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途中的袁殊，摄于1927年皖赣边境。

▲1929年冬在日本东京与留日同学合影（后排右一为袁殊）。

▲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后排左起：潘汉年、汪馥泉、郁风、叶文津、司徒慧敏。这张左翼文化名人的合影中，很多人和袁殊有交集。

▲1939年秋，袁殊摄于上海。

“伪装着自己的身份，隐藏着自己的姓名，做着光明又黑暗的事情。”这是热播电视剧《伪装者》中明楼的写照。在电视剧外，一位真实存在且比明楼更加传奇的“伪装者”，逐渐浮出历史的水面，被人们关注。

他是日方“岩井公馆”的情报员，也曾被国民党军统记大功，他担任过汪伪政权要职，一度还成为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秘密情报员。而他最真实的身份却是一名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4年的中共特别党员，他叫袁殊。

如果没有选择地下情报工作，他很可能成为一位单纯的文人、学者，留名文学史或新闻史。选择地下情报工作，他留下了“五重间谍”的传奇身份，也经历了一生命运的坎坷曲折。抗战结束回归解放区时，就有人说他是“汉奸”；新中国成立后，因卷入潘汉年案系狱20载，直到1982年才获得平反；就连他的子女，都曾对他的政治面目疑虑重重。

《中共党史人物传》专章讲述了袁殊的生平事迹，肯定袁殊“不顾个人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

父亲是个“谜”

1977年5月，北京火车站，自武汉北上的列车里，只剩下一位老者还没下车，他透过车窗向外张望着。站台上，一名中年男子已经等得有点着急，他猛然看到了老者，两人的目光相遇了。

“你是从武汉来的……”

“你是曾龙！”

被叫作曾龙的中年男子，看着眼前阔别22年之久的父亲袁殊，甚至叫不出“爸爸”两个字。多年后，回忆起第一次回京探亲的父亲，曾龙在《我的父亲袁殊》一书中写道：“站在我面前的这位老者，苍老、瘦弱、矮小，两颊深深地陷了下去……他和我记忆中的父亲完全判若两人。”

从子女身边消失了22年的袁殊，终于归来了。曾龙却说：“这是悲欢杂混的父归。”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袁殊的身份是一个长达20多年未能解开的谜。他回来了，“谜”还未得解。

在曾龙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名叫曾达斋，是一个革命军人。直到1955年上半年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他和往常一样从学校回家，却被家人告知：父亲因反革命嫌疑和特嫌而被拘留审查，现尚未定性。当年不满11岁的曾龙对此似懂非懂，茫然无措。此后很多年，他都不知父亲关押何处、定了什么罪、判了多少年刑。

这样的家庭变故，给曾龙带来的直接麻烦是填表问题。小学毕业时，他托词父亲出差把登记表交给班主任处理。1961年，曾龙高中毕业面临考大学，出身问题无法再回避。他只好写信给当时已与父亲离婚、在上海工作的母亲，询问父亲的政治情况。母亲的回信非常简单。就是从这封仅一页的回信中，曾龙才第一次了解名为袁殊而非曾达斋的父亲：早年参加过军统、做过区伪教育厅长、1945年到解放区等。这份履历，让曾龙眼中的父亲更加神秘：解放后在军队系统工作的父亲曾达斋，与当过“汉奸”“特务”的袁殊，怎么可能是一个人？

年岁渐长，曾龙逐渐从奶奶口中了解了袁殊更多的身世。

袁殊，本名袁学易，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由于家庭经济困窘，袁殊幼年即随母亲到上海投靠亲戚谋生，12岁时被送进一家印刷厂做学徒工。少年袁殊虽然贫困，但后来机缘巧合得以免费进入上海立达学园读书。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北伐军，但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使他悲愤不已，随即离开部队到上海参加进步文化活动。乱世之中，几经周折，袁殊最终和第一任妻子马景星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新闻学。回国后，袁殊创办了《文艺新闻》，并与左翼文学界关系逐渐密切起来。而后，便是曾龙看到的履历表上的一串经历。

曾龙后来说，袁殊留日一年多，有三个收获。第一、他初步掌握了日语；第二、他研读了新闻学；第三、他从理论上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留日时的袁殊肯定想不到，这些“收获”都成了他日后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助力。

而逐渐勾勒出父亲人生轨迹的曾龙，当年更是无法理解，袁殊到底是怎样完成“左翼文化人——国民党特务——汉奸——革命军人”的身份切换？他到底是“落水”的“汉奸文人”，还是不惜个人荣辱的地下革命战士？

父亲无声无息地消失了20多年，曾龙本以为，这样的疑惑将永远无法得到解答，没想到，1977年，袁殊突然回京探亲了。

原来，1955年袁殊被捕后，拘留审查了10年，1965年被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正值“文革”，再度被押8年；1975年期满，又被解送到湖北武汉大军山少管所劳动改造“就业”。此后几年，袁殊才开始与北京的子女通信联系、回京探亲。

