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晓彤

罗隐诗歌，圈画最多

应举镇（应举是什么意思）

人们普遍认为，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毛泽东最爱李白，那么他圈画最多的诗歌一定是李白诗。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现存毛泽东故居藏书中，罗隐诗歌却是毛泽东圈画最多的，数量多达91首，而李白诗歌只能屈居第二，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罗隐诗歌的重视与喜爱。

罗隐（833—910），原名横，字昭谏，号江东生，杭州新城（今浙江富阳）人。天资聪颖，少有诗名。屡次应举，“十上不第”。咸通十一年（870年）入湖南幕府，次年任衡阳主簿。黄巢起义后，避乱隐居九华山。光启三年（887年），入镇海节度使钱镠幕府，任钱塘令等职。五代后梁开平三年去世，享年77岁。罗隐工诗擅文，著有《甲乙集》《罗昭谏集》。

那么，毛泽东主要圈画了罗隐的哪些诗歌呢？

罗隐一生坎坷，又处于唐末衰败的时代，其诗歌中充满着对于现实的关切，多愤懑不平之言，后人曾评价其为“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毛泽东在其藏有的罗隐诗集《罗昭谏集》和《甲乙集》中所圈画的，也多是此种类型的诗歌。

◆罗隐像。

比如，罗隐的咏史诗。这类诗常常通过古今对比，抨击现实。毛泽东曾圈画过这类诗的代表作《王濬墓》《西施》《秦纪》《焚书坑》《董仲舒》等。他在《王濬墓》的标题前画着两个大圈，在前两句“男儿未必尽英雄，但到时来命即通”旁画有密圈。这首诗是罗隐借西晋大将王濬的故事，抒发自己时运不济、怀才不遇的感慨。毛泽东在《西施》的标题前同样画过两个大圈，且整首诗都加了密圈。罗隐在这首作品中，一改传统观点认为西施是红颜祸水的看法，而是看到了封建王朝的盛衰有命，写道：“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谓比较深刻的见解。

除了咏史诗，毛泽东还圈画过罗隐的许多咏物诗。比如这首著名的《雪》：“尽道丰年瑞，丰年瑞（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毛泽东曾以每行五字、四行书写的形式手书过这首诗。这首诗虽以《雪》为题，但实际上是借物抒怀，探讨的是雪究竟是否真的是“瑞兆”，流露出的是对广大贫苦人民的深刻同情。又如《浮云》：“溶溶曳曳自舒张，不向苍梧即帝乡。莫道无心便无事，也曾愁杀楚襄王。”毛泽东对全诗都加了圈点，并在标题前画着两个大圈。这首诗借描写浮云的自由自在，表达了诗人不愿投靠权贵的高洁情操。

此外，毛泽东还圈画过罗隐一些剖白心迹的诗歌。如著名的《自遣》：“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毛泽东对这首诗一路密圈到底。又如《东归别常修》：“六载辛勤九陌中，却寻归路五湖东。名惭桂苑一枝绿，鲙忆松江两箸红。浮世到头须适性，男儿何必尽成功。唯惭鲍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风。”毛泽东对全诗每句都加了圈，天头上画着大的圈记。毛泽东还曾手书《曲江春感》：“江头日暖花又开，江东行客心悠哉。高阳酒徒半凋落，终南山色空崔嵬。圣代也知无弃物，侯门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这些诗歌有苦闷忧思也有淡泊心境，从中可以读懂诗人的内心。

上述这些诗歌，只是毛泽东圈画的众多罗隐诗歌的一小部分。这些诗歌的共同特点，就是都为感时伤世的愤懑语、失意语、讽刺语，是一位具有家国情怀的封建士大夫对于所处时代的反思。也许正因如此，罗隐的诗歌才得到毛泽东如此青睐。

同一句诗，不同引用

如果在罗隐诗歌中选择一首毛泽东最喜爱的，应该是这首《筹笔驿》：

抛掷南阳为主忧，

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

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

两朝冠剑恨谯周。

唯馀岩下多情水，

犹解年年傍驿流。

筹笔驿，在今四川广元境内，相传诸葛亮曾在此筹划北伐大计。诗中描写了诸葛亮抛弃隐居生涯，为蜀汉四处征战竭力运筹，然而最终因时运不济，遗恨而亡的往事。全诗充满同情与惋惜之情。毛泽东阅读此诗时，在标题前画着三个大圈，在第一句旁画着曲线，从第三句开始一直圈画至全诗末尾，每句诗的末尾也都画着圈，足见对此诗的重视。

这首诗中，毛泽东最喜欢的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一句。这句诗说的是，一个人在时运顺遂时天地仿佛都会齐心协力帮助他，而在运势一去不复返时就连英雄都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毛泽东不仅单独手书过这句诗，还曾引用它对古代与现实中的两位人物进行过评价。

第一次引用，是借用此句评价梁武帝萧衍。

毛泽东在阅读《南史·梁武帝纪》时，看到作者李延寿对萧衍有这样一段评价：“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所失，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乎。”毛泽东在这段评论的天头上，用红铅笔写下了罗隐的这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借以评价萧衍。

