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人物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近年来，随着大量档案史料的不断公布和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对党史人物的评价亦日趋客观、公正。对一些曾经在党的历史上作过贡献或产生过影响的领袖人物，甚至“反面人物”，也有了新的发掘和认识。这里择取近几年学界比较关注的若干党史人物，略作评述。

李大钊：对其未能参加中共“一大”的原因有了更多层面的深入解读

李大钊（1889-1927）

长期以来，关于李大钊为何没有出席1921年7月召开的党的“一大”会议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也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近年来，有论者根据已有的成果和史料，综合分析，总结了以下几个原因：（1）直接原因：公务繁忙。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并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忙，不能抽身。这是最流行的说法。这一说法主要源自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张国焘写的个人传记《我的回忆》。（2）重要原因：参与领导索薪斗争。这种提法最早是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罗章龙提出来的。他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提到当时北大教师长达十个月的索薪斗争。（3）根本原因：对中共“一大”会议不重视。有研究者认为，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的根本原因是北京小组的成员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通知后，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在组织活动中就没有惊动李大钊。他们互相谦让后，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位学生为代表。（4）个人原因：为人低调；没被推选参加“一大”；怕给“一大”会议带来不安全。李大钊为人比较低调，平时就不愿意直接参加党的会议，对不出席中共“一大”也该是如此。再加上，暑期将至，自己所兼任的各所大学的课程都要进行期终考试，故李大钊没有去参加党的“一大”，只是嘱咐派去的代表，希望陈独秀能担负起领袖的职责，自己则愿做一名普通的党员。

陈独秀：对其思想发展轨迹的研究更加系统和深化

陈独秀（1879-1942）

随着大批档案资料的发现，学界对陈独秀的许多方面都开始进行了重新研究。学者祝彦在其2008年出版的《晚年陈独秀（1927-1942）》论著中，在对历史资料的挖掘和研究对象原著的研读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例如：关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他通过苏联解体后所公布的档案文献推翻了用以论证“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所谓国民党二大上的选举、关于中山舰事件、关于整理党务案的“三大让步政策”，指明了大革命的失败错误主要在于共产国际，而陈独秀只是莫斯科的“替罪羊”。作者还注意到从陈独秀个人的书生性格特征方面来分析其政治悲剧，陈独秀书生那种固有的文人气质所注定的“书生—革命家—终身反对派”的归宿。在《陈独秀思想评传》中，作者系统论述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打破以往研究陈独秀思想所遵循的从创办《新青年》、掀起新文化运动高潮、领导五四运动、创建中国GCD、大革命的失败、参加托派、被捕入狱、晚年流落江津等这样一个粗线条来叙述他的生平的模式；在叙述这些历史阶段的过程中，基本是对传统观点的补充、纠正甚至颠覆，指出对于陈独秀一生的作用和贡献要进行全面认识，不能只限于“革命家”这一角色，陈独秀在其他方面成就还有很多，比如其创办《安徽俗话报》在新闻学方面的功绩；比如其文字、文学、书法方面的成就，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瞿秋白：学界对其在历史上的贡献有了更多的挖掘

瞿秋白（1899-1935）

以往，学界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研究多重在阐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贡献。对于在毛泽东之前，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对这条道路所做出过的独特贡献很少关注。近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鲁振祥研究员指出：历史的事实和留存下来的史料都说明，瞿秋白是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主要启动者之一，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重要奠基人。1927年12月瞿秋白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的《论武装暴动问题》，是当时党内总结“工农武装暴动”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特点和发展方式的一篇代表作，之后又多次对“割据”理论进行阐述。

研究者还挖掘了瞿秋白对南昌起义的作用和贡献。针对“在讲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决策时，往往忽略瞿秋白的作用”的问题，有论者指出，瞿秋白不仅积极参与了南昌起义的酝酿和决策，统筹部署了起义军南下的行动方案，而且在起义失败后以中央临时政治局总负责人的身份对起义的得失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这从瞿秋白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所作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书面报告和《政治决议案》中可以看出。瞿秋白高度评价了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和革命意义，并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和总结了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上当时起义军指挥机关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他在报告中还强调指出，南昌武装起义“在政策上绝非是盲动主义的政策”。因此，瞿秋白在南昌起义期间对中国革命新途径的探索和思考，为遭到挫折的中国共产党人积蓄战斗力量作出了贡献。

王明：不光有大错，也“有大功”

王 明（1904-1974）

对于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王明，过去人们只知道他犯过严重错误，对其历史功绩则知之甚少，似乎终其一生也没给党和人民做过一件好事。而对其犯错误的根源也缺少中肯的分析。

