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现在的人只要一听见新政，一听见变法，一听见改革就忙不迭的叫好，既然是新政，是改革变法，那当然就是站在历史进步的一面，是动摇封建秩序，是使社会向跟接近于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应该热烈赞扬歌颂！而反对新政，反对改革变法的当然都是落后腐朽保守，应该猛烈批判。他们全然不动脑筋，不顾改革的实际内容究竟是什么，反对新政变法改革者的理由又是什么？他们根本不管自己的观点和评价是否前后矛盾！！以这样一种想当然的态度去评价历史，那当然是牛头不对马嘴，始终不得要领的。
进步先进，反动落后这些名词，在他们的嘴巴里完全失去了本身意义，成为他们给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乱贴标签，乱扣帽子的法宝！
当不涉及所谓改革（尤其是失败的改革）的时候，这些人所理解的进步与反动，开放与保守究竟是什么含义？他们无一例外的是把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干预，对私人商业的管制和征税作为反动保守落后的表现，而把国家放弃和削减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干预管制，采取放任无为的政策作为先进开放的表现。
然而一旦涉及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尤其是那些失败的改革的评价，他们的判断却与他们一贯持有的逻辑开始截然相反了，在他们那里，一切对中国历史的评判都仅仅从属于丑化中国历史，矮化中国历史的目的。既然赞成改革的力量失败了，反对改革的力量成功了，那么成功的力量当然就一定是落后保守反动的力量，否则就无法解释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挨打，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社会停滞不前。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路，他们根本不去考察历史事件的具体内容，就抡起批判的大棒，对某一方的历史人物拼命抨击敲打，最后演出的不过是自相矛盾自打耳光的滑稽剧
正因为如此,一些人不问实际，不顾真实，把王安石改革说成是革新进步，把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概打成反动落后守旧。这是相当可笑的。实际上，如果按照他们一贯的逻辑，王安石是站在皇帝的立场，也就是国家的立场上，通过增加对商人市民的控制盘剥让国家从经济发展中获取利益，来增强国力，王安石才是反动落后保守，才是维护君主专制，用国家干预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分子，而司马光等人却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站在商人市民资产阶级私有者的立场上，反对国家对私人经济加强控制管理，反对国家对市场经济的人为干预，主张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市场自由主义，他们才是站在为资本主义发展扫除政治障碍，反对君主专制，反对个人独裁，反对国家侵犯私有财产的先进立场上。
而现在的某些论者却自相矛盾的完全颠倒了评价了，把王安石主张的国家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干预，说成是推动商品经济发展，似乎如果没有这些国家干预，商品经济反而倒不发展了一样，把司马光等人一概打成了保守派落后派，封建地主制的维护者，封建专制的维护者，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自然经济的顽固派，把王安石改革失败说成是封建势力过于强大，封建专制力量过去强大的结果，真不知道是从何说起!还以此说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落后性，停滞性，保守性。看来在僵化的思想，陈腐的概念束缚之下，一些人头脑的混乱，真是可以达到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自相矛盾的本领可以发挥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也确实不得不令人佩服。
其实我们看看历史当事人的对话，也就可以明白真实的情形究竟如何？“《宋史.司马光传》记载神宗时
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光与安石同见，光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转引自[240]p191）
这段话里，国家财政困难，于是神宗召集大臣讨论，司马光的意思是救灾需要节约开销用度，应该从权贵和皇帝左右亲近开始，而王安石的意见是，国用不足不是真的由于国家经济不发展，依靠节约皇帝或贵人的生活开支，用节省下来的那点可怜的费用来勉强支撑，根本不是长久之计，最根本的是没有得到善于管理国家财政的人。然后两人展开争论。
两人最关键的是两句对话
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
赋的本质是农业税收，王安石说“不加赋而国用足”，显然是说通过农业税收以外的收入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显然就是通过对私人商业活动控制和管理来增加收入。而司马光的回答也是一针见血的“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确实在生产力一定的情况下，国家的财政收入多了，相应的民间私人工商业者利润就少了，这是必然的。即便在现代也是如此，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多偷税漏税的行为!司马光看来，通过增加农业税以外的手段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危害比直接增加农业税还要大！
很清楚从两人立场看，司马光是站在平民工商业者的立场上，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而王安石则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站在皇帝的立场上。
所以在司马光看来，应付财政困难，应对自然灾害的办法就是“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而王安石的办法就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控制管理，所谓“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然而某些人为了强奸历史方便起见，可以任意歪曲历史人物言论的真实含义，司马光言论“公家之利，舍其细而取其大，散诸近而收诸远，则商贾流通” 被硬说成这是否定商品交换.
