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明朝的名将，你能想到谁？是六王之首的徐达、夷灭三族的蓝玉，还是南歼倭寇，北御鞑靼的戚继光？无论是谁，不知你是否也曾听说过这样一位武将——王崇古。

或许你会认为这位武将的人生碌碌无为，可实际上这位武将的功绩，一点不比戚继光差。

从扫荡倭寇到镇守陕西，从隆庆和议到俺达封贡，一代名将王崇谷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

王崇古著述

王崇古，字学甫，号鉴川，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人，生于正德十年(1515)四月二十一日,卒于万历十六(1589)年十一月十七日。

王崇古的功绩主要在明朝边防:嘉靖三十四年(1555)任常镇兵备副使，击倭寇于夏港;嘉靖四十三年(1564)升任右都御史，巡抚宁夏;隆庆元年(1567)，总督陕西四镇军务:隆庆四年(1570)，总督山西、宜大军务。

王崇古对明代边防有重要的贡献，《明史》评价其“身历七镇，勋著边陲”。

初入仕途

王崇古为山西蒲州人士，祖籍汾阴，明初迁址蒲州，今山西永济一带。

焦竑的《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赠太保谥襄毅王公崇古墓志铭》中载王崇古“家汾阴，国初徙蒲。”

汾阴在汾水之南，今山西运城市万荣县境内，汾阳位于汾水西北，今山西吕梁汾阳市。

王崇古在诗中自言“予本龙门裔”(《公余漫稿》卷一《大河吟西夏作》)，龙门指河东郡龙门县，今山西万荣一带，即王崇古祖籍应为汾阴，而非汾阳。

王崇古少时便显示出慷慨英气，“少时评三晋人物，于裴晋公、文潞公、韩忠定、王恭襄心尝向往之。”

王崇古少时师从其舅父，其诗《灵椿五桂歌为同门祝尊师一泉孙翁七祀寿》载:“翁，古师也……古少失慈，依舅父首山，翁爱甥如子。携古，偕仲兄……从一翁游，思义良笃。”

“古”，指的王崇古。王崇古舅父姓孙，依崇古所记，其少时常跟着男父学习。王崇古于嘉靖二十年(1541)中进士，时年27岁。

《明史》中载:“王崇古……嘉二十年进士。”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嘉靖二十年进士登科录》中载:“王崇古……军籍。州学增广生。治《书》经……山西乡试第一十名，会试第二百七十九名。”

明制规定:“试卷之首，书三代姓名及其籍贯年甲，所习本经，所司印记。”

明代役籍反映进士家庭的职业类型。王崇古为军籍进士，即其家庭为军户，身份为增广生，主修经书为《尚书》。焦竑撰墓志铭载:“实出郑端简公之门”。

嘉靖二十三年(1544)，王崇古入刑部，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

任职之后，其父王瑶作书告诫，“太守君以进士授刑部主事，公作书以五形明允，勿致为戒。”

王崇古依其父告诫做到了诘奸缉乱，秉公无私。王崇古初入刑部，便政绩突出。

《刑部四川司主事王崇古》中评价:“具官某持身有恪，奉法无私。听断留，平反惟允。年书绩，上达予。”

二十四年(1545)，王崇古封承德朗，入京为职。王崇古二十九年(1550)离任，在刑部任职七年。

韩邦奇为王瑶撰的墓志铭中记录王崇古二十三年(1544)入职刑部，之后“又明年，迎养至京……居京六载……庚戌，太守军有安庆之命”"，前后在刑部共七年。

嘉靖三十八年(1559)，崇古任都州兵备副使。王古诗《歌三章金陵陈羽伯》自序:“明年己未，予补巡河西。”

鉴川在部廷时，重边防，均赋税，倡新学，请准许农民改粮银输谷，《鄌州志》中评价王公:“有大略，念民……百姓德之。”

王崇古重视学校教育，三十八年(1559)春捐资募工修建学堂。

《州志》中收录杨宗器撰《修学记》。其中记载了王崇古捐资修建学堂的始末，并评价王公:“家世宗，明兴正学，德凝而格正，行伟而志弘……耻末世之伪，而重阳士气之浮:昭正学，树身教，急于变习俗，而纳之中正之规。”

嘉靖四十三年(1564)，任河南右布政使。在这之后，王古转战西北，开启了仕途生涯新的阶段。

抚宁督陕

明朝 270 多年的历史中，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始终是明廷一大要务。

嘉靖四十三年(1564)之后，王崇古任职宁夏，与北部蒙古交锋，正史中关于王崇古的记载逐渐详细。

自抚宁之后起，王崇古的政绩主要集中于军事。他有报因之志，亦有报国之才能，在每一任职内，都有不俗的政绩，正如孙应鳌在《奉别鉴川王公序》中所评价:

“为比部，即为名比部:为守，即为名郡守:兵江以南，则江南之名著;再饬兵陕以北，则北之名著。”

嘉靖四十三年(1564)，升河南右布政使王崇古为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巡抚宁夏。

王崇古在宁夏任职时政绩颇多。嘉靖四十四年(1565)，王崇古《为审时度预图因革以备战守以维重镇事》。此奏议主要涉及调发兵丁留守河西，疏通水利，开拓荒田，补马，请发例银，任用土人。兵部认为王崇古所陈之策“均切西夏要务”。

同年四月，蒙古侵袭清水营，王崇古派遣吴鼎出击，获胜。之后蒙古侵袭榆林，王崇古督兵救援，颇多俘获。王古在宁夏时显露其军事才能。

嘉靖四十五年(1566)冬，蒙古入犯陕西右边，多地受重创，而夏境独得宴然。

陕西三边指延绥、宁夏、甘肃，原都属陕西，后蒙古入套，固原成为边冲要地，设固原镇，又称陕西镇，与其他三镇合称陕西四镇。王崇古指挥将士作战，多次获大捷。

隆庆三年(1569)四月，鄂尔多斯部著力免台吉侵袭河东，王崇古指挥部将雷龙于兴武营处袭其营，斩敌颇多，获马匹等物。此次大捷后，王崇古升右都御史。

隆庆三年(1569)九月，蒙古右吉能犯边，王古命雷龙出花马池、长城关，于白城子处与吉能交战，大败之。

都御史庞尚鹏为纪念王崇古花马池捣巢取得大捷而专门作“记”一篇:“今总督鉴川王公受命以来，声震四服。期月之间，数提兵出塞，探虏穴而捣其虚，霆击风驰，若从天而下，一何壮哉!”

