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外语系副教授宋丽丽在给留学生上课时，有一个英国学生告诉她，自己在上课前根本不知道中国有鸦片战争这段历史；在国外，也很少有关于这段历史的通俗读物。传播中国声音之任重道远，可见一斑。

日前，中国传记文学“走出去”论坛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第六辑首发式在京举行，《韩愈传》《林则徐传》《康有为传》等10部传记出版。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介绍，丛书从2012年年初开始筹备，从孔子到冰心，确定了120多个历史文化名人，聘请当代著名传记类作家写作，一人写一部，迄今共有60本陆续出版。“这样的丛书在中国文学创作史上前所未有，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套丛书翻译成外文，推荐给全世界的读者。”

传记文学是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

《林则徐传》的作者郭雪波称自己为“体验派”作家。写一个人要先了解人物所处的地域环境，于是，郭雪波读完所有关于林则徐的史料后，开始做田野调查。从林则徐去世的广东省普宁市洪阳镇，到他出生的福州左家营的小巷子，然后新疆、江苏、云贵高原、陕甘地区……林则徐走过的地方，郭雪波花了两年时间重走了一遍，然后写了一年。

林则徐在云南当考官时，出的第一个考题就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这句话早在3700年前的商朝开国君主成汤就提出了。“人只有不断地求新、改革，才能往前发展，这种思想中国古已有之，但西方世界并不了解。中国文明的来龙去脉，假设让他们看到，世界也许少了很多混乱，少了很多争斗、少了很多纠缠。”郭雪波说。

著名评论家李炳银介绍，西方的传记文学十分发达，比如法国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美国欧文·斯通的传记。很多西方名人的传记被翻译到中国，在中国的青年中产生很大影响，在很多时候甚至改变了人的性格和命运。“相比之下，过去中国的传记文学并不是很发达。胡适曾说，中国有那么多的历史文化名人，传记文学却是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

李炳银说：“过去中国对历史文化名人有很多相关研究，但多为学术性研究，流传范围就在学者之间，不易走到一般读者中去。而本次出版的传记文学在尊重历史人物的基础上，又借用文学的表达方式，把他们精神思想激活。”

让中国文化通过鲜活的人被世界理解

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赵白生说，考察世界近10年的出版史，会发现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PublishingHouse”愿意拿出上亿元购买的图书版权，基本上都是传记类图书；近10年内，世界上销量最大的图书之一是《乔布斯传》，而《乔布斯传》的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本身就是个不平凡的人，曾任《时代》杂志主编，还出版过《基辛格传》《富兰克林传》《爱因斯坦传》等多部传记畅销书。

“当乔布斯自知时日不多，他要把心里的一切东西倾吐给一个人，以便给他的孩子们留下最重要的精神遗产。这个人应该是最可靠的、最有力的，这个人就是传记作家。”赵白生说，“传记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可以让人不朽，每个人的基因是通过遗传不朽的，而传记是通过文字让人类不朽的，我们需要传记文学。”

今年5月，赵白生和一群美国教授讨论美国大选，教授们都认为希拉里会赢，只有赵白生一个人唱反调，认为特朗普会赢，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我当时问他们，有没有读过特朗普的书，都没读过，只有我读过。特朗普自传的副标题是‘再造伟大美国’，每一章都写美国现阶段存在的一个问题，然后分析原因和解决办法，特别接地气。”

赵白生说：“我讲这些不是因为我喜欢特朗普，而是想说，读传记文学是了解一个人、一个国家——小到风土人情，大到世道人心——最好的方式。为什么要做传记文学的国际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中国的文化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中国人，来为世界理解。中国文化核心的部分，都可以通过这套书反映出来。”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夏露指出，现在一说走出去就是走到西方去，“书走得远固然好，但走到我们的邻居中去也十分重要”。

作为东南亚研究的权威专家，她发现，这套丛书中的大部分历史文化名人，在历史上不仅影响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也非常大，比如在印尼、越南，都有儒教，更别说在韩国、日本这样的东亚文化圈国家，孔子早就是历史文化名人了。

夏露说：“丛书中至少有20本是可以翻译到越南的，像孔子、庄子、老子、墨子、荀子、孙子……这些人自古在越南就是名人，还有屈原、司马迁、苏轼、朱熹、梁启超、鲁迅，等等。东方国家有很多共同的文化，在历史上也联系紧密。这套译著走出去，不仅是对中国文化的宣传，也能增进我们各方面的交流。”

夏露介绍，现在越南主动翻译了大量中国的文学作品等出版物，其中除了经典的四书五经，还有许多网络小说。越南的书店里，经常整整一层楼都摆着“中国作品”。“如果我们主动把好的作品有引导地介绍给他们，对中越关系而言十分有利。而且把中文翻译成越南文，操作相对容易，因为这些国家受汉语影响很深，许多词语相通，没有理解障碍。”

“走出去”的书要让外国读者“读起来”

宋丽丽认为，走出去有两种，一种是“硬走出去”，比如在近代历史上，英国的文化输出往往伴随着殖民侵略；一种是“软走出去”，比如这套丛书。走出去应该包括两类内容，一是“他们想知道的”，比如中国的饮食文化、养生文化；二是“中国想让他们知道的”，比如鸦片战争的真实历史。而且，书走出去还不够，还得让外国读者读起来。

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首席教授、剑桥大学博士乔纳森·哈特（JonathanHart）提出，翻译首先要考虑市场，美国人读外国书的比例仅有10%～20%；其次要考虑内容，唐、明、清时代的这些人物是如何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发生关联的，这是外国人关心的；再次要考虑读者，外国读者十分谨慎，不要让他们感觉是文化侵略。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专家、斯坦福大学博士汤姆·润德尔（TomRendall）指导一名澳门学生做博士论文时，学生需要翻译很多诗歌，一时愁眉不展。学生对润德尔说：我可不可以每天翻译一些，然后您给我修改？于是，来自不同文化的师生经常在一起讨论诗歌的汉译英，使其兼具汉语的原意和英语的韵律。

润德尔说：“通过这种翻译过程，我了解了中国人是怎么表达的，学生也由此了解了西方的语言习惯，两个人都受益匪浅。”

赵白生建议，本套丛书的翻译可以采用一种新的模式：一个中国人与一个外国人一起翻译一本书，双方取长补短，互相交流与学习。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杨国政说：“老一代的翻译家罗大纲先生、齐香先生，是中国法语界最高水平的译者，即便如他们，在翻译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问题，他们俩就会相互商量，一个人翻完了另一个人修改，以保证质量。而我们现在的翻译，基本都是单打独斗。我觉得翻译是需要合作的工作，作为译者，我希望身边有一位相应的外国专家，能够及时提供指导，这是一种很好的翻译方式。”

北京外国语大学前副校长金莉教授建议，在翻译工作启动前，把常用的专有名词先统一翻译出来，为之后的翻译做一个标准和参照。“这样一是能保证本书的翻译质量，二是能保证其他作品翻译出来的文字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