司马光主张商业自由发展，反对国家对私人商业的干预，到了这些人的嘴巴里又变味了
司马光说“彼商贾者志于利而已矣”，如果官府干预其事，“彼无利则弃业而从他，县官安能止之哉”。被说成是“跟豪强兼并之家一鼻孔出气”。（谷霁光）
最荒谬的是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很显然，任何一个理智正常的人都会明白司马光这里所说的民就是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百姓平民，然而在某些人那里，却又无耻对“民”做了满足他们心理需要的解释，
谷霁光说“他的基本论点，乃是‘财不在官则在民(实即豪强)’”[241]
于是司马光所谓的“民”就被这么轻飘飘一句“实即豪强”算是做了了结，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司马光打成一个下贱的毫无廉耻的权贵豪强走狗，但这样许其说是研究历史，不如说是强奸历史更为妥当一些。
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一篇网文中的说法
“司马光的幌子是“官不与民争利”，实质上这个官是指朝廷，民是指权贵，意思是朝廷不要和权贵争利。”[242]
其实这种逻辑我们并不陌生，看过一些文革出版的中国思想史书籍，里面提到孔子所谓的君子和小人，是怎么解释的，这些书告诉我们“君子”就是奴隶主，所谓“小人”就是奴隶，于是一切对君子的歌颂赞美自然成了对奴隶主的歌颂赞美了，对小人的抨击就是辱骂仇恨奴隶被压迫者的铁证，用这种手段来批判古人真是无往而不胜，比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高明出几分，任何古人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轻松而省力的被鞭尸，不过喜欢采用这种手法来解释历史，来批判历史人物的人，在畅快的同时也证明着自己的缺德而已
这种情况不是能力问题，思想水平问题，而是史德有问题，古人纵然已经安眠于坟墓中，不能为自己说话，但这样扭曲作者原意，硬把作者没有的观点强加到他自己头上，若不是昧了良心，也是做不出来的。
其实司马光究竟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说法，是否如某些人所说的为权贵效劳鼓吹？看看当时一般群众对他的反应就可以明了，在《宋史.司马光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帝崩，赴阙临，卫士望见，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起光知陈州，过阙，留为门下侍郎。苏轼自登州召还，缘道人相聚号呼曰： “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
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葬，哭者如哭其私亲。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
蔡京擅政，复降正议大夫，京撰《奸党碑》，令郡国皆刻石。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闻者愧之。』
以上记载或许有溢美之辞，但恐怕也并非凭空虚构
莫非在某些人看来，这里“民遮道聚观”，“天下之民”，“京师人罢市往吊”，“岭南封州父老”，“长安石工安民”都是所谓的权贵，或者都是权贵走狗不成，难道蔡京等人反倒是打击权贵豪强的英雄豪杰不成？真当别人都是傻瓜了！难道他们真以为自己的对历史的肆意歪曲，任意篡改古人原意来迎合他们自己僵化猥劣的思想可以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
事实只能和他们的歪曲篡改相反，正因为司马光是站在平民工商业者立场，站在市民的立场，站在中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说法，是他们的利益代言人，所以才得到这些人的爱戴拥护，所谓“京师人罢市往吊”，从罢市二字可看出，这些京师人就是在城市里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市民，而“长安石工安民”显然也是一个平民手工业者。