过去在涉及王明错误时，把他在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称为“左”倾冒险主义，在抗战初期的错误称为右倾投降主义。近年来学界对这些定性有了新提法，把两次错误分别表述为“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错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同时，把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与临时中央的错误作了区分。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时明确指出了临时中央的责任，而没有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王明直接联系起来。学者指出，过去评价王明，有两点常常为人们所忽略:一是王明的错误有深刻的国际原因；二是王明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在“如何进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

另外，学者们根据充分的史料认为，王明在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时期起草了一系列重要宣言和指示信，特别是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对中共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以及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学界通过分析认为，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对王明的评价――“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是客观公允的。

抗战初期王明犯了右倾错误，这是党史界的共识。有学者撰文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新的看法，认为王明与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和基本原则上没有分歧，只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与王明有不同看法，基于对王明政治主张的分析，认为不能笼统说王明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放弃了独立自主原则。大量史实说明，王明是坚持党的独立性的。

1956年，王明以“到苏联治病”为由到达莫斯科后再也没有回国，并陆续在国外发表一系列文章攻击中国GCD和毛泽东。他在1971年写的《中共五十年》一书第二编第五节《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中大肆造谣诬蔑，对延安整风时期的所谓“王明中毒事件”进行恶意歪曲，攻击毛泽东强迫他住院治病，“然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他。该书出版40年来，在国际上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其不实之词严重丑化和贬损了中共和毛泽东的形象。

几十年来，史学界一直没有找到驳斥王明诬陷毛泽东的确凿原始史料。有研究者最近从民间收藏者手中发现的当年中共中央调查“王明中毒事件”的原始材料，成为可以澄清这一史实的最确凿、最有力的证据。这批包括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参与的《委员会记录》、《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等14份尘封长达66年的珍贵史料，第一次完整、权威、翔实地记录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真实情况。王明在延安的1943年治疗过程因药物而引起中毒，完全是医疗技术事故，这从当时的会诊记录和对主治医生的审讯记录中都可以看出。另外，王明当时也承认是医疗事故，所以后期会诊时仍要原来的主治医生金茂岳主治。这就以史实确证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诬蔑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纯属谎言。

张国焘：对其错误和贡献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张国焘（1897－1979）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由于他中途叛党，所以长期以来对其历史贡献研究较少。近年来，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公布和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贯彻，学者们对张国焘的错误和贡献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1）他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原因和西路军与分裂路线的关系问题。有学者研究认为，张国焘放弃另立中央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朱德等人的坚决抵制、康北地区恶劣的生存环境、共产国际的干预与调解、中共中央的正确策略等。（2）张国焘在建党中的历史作用。有学者指出，虽然张国焘在革命过程中犯过严重错误，甚至中途叛变，但不应当遮盖其在建立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历史贡献。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运动领袖，多次参加示威游行，并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他与李大钊、张申府一起，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三位最初成员之一。1921年6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是一大的会议主持者，并被推举为组织工作的负责人。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成立后正式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

华国锋：若干史实得到发掘和还原

华国锋（1921－2008）

近年来，学界对华国锋的研究有了较多的关注。继毛泽东之后，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任职五年，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以往对他的评价贬多于褒，有论者以“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即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即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

近年来，学界根据大量的史料研究得出：对于华国锋的评价，“一正”显得不足，“四负”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这具体表现在：（1）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根据《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披露、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的自述和当事人张根生的记述，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的确“起了决定性作用”。（2）主张邓小平复出工作。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至于邓小平没有马上复出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其实是华国锋和中共高层的策略考虑。（3）并非华国锋首次提出“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并不出自华国锋，而源自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华国锋本人也说过两次“凡是”，但是具体背景有不同，与社论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另外，提出“两个凡是”也不是为了继续“批邓”，因为当时这个口号已经废止。（4）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者另有其人。

陈云：率先提出对外开放也可以国外投资办厂

陈 云（1905-1995）

陈云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近年来，学者着重研究了其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重大贡献。

有的学者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对整饬经济环境、治理通货膨胀、发展城乡交流、统一财经体制付出巨大努力，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同时也奠定了新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

还有学者系统总结陈云对改革开放的重大贡献：带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必须解决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力主综合平衡并成功领导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国民经济调整；率先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应由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两部分组成；较早表态支持安徽等地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做法；率先提出对外开放也可以到国外投资办厂的主张；强调处理好积极改革与稳步改革、搞活经济与宏观控制的关系；大力倡导并积极推动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强调发扬党内民主及民主的制度化；反复提醒广大党员干部警惕改革开放中的消极因素，坚持理想信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