袁殊第一次回京探亲，就先让子女们传阅了1965年军事法庭的判决书。而后，他才开始解释：“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接受了党的指示才干的……”曾龙回忆，在以后的几年中，袁殊逐条对他解释了判决书的内容，谈了许多往事。但无论谈什么，凡涉及到现实仍有保密性的人和事，他都绝口不提。尽管如此，曾龙“对父亲的问题始终抱着等待观望的态度”。直到1982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1965年判决，宣告袁殊无罪，曾龙心中关于父亲身份的谜团才终于解开。

▲1984年，袁殊在潘汉年故居，与潘汉年妹妹潘玉琴合影。

▲1984年，袁殊（右二）与儿子曾虎（左一）、学生胡肇枫（左二）、梅丹馨（右一）合影。

《文艺新闻》

在新闻史学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眼中，袁殊同样是一个打满了问号的历史人物。与曾龙不同的是，丁淦林第一次看到袁殊这个名字，是因为其新闻学研究。

那是上世纪50年代中叶，丁淦林还是复旦大学的一名年轻学子。读到袁殊的《记者道》一书时，丁淦林记住了这个把Journalism译成“集纳主义”的作者“袁殊”。后来，他知道了袁殊曾“转行”做地下情报工作，但他搞不明白这个从新闻事业“转行”的人最后为什么成了“汉奸”。几十年后的1984年5月14日，丁淦林偶然看到《解放日报》报道“恽逸群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在南京举行”时，提及恽逸群“生前好友袁殊也献了花圈”，这才知道袁殊尚健在。随后，丁淦林很快打听到袁殊在北京工作，并托人对他进行了访谈。

一天半的访谈中，袁殊谈得最多的，不是他堪称传奇的情报工作，而是1931年创办的四开周刊小报《文艺新闻》。他告诉丁淦林，当年上海的报纸很多都被外国势力控制，中国报界情况更糟，记者要么与青帮有染，要么是为资本家办事儿。他想创办一张以新闻为中心的自己的报纸，当一名职业记者，既作为事业，也是生活的依靠。于是，妻子马景星回娘家筹集了500块钱创刊经费，袁殊自己当总编辑，找了朋友翁从六负责印刷和发行，租了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作为编辑部……就这样，1931年3月16日，《文艺新闻》出版发行了。

袁殊创办《文艺新闻》，最初标榜的是“集纳主义”，以中立公正有闻必录的面貌出现，但实际上却为“左联”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茅盾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回忆文章直接称它为“‘左联’领导的一个外围刊物”。其中最为左翼文化界称道的，莫过于袁殊策划的关于揭露国民党秘密杀害“左联五作家”的系列报道。

那时正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左联五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以及其他18名革命志士于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统治者杀害。国民党政府如此肆无忌惮地大批杀害青年作家和革命志士，但由于消息被封锁，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人们都不知道五作家蒙难的情况。

彼时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直接找到袁殊问：“各报刊杂志均不登载五烈士遇害的事，《文艺新闻》敢不敢登，能不能登？”袁殊慨然应允。不过，报道一旦被国民党政府抓到把柄，无论是他和《文艺新闻》，还是提供消息的冯雪峰，都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再三斟酌后，袁殊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请冯雪峰以读者来信的名义化名询问五作家下落，再以另一封读者来信透露五作家蒙难的消息。

果然，第三期《文艺新闻》头版上，一封标题为《在地狱或人间的作家》的读者来信赫然见报。随后，第五期《文艺新闻》头版以《呜呼，死者已矣》为题，发表了冯雪峰转来的两封信《作家在地狱》和《青年作家的死》，进一步告诉读者，五作家已被“枪毙”了，“这是千真万确的消息”。第六期登载了五位作家的遗照，第十二期、第十三期则分别发表了回忆胡也频、殷夫等人的纪念文章。这些照片和文章，自然都是由冯雪峰提供。系列文章登出后，激起了群众对国民党当局的痛恨，真正的读者来信纷至沓来，袁殊又继续登载。

报道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文艺新闻》也在上海的诸多报刊中逐渐有了一席之地：坚持出版了60期，成为“左联所有刊物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刊物”。而据袁殊对丁淦林的回忆，《文艺新闻》最初发行3000份，以后升到5000份，最后高达10000份，经济方面已完全独立。

正是因为这张报纸，袁殊进入了左翼文化界的圈子。夏衍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在当初那种形势下，他（袁殊）虽然没有向我表示他的政治身份，却明白地表示，他愿为左联效力……他就用这口号‘客观’地报道了‘左联’关于五烈士牺牲的宣言……”1931年6月，在潘梓年的介绍下，袁殊加入了“中国文化总同盟”，并代表新闻界当选为五人常委之一。事实上，当时的《文艺新闻》编辑部，私下已经成了党和进步文化人士约见谈话的可靠地点，除了夏衍、潘梓年和冯雪峰等人外，丁玲也常去约见进步人士。

在《文艺新闻》之外，袁殊还首次提出了“报告文学”的中文译名并作了定义，从理论上对报告文学进行了卓有见解的系统论述。他常应邀去大学演讲，当时的讲话和文章在1932年汇编成《学校新闻讲话》一书。此外，他留下的新闻学著作还包括《记者道》等。他的剧作《工厂夜景》，则被郁达夫称为是一部可与高尔基的《夜店》相媲美的力作。

如果不是后来的一次谈话，袁殊的名字或许将留在中国文学或新闻学的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