我这里不是要为司马光平反，更不是要为司马光张目来贬低王安石（事实上就我本人而言，更倾向于王安石，更赞同王安石的做法），而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如果要保持某些人的逻辑一致性起见，司马光等人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的代表，开放的代表，是代表着新生的资产阶级利益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是反对皇权专制的积极实践者。而王安石则是完全站在皇帝的立场，国家的立场上，是站在阻碍私人工商业自由发展的立场上。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首先无论贬低王安石还是贬低司马光都是错误的，他们都是中国的文化培养出来的优秀杰出分子，都是民族脊梁式的人物。就具体当时情况而言，王安石的立场更有益。这并非是王安石代表进步，恰恰相反中国当时不是不够进步，而是进步的过头了，王安石变法就是把中国往回拉一点，倒退一点。而司马光等人不是落后保守的代表，恰恰相反，他们本身就是进步的体现，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样进步已经是过于超前了，有害而无益！打个比方，就如一个人在前进的路上，这时候大地上有一道长长的裂缝，无法绕行，这道裂缝阔两三米左右，如果就直接站在那里，立定跳远肯定跳不过去，要摔进裂缝，但如果倒推个五十米，然后来个助跑冲刺，就可以跳过去，王安石的变法实质上就是要社会先倒退这五十米，然后通过助跑冲刺跳过这个裂缝。而司马光等人就是不愿意放弃已经获得的进步，不愿意倒退这五十米，就这么直接往前走去。
评价这些历史人物已经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不歪曲他们的思想和言论，才能有一个公道，才是对古人应有的尊重，而不是对历史人物乱扣帽子乱打棍子
有些人已经习惯于用二元对立论来看待评价历史人物，在一个历史活动的对立的两面中，必然有一方是进步的革命的，另一方则是落后的反动的，却不知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去评价历史，往往错误的离谱。事实上对立的两面正是一个事物发展到某一个阶段的产物，削除掉对立两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说明这个事物的发展程度，对立的两面本身就是进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硬性把一方打成落后保守，另一方面戴上进步的高帽，本身就是极端愚蠢的思维方式的表现
公元1019年，司马光出生在山西。两年后，王安石出生在江西。两人的背景极其相似：父亲都曾任多处地方官，也都教出了早慧秀出的儿子--司马光七岁砸缸救人，王安石自小过目不忘。司马光20岁中进士第二名，王安石22岁中进士第四名。要论文学，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司马光则著有传诵千古的《资治通鉴》。
司马光素性俭朴，中进士也不按俗佩花，并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作为传家警训；王安石同样不修边幅，甚至连皇帝都看到过他身上的虱子。这两人也都是公认难得的正直不阿，不求闻达做官，但求贡献人间的贤良君子。
公元1068年，北宋公司的老板英宗病逝，时年20岁的神宗接任董事长，面对纷至沓来的内忧外患亟思有所作为，便起用时年48岁，英名远播的王安石做总经理，大力支持他搞企业再造。
王安石在最高当局的支持下，提出了十项革新，大刀阔斧地从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本来改革在任何地方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当时朝中的名流重臣如司马光、苏轼、欧阳修、韩琦、文彦博等统统反对变法，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但王安石是一代才子，文名久著，而且具有长期在各地为官的丰富行政经验，加上奉公廉洁，一身正气，面对所有保守势力的反对，这位”拗相公“以无比的胆量和气魄答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变法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新法实施过程中的四项弊端。王安石秉持他一贯刚正的气质，只用了十分之一的篇幅答复了司马光的质询，这便是有名的《答司马谏议书》。这篇简洁有力、有理有节的文章成了现代中学语文课本的教材，但从管理的观点来看，却是一个典型“有沟无通”的例子——文字虽好，却没有引证足够的事实，只是用抽象的言辞相互驳难，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徒然增加更多的意气罢了。
