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司徒雷登》载入此卷

壹、《别了，司徒雷登》

一、（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原文）：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

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

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

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

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

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贰、历史背景

1、军情势态：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美国军队即在中国登陆，侵略北平、上海、南京、天津、唐山、开平、秦皇岛、静海、青岛等地区，并不断向解放区进犯。唐山事件指的是指1946年6月16日，唐山美军向宋家营等地侵扰，并且7月间在唐山附近的滦县三河庄子和昌黎县西河南村的侵扰；安平镇事件指的是1946年7月29日，天津美军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九台事件指的是1947年3月1日，美军向长春和九台间的河溪堡解放军阵地进行军事侦察。美军对胶东半岛侵犯著名的两次，一次是1947年8月28日美国的飞机和军舰向牟坪县的波暖口小里岛侵犯；一次是同年12月25日美军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即墨县北的王疃院。对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或地方人民武装都采取了严正的自卫行动。

2、国情外交：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学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发表“援助”欧洲复兴演说，美国政府据此制定“欧洲复兴方案”即“马歇尔计划”。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无可挽回失败的命运，美国政府实行的扶蒋反共政策也彻底失败。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辩解表示中华民国在国共内战的失败与美国无关。为此，毛泽东为了打破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同时科学地阐明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并批驳白皮书，先后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五篇），其中第二篇《别了，司徒雷登》以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由新华社在8月18日播发，该政论文借司徒雷登对国民党和美国当局极尽讽刺，抨击美国的“白皮书”和美国政府扶持支持中国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政策。后被中国大陆的中学语文教材收入，在中国司徒雷登比在美国更知名，并且长期被当作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代表人物。

3、有关人物：A、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著名的诗人、学者；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有段话：“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B、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华，号实秋，后改名自清，字佩弦；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国现代文学家。1948年7月18日，他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字并拒领政府低价配额的美国面粉，8月12日死于北平医院，终年49岁。在他晚年的日记上没有苦于食物短缺的记载，即使是在被公认生活最困难的西南联大时期，也常有饭局；不仅如此，他的日记中还记载诸如“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食藕粉，即呕吐”等话；而且离世前14天的1948年7月29日，即拒领美国“救济粮”宣言上签名后第11天，日记里还提醒自己：“仍贪食，需当心！”事实表明贪食加剧了他的十二指肠溃疡病情，最终导致穿孔、医治无效、不幸辞世。C、克莱尔·李·陈纳德：（1893年9月6日—1958年7月27日），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将、飞行员，1936年6月3日，宋美龄任命陈纳德为中国空军顾问，帮助建立中国空军。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队成立，陈纳德担任上校队长；1942年7月4日，美国航空志愿队转变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陈纳德担任准将司令。1958年7月27日，陈纳德逝世。美国国防部以最隆重的军礼将其安葬于华盛顿阿灵顿军人公墓。日本投降后率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一部分人员，组织空军连队帮助国民党进行内战，并曾直接参加侦查和轰炸解放区的罪行。

4、传说典故：A、“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传说周朝姜太公会在渭水河边用无饵的直钩在水面三尺上钓鱼说：“负命者上钓来！”《武王伐纣平话》；B、“嗟来之食”，齐国某人因不食嗟来之食（侮辱性的施舍）而饿死（《礼记·檀弓下》）；C、周武王进军讨伐殷王朝，伯夷（殷末人）表示反对，周灭殷则逃至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老子》、《陈情表》李密、《伯夷颂》唐韩愈）。

闻一多（柱柺者）

闻一多选集

闻一多

朱自清

朱自清

蒋中正陈纳德

陈纳德

飞虎队战机

陈纳德与陈香梅

陈纳德与陈香梅

叁、近、现、当代美国派驻中国外交机构及人员一览表

1、美国驻大清国专员（1843-1857）：顾盛（1843-1844）、义华业（1845-1847）、德威士（1848-1850）、马沙利（1852-1854）、麦莲（1853-1854）、伯驾（1855-1857）。2、美国驻大清国公使（1857-1911）：列卫廉（1857-1858）、华若翰（1858-1860）、蒲安臣（1861-1867）、劳文罗斯（1868-1869）、镂斐迪（1869-1873）、艾忭敏（1874-1875）、熙华德（1876-1880）、安吉利（1880-1881）、杨约翰（1882-1885）、田贝（1885-1898）、康格（1898-1905）、柔克义（1905-1909）、嘉乐恒（1909-1913）。3、美国驻中华民国公使（1912-1934）：芮恩施（1913-1919）、克莱恩（1920-1921）、舒尔曼（1921-1925）、马慕瑞（1925-1929）、詹森（1929-1934）。4、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1935-1949）：詹森（1935-1941）、高思（1941-1944）、赫尔利（1944-1945）、司徒雷登（1946-1949）。5、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1973-1975）：布鲁斯（1973-1974）、布什（1974-1975）。6、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盖茨（1976-1977）、伍德科克（1977-1979）、伍德科克（1979-1981）、恒安石（1981-1985）、洛德（1985-1989）、李洁明（1989-1991）、芮效俭（1991-1995）、尚慕杰（1995-1999）、普理赫（1999-2001）、雷德（2001-2009）、洪博培（2009-2011）、骆家辉（2011-2014）、博卡斯（2014-2017）、布兰斯塔德（2017-2020）。