萧衍，为南朝梁开国皇帝。其在位初期，留心政务，革除弊端，宽待门阀，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都颇有建树，是一位较有作为的帝王。但其在位晚期时，随着年事增高，怠于政事，“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后又引狼入室，接受了北魏侯景的降服，最终因“侯景之乱”导致梁朝灭亡，自己也被囚死于台城。李延寿从创业与守业的角度对梁武帝的一生进行了评论，让后世引之为戒，言辞颇多批评。而毛泽东援引罗隐的这句诗，则更多的是从时运的角度品评梁武帝的成败得失。他看到了其中隐藏的无奈，表达的是对梁武帝这个历史人物的同情。

第二次引用，是借用此句化解一场政治风波。

这件事，发生在“文革”期间。据刘华秋《忆毛泽东主席援引罗隐诗》一文回忆:

1967年8月7日晚，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在接见外交部驻外使馆参赞姚登山时，发表了一篇讲话，否定建国以来外交战线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煽动姚登山起来夺权。这篇讲话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外交大权一度旁落，我国的对外关系遭到严重的破坏，在外事领域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外交部的刘华秋等人通过王海容向正在南方视察工作的毛泽东主席送去了王力“八七讲话”的抄本和有关的一系列材料，反映外交部的问题。9月24日凌晨4点，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早已等候在中南海的王海容即向他汇报了有关情况。当王海容说到王力“八七讲话”不得人心时，毛泽东针对当时“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问题，只援引了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并说：“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

早上6时多,王海容回到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刘华秋等人焦虑地询问她毛主席究竟讲了什么话?王海容说:主席对王、关、戚的问题只引用了两句古诗。大家立即翻阅唐诗、宋词,却没查到出处。加上王海容把“时来天地皆同力”的“力”误听为“立”字,就更难查了。因为这两句诗事关王、关、戚的定性,他们便去请教王海容的爷爷、毛泽东的表兄及国文老师王季范先生，才弄清楚是出自罗隐诗《筹笔驿》。刘华秋等人一致认定：毛主席援引罗隐这两句诗,寓意深长,耐人寻味,给王、关、戚作了个“盖棺定论”。意思是说,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时来运转,红极一时,似乎天、地、人都协力支持他们,一切都很得手；但曾几何时,他们行不义必自毙,好运不长,气数已尽,曾经不可一世的“英雄”，将要被历史的车轮压倒,成为得不到自由的阶下囚。后来刘华秋等人才知道，早在这一年的8月底，毛泽东已指示对王力、关锋、戚本禹隔离审查，王、关、戚从此销声匿迹。

毛泽东引用同一句诗分别对古代人物和现实人物进行评价，这在他引用古诗的方式中是不多见的。而这两次引用明显含义不同：对梁武帝，毛泽东表达的是同情之情；而对于王、关、戚，毛泽东表达更多的则是义愤与无奈。

生平才学，同情欣赏

毛泽东喜爱罗隐诗，与罗隐的生平遭际及他的才学有着一定的联系。

罗隐有这样一首诗《嘲钟陵妓云英》：

钟陵醉别十余春，

重见云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卿未嫁，

可能俱是不如人。

毛泽东在《罗昭谏集》中的这首诗最后两句上，字字都画了密圈。在《甲乙集》的这首诗中，除圈点外，还批注到：十上不中第。

毛泽东的这一批注，实际上隐含着他对于罗隐生平的了解，也就是这首诗背后的一段故事。

据传，罗隐首次应考时，在钟陵县的酒宴上遇见歌妓云英。十二年后，他再度落第路过钟陵，又与云英重逢。仍然是歌女的云英也惊诧罗隐仍然为布衣，于是罗隐便心生感慨写下此诗。罗隐的这首诗，表面上是嘲笑妓女云英还未出嫁，实则是自我解嘲，“可能俱是不如人”无疑是一种不得已的苦笑。罗隐少时便颇有才名，本有远大志向，但因刚正不阿，愤世嫉俗，写《谗书》讥讽时政，为朝廷公卿所忌，于是十多次应举均不中第，并非才不如人。所以毛泽东才在阅读这首诗时写下“十上不中第”的批注，这是对诗人身世遭际的深刻理解与同情。

毛泽东除了同情罗隐的遭际，对于他文学才华以外所展现出的其他才能也颇为欣赏，尤其肯定了他的军事才能。南宋袁枢所撰《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九《钱氏据吴越》中记载：“初，镠筑杭州罗城，谓僚佐曰：‘十步一楼，可以为固矣。’掌书记余杭罗隐曰：‘楼不若皆内向。’至是，人以隐言为验。”毛泽东在阅读到这段文字时，在罗隐的话上逐字进行了圈画，并批注：昭谏亦有军谋。

这段记载说的是，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镇海、镇东节度使钱镠扩建杭州城，修建了十步一楼的坚固城防工事，便认为杭州已固若金汤，外敌不可侵，可担任钱镠掌书记的罗隐却认为“楼不若内向”，意指要提防杭州城内可能发生的变故。罗隐的话最终应验。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驻扎在杭州城内的一支原北方降兵组成的军队发生哗变，史称“徐许之乱”。钱镠在那场动乱中，史载其“几于覆国”。由此可见罗隐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洞察力，因而毛泽东评“昭谏亦有军谋”。

也许正是罗隐坎坷的人生际遇，让他的诗歌多了关于时政、关于民生、关于命运的深刻思考，也让毛泽东于浩瀚的诗歌长河中发现了罗隐诗歌穿越时空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发现了具有杰出才学和凛然傲骨的文学家罗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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