收到答书不久，司马光见新法势在必行，便自请离京，搬到洛阳去写他的《资治通鉴》，一写便是19年。
充满改革激情的王安石想要证明他的政策，又无法得到当朝士大夫的支持，便只有起用一些新锐政客来推行自己的主张。例如靠支持变法而得到赏识，后来却和王安石翻脸的吕惠卿；颇富争议，被列入宋史《奸臣传》的章惇，乃至“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的邓绾等。从此新旧两党形成了尖锐的政治对立，而且掺杂了偏狭的地域情结（新党主将都是南方人，旧党则多是北方人）。激烈的党争不但让当世的变法难成，而且带来长期无休的政治震荡：
“王安石本人二起二落，前后担任宰相8年左右，在1076年退隐南京。新法由别人接手续行。
“1085年，38岁的神宗去世，继位的哲宗年方10岁，改年号”元佑“，由向来老成持重的高太后秉政，启用司马光出任宰相，立即废除新法。尽管当时有些旧派大臣建议保留若干成效良好的新法，但司马光却不为所动，一概全废，以至苏东坡、范纯仁等人跌足叹息：“奈何又是一位拗相公？！”
“1086年3月，一生心血付诸东流的王安石去世。9月，他的老政敌司马光也跟着去世，但这两人所引发的争议却并未随之入土，双方的斗争仍不断加温升级。
“9年后高太后去世，被压抑太久的年轻人哲宗亲政，立刻恢复他父亲的新政，不但启用新党，甚至还一度考虑要挖司马光的坟。
“1100年哲宗死，向太后再度撤销新法，启用旧党韩忠彦为相。
“1103年徽宗再启用新党蔡京等，将司马光等人贬为”元佑党人“，刻”元佑党籍碑“，将司马光、苏东坡这群”小人“的恶名昭告天下。同时下诏将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列于颜回、孟子之次，并追封为舒王。至此，王安石达到了宋朝给他尊荣的顶点，虽然这可能并不是他想要的。
“靖康之难后，南宋朝野多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罪于新党，对王安石采取批判的态度。宋高宗说：“天下之乱生于安石。”理宗称王安石为“万世罪人”，并削去他的从祀牌位。
“南宋亡后的几百年间，人们仍在争论不休。极端反对者，如明朝的杨慎，称王安石为”古今第一小人“。支持者如清末民初的梁启超，则又对王安石颂扬备至，列为中国历史上六大政治家之一。
假如让现代企业经理人来票选，王安石和司马光，究竟谁才是君子，谁又是奸佞小人呢？
忠与奸，是中国历史上一套太过简化，却又太被滥用的符号逻辑。将这样的符号逻辑用在政策讨论上，岂不是要强逼每一位参与者都要划清界限，自诩为忠而对方为奸？
归根结底，这世界毕竟是模拟（Analog）的而非数字的0与1。人事的图像一如大自然，是全彩而非黑白。所谓”事未易察，理未易明“，一旦用君子小人的符号逻辑来看待争议，那就很容易形成偏狭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此所以明代高攀龙要说：“天下事，坏于邪见之小人，无见之庸人，偏见之君子。”
君子亦能坏天下之大事，北宋的“王马之争”可谓典型。就现代企业来说，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
“防小人，也要防君子。
防小人，要靠清楚的游戏规则：人谁无私？重点是要透过合理透明的游戏规则来引导人们的自利心和组织利益挂钩。
防君子，要靠稳健的企业文化。所谓”防君子“，当然不是否定公正无私，而是要避免误入忠奸二元对立的心理陷阱。再说，小人、庸人能败事毋需多言，但位高权重的”偏见君子“一旦执拗对立起来，情况可能更糟。
“平常就要小心，避免组织成员因意气用事而形成派系，党同伐异。一旦派系的苗头隐现，要立即弭平。
“任何问题的处理，首先都要理清事实，用数字来让偏见曝光。习惯捣浆糊的人不容其存在。
“扩大参与，引进不同的意见观点。这方面《六顶思考帽》是很值得参考的做法。
才气，才气，有才就有气。能干的人不少都有脾气，产生争论是很自然的。唯有争而不斗，竞而有节，才是我们所要的。企业中可以有各种人的分类，就是不能有”小人“这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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