美国大使馆徽标

肆、司徒雷登其人其事

一、人物简历：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6月24日—1962年9月19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燕京大学创始人，中华民国迁往台湾前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城北天水堂传教士住宅（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8年任南京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1962年9月19日逝于美国华盛顿，终年86岁。主要作品有：《新约希汉英辞典》（Greek-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1918年)、《司徒雷登日记》、《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Fifty years in China）等。

二、情系华夏五十载：司徒雷登活了86年，其中出生、生活和工作（主持燕大校务达27年之久）在中国有50年；1908年为南京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1911年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1906年独生子杰克在浙江杭州出生，在他50岁时妻子艾琳·罗德病逝于北京；终其一生他大都在为中国社会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而最后两年驻华大使生涯才改变了命运。历史学家林孟熹评论：“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新华社网文道：司徒雷登“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作为美国驻中国大使，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中国已遭到彻底失败。他既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者，也是这一政策的受害者。研究近代历史学者傅国涌语：“历史的有些页码翻过去就翻过去了，有些页码却是永远翻不过去的，他（司徒雷登）无疑是属于后一种页码的，历史的深处自有他的位置”。以下摘编司徒雷登若干历史故事：

1、燕京大学创始人。1918年下半年奉美国南北长老会命令将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协和大学合并，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1919年元月司徒雷登从南京北上会见矛盾很深的两校有关人士，经多方斡旋成立了由蔡元培等五人组成的校名委员会，最后采纳了诚静怡博士的建议，以“燕京大学”为校名，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从1922年起为筹款扩建新址，他15年内往返美国10次募捐筹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万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他和同事寻遍北京四郊，找到清华园西边的一块地；这里原是清代一个亲王废弃的园地，后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司徒雷登专门到陕西会见陈树藩以6万大洋买下40公顷地产，并把其中的1/3捐作奖学金，加上陆续又在附近买进的其他荒废园地，使燕京大学的总面积达到原来的数倍之多。他骑着毛驴为燕大筹款的逸事至今仍在学林流传，张学良将军也曾为此捐款；经过数年建设，一所美轮美奂宫殿式的新校园在1929年正式投入使用。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也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

2、同情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学生和蔼可亲，对教职员热情温暖。司徒雷登深知，要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教师。他坚持由学校自行聘请教师；所有教师不必信教；按教授等级，中外教师同等同酬；对有名望、有真才实学者，登门拜访，高薪聘用，名师云集。当时教授月薪360大洋（银元），校长月薪500大洋。司徒雷登只拿教授月薪。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是燕京大学始终坚持的理念。1920年4月全国学联因政府与日本就山东问题的谈判宣布罢课，以示抗议；燕京大学的师生员工响应学联的决议停课六星期，耽误的学业在暑假补足。1925年“五卅惨案”刚发生，燕京大学发表宣言责问英国当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甚至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口号。1934年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此时他在赴美回中国途中，闻讯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大学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大学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为抗议日本华北自治阴谋，燕京大学的学生徒步向西直门进发，男同学的领袖就是后来曾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1939年司徒雷登对全校师生说：“燕京大学不是‘世外桃源’，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要关心国家大事”，“现在的燕京大学处在沦陷区，不要被日寇的反面宣传所迷惑”。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园，逮捕了燕大师生18人；在其他燕大师生被营救出来之后，他又独自在北京监狱里多待了4年，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获释。

3、艰苦调停终于失败。1945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马歇尔为特使，到中国调处国共纠纷，希望化干戈为玉帛，调停失败。马歇尔寄予司徒雷登对中国知之广泛，各阶层人士能接受他，而且国共双方都有他的学生担任着重要职务，1946年7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国共内战时期（1946年—1949年）司徒雷登作为一名外交界新手，却要应付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他一厢情愿地希望能将二战结束后的中国引向和平建设的方向，他曾这样写道：“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但其努力既不可能被国共双方所真正接受，也从未得到美国政府信任。8月17日在蒋介石接待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晚宴上，马歇尔“极坦率地谈到昆明的两次暗杀及其对美国舆论的有害影响”，让蒋介石尴尬万分。而第二天下午司徒雷登向蒋介石提供的三条恢复局势的措施第一条就是“不对暗杀事件公开承担责任”，司徒雷登的一言一行要维护美国利益。1947年5月30日民盟领导人黄炎培会晤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就时局问题交换意见。6月18日司徒雷登报告国务院，“南京政府官员对中共威胁时存戒心，遍布失败情绪，自由与粮食为人民怨忿政府之重心；中共之成功，多由于中国国民党之无能与腐败”。7月6日司徒雷登以国务卿马歇尔函转蒋，称对中国情形深为“关怀”与“忧虑”，但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在中国人自身，美国仅能在援助实际有效时，作一援助；司徒雷登并再劝蒋彻底全面改革。1948年 7月3日外交部长王世杰与司徒雷登签订《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规定：美国援华四亿美元，其中经济援助2.75亿美元，特种赠给予1.25亿美元；美国对于中华民国政府之财政经济有最高监督权和决定权，在中国执行监督之美国人员均享有“治外法权”待遇；美国可以在中国取得它所需要之任何战略物资；中华民国政府允改善对外商务关系，接待美国代表团并协助其执行任务；一切执行细节须中美双方代表协议，美方保留随时停止援助之权。11月6日司徒雷登报告美国国务院，谓中国局势恶化，任何军事援助亦于事无补，“因此，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