则天时代的朝廷风气,有的人更是在后来辅佐唐玄宗李隆基,开创了“开元盛世”。当时有人就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留下了“桃李满天下”的典故。
久视元年(公元700年),狄仁杰病故。武则天异常悲痛,宣布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失声叹道:“朝堂空矣!”并发出“天夺吾国老何太早矣!”的感慨。
纵观狄仁杰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刚正不阿、勤政爱民、天资聪颖、有容乃大的护国良相。他可以说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重要人物之一。这与后世的“神探”形象存在较大的差异。
但是,狄仁杰的“神探”之名,也并非空穴来风。根据一些史料记载:“仪凤元年(公元676年),狄仁杰担任大理寺丞,掌管国家刑法之权。到任仅一年,便亲躬审案,处理前任积案无数,牵涉人命17000多件。他明察善断,循律准确,拆诉冤狱,颇得时人称赞,一时名声鹊起。”虽然史书上没有记载探案细节,但高度肯定了狄仁杰的秉公执法、“断案如神”。为后世留下了好素材,为“神探狄仁杰”的出现,提供了基础。
从宋代开始,市井上就出现了以公案为题材的话本。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古典小说逐步兴起,形成了公案侠义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像《龙图公案》、《三侠五义》、《海公案》、《彭公案》、《施公案》等等,都是其代表作。这类小说都是以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包拯、海瑞、施世纶、彭鹏等等)为主角,并辅以江湖豪侠(展昭、黄天霸、欧阳德等等)的协助,侦破了不少悬案,为饱受冤屈的人洗脱了罪行,并让作恶者得到应有惩罚。通过公案小说中的故事,塑造了不少断案如神、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的清官形象,以及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江湖豪杰。
由于狄仁杰在历史上留下过断案美名,因此自然而然成了公案小说不会放过的人物。在清末,出现了一本《狄公案》(或称《武则天四大奇案》)的公案小说。此书为无名氏所作,共六卷六十四回。本书分为两部分,前三十回,主要写狄仁杰在昌平县令时平断冤狱的故事。后三十四回,写狄仁杰担任宰相时参与的各种政治斗争,展现他为拥护李唐王室做出的贡献(后半部分或许存在影射慈禧乱政,囚禁光绪的事件)。《狄公案》可能是目前最早关于“神探狄仁杰”的著作,为当代狄公形象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狄公案》虽然为“神探狄仁杰”提供了雏形,但真正塑造狄仁杰神探形象的,并非是中国人,而是一位金发碧眼的荷兰人——高罗佩。
高罗佩(1910-1967),字芝台,本名罗伯特·汉斯·范·古利克(Robert Hans van Gulik)。他是一位外交官,同时也是一位汉学家。据说通晓15门语言,在荷属东印度(印尼)日本、中国、美国、印度、黎巴嫩、叙利亚等国工作过。
高罗佩从小就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接触过中国文化,并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抗战期间,他在重庆的荷兰大使馆工作,有了更多学习中国文化的机会,他海量阅读中国典籍,结识各位文化学者,使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更加深入。
据他回忆“在重庆度过的岁月,对我在学术和艺术方面的研究,具有了不可估量的价值。来自中国所有重大文化中心的最优秀学者和艺术家都聚集在这里,而因为实际上没有其他娱乐,放松自己的主要活动是每天的茶话会,以及就中国文化中任何想象得到的话题进行没完没了的交谈。”
有次,高罗佩意外看到了《狄公案》,感到颇为惊讶。他认为书中的“前三十回基本符合西方人的欣赏习惯,小说短小凝练,情节架构新颖,描写人物有限,开端并未透露罪犯信息,也无太多荒诞的超自然元素及冗长乏味的道德说教。”因此,有了翻译这本书,向西方人介绍狄仁杰的想法。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高罗佩将《狄公案》前三十回翻译成英文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狄仁杰在西方人眼中成了“中国的福尔摩斯”。在此激励下,高罗佩决定自己动笔,以狄仁杰为主角,创作侦探小说。
从第一部《迷宫案》问世引起轰动以来,高罗佩的后半生笔耕不辍,相继创作了《铜钟案》、《黄金案》、《铁钉案》、《四漆屏》、《红阁子》等以狄仁杰探案小说,最终形成了洋洋洒洒130万言,包括15个中长篇和8个短篇的鸿篇巨制——《大唐狄公案》。
《大唐狄公案》综合了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以及西方侦探小说的不少长处。既强调狄仁杰刚正不阿、两袖清风、体恤民情等高贵品质,更融入了不少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如典章制度、风土名物、民俗生活等等)。同时加入了勘察现场、注重证据、严谨推理等等西方刑侦手段以及当代心理学思想。可以说这是一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结合的佳作。一位古老而现代的狄公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通过令人拍案叫绝的侦破过程,品味到“神探狄仁杰”的风采。
改革开放后,《大唐狄公案》被引入中国,翻译成中文,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央视与山西电视台合作,改编了高罗佩这部巨著,拍摄了《狄仁杰断案传奇》这部电视剧,将“神探狄公”搬上荧屏。此剧一经播出,就获得不错的收视率,狄仁杰的“断案如神”的形象开始深入人心。
而进入本世纪,以“狄仁杰探案”为主题的影视剧、网络剧更是汗牛充栋,使“神探狄仁杰”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狄仁杰的大众形象也褪去了护国良相的形象,而成为与福尔摩斯、波罗探长、布朗神父、侦探柯南等其名中国的神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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