户部尚书耿定向在所上奏疏中肯定崇古对边防的贡献:“如前兵部尚书王崇古……经略疆场，至今廿年，边不耸。”

王崇古所上奏议数目较多，多切合陕甘宁要务，涉及边防、屯粮、军费等。

庆二年(1568)三月，王崇古上《为恪遵圣谕条陈边务以图安攘事》。

隆庆四年(1570)正月，王崇古上疏请求增加陕西四镇军费，王崇古所上之疏均得到了皇帝的重视。

总督山西

王崇古仕途高峰期主要是在高拱、张居正等权臣的协助下促成了“隆庆和议”。

明穆宗仅在任六年，却使明朝走向中兴，最主要的原因是任用了高拱、张居正等人，南部抗取得显著成就北部因“隆庆和议”结束了与蒙古多年的征战，使国家进入了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发展期。

隆庆四年(1570)正月十九日，“命总督陕西三边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王崇古以原官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

王崇古实施抚绥政策，招徐西番、瓦刺等降人，也是因为这一政策，把汉那吉才会选择投归王崇古。

隆庆五年(1571)九月，俺答之孙把汉那吉归降，王崇古借此机会提出与俺答部议和，上疏数十次之后，终于促成“隆庆和议”。

“隆庆和议”达成的协议是双方停止战争，在边境的宁夏、甘肃、宣府、大同等镇通贡、互市。

和议当时遭致御史叶梦熊等人的反对，认为敌情叵测，俺答等人不可信任。

王崇古据理力争，提出若不通贡，俺答等部落会持续侵扰北部边防，崇古的提议得到了高拱与张居正的支持，终促成明蒙和议。

与河套俺答部落通贡互市主要在大同一带，在俺之后，明廷又相维与吉能等部落通贡，也是王崇古促成，《明史》载:“崇古令要土蛮、昆都力、吉能等皆入贡。”

与土蛮的通贡未达成，与昆都力的通贡在河北新开口堡一带，与吉能的通贡主要在陕西三边。

王崇古促成的“隆庆和议”为明廷与蒙古带来了多年的休战。焦所撰墓志铭中颂扬此事:“今塞无传烽，亭有卧鼓，享太平之福者二十年，故不知公决策之难也。”

兵部在奏折中亦说明:“北虏三镇贡市事竣，粮饷无飞挽之繁，士马免锋销之苦，华夷欣戴中外。”

王崇古作为和议的发起者，功不可没。明神宗在赠王崇古谥诰中给予其高度评价:“博大有谋，沉善断，绵更外服，践历戎行，洎拥节旌，任惟锁钥，诸艰历试，百折不挠……生为人，国恤，古称不朽。”

仕途后期与致仕

万卸任总督之后，王崇古调回京城任职，虽然官职一直在升迁，但这一时期的功绩已不如前，因为官商一体的家世、与张居正交恶、和议的后续事情而屡遭弹劾。

王崇古性格耿介，在边塞大有作为，回京之后却反而不能适应复杂的官场，正如墓志铭中所评价的:“公威系名王，而不能讨城狐之恩，信乎绝域，而不能结委蛇之知，则信乎任事者之难也。”

万历三年(1575)九月，王崇古改刑部尚书。这一时期因傅应之事与张居正交恶。言官应执因“夺情”一事弹劾张居正，张居正定博应的罪名，而王崇古反对张居正此做法，认为不应治言官的罪。

在“夺情”事件中，反对张居正的官员均遭受处罚，王崇古虽未受到明显的惩处，但之后也展次遭受弹劾。

虽然和议已促成，但在具体的通贡互市上，仍与蒙古有诸多纠纷。这一时期，保守派的官员便又因和议一事弹劾王崇古。

万历元年(1573)十月，王崇古遭兵科给事中刘铉弹劾，认为促成和议是王崇古“甘心媚虏，欺班朝廷，躐取爵赏。”

但神宗批评刘铉轻听风闻，证人名节。万历五年(1577)四月，改刑部尚书王崇古为兵部尚书。

九月，南京湖广道御史陈堂弹劾崇古徇房弛防。陈堂提出封贡之后蒙古要求过多，已不符合议和之初所协商的准则，认为与蒙议和是为求边境和平，境内修养生息，但之后并未达到朝廷的预想的效果。

十月，复遭给事中尹、御史高维崧弹劾王崇古。而和议一旦产生矛盾，保守派的官员便将矛头指向王崇古。

隆庆六年(1572)七月、六年(1572)十二月、万历三年(1575)大月、三年(1575)九月万历五年(1577)九月，鉴川皆乞求致仕，明神宗未准。

直至万历五年(1577)十月，明神宗才同意鉴川致仕的乞求。王崇古回乡之后，居家赋闲，至万历十六年(1589)去世。

“鉴川去世之后，山西为其立祠，王襄毅公祠，在鼓楼北街，祀兵部尚书王崇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