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南麓有一条美丽的河流，名叫汀江，从北向南，流入闽西，经长汀、武平、上杭、永定4县，在广东省大埔县境内与发源于粤东的梅江汇合成韩江，再向南经潮州注入南海，流域内居民多是客家人，因此，汀江也被人称为“客家母亲河”。

汀江流域处于亚热带，多是山高林密的地方，两岸四季风景如画。上杭县城，就处于汀江河一段最精彩的河段上。

上杭地处闽、赣、粤三省交界处，在中国版图上是个很不起眼的地方。但就中国近代革命史来说，这里实在是个不平凡的地方。

二十世纪初，广东成为国民革命的策源地。与上杭临近的广东大埔县，是著名的侨乡，华侨带回的兴中会、同盟会等发行的进步书报对青年学生的影响较大，这里成了当时汀江流域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这当然也波及邻近的上杭一带。在各种进步书籍的影响下，上杭的有识之士开始自觉寻求自强之路。他们以兴办学堂、开启民智为起点，开始了求索之路。

说到上杭早期的教育，不能不提到两位可敬可佩的人物。一位是丘逢甲，一位是丘复。

丘逢甲的名字早已为国人熟悉，但他与上杭的因缘却少有人知。丘逢甲的先祖是为躲避战乱而从中原南迁的“客家人”，其远祖原来居住在河南卫辉的封丘县，宋朝末年，丘姓祖先随文天祥抗元，失败后便辗转入闽，定居上杭县中都乡黄坑村（今下都乡璜溪村），后迁广东梅州石窟都，也就是现在的蕉岭县。清朝乾隆年间，丘逢甲的曾祖父丘士俊和当地的一批客家人，从广东镇平（今蕉岭县）文福淡定村漂洋过海，移居台湾。清朝同治三年（1864年）12月26日，丘逢甲出生在台湾的苗栗县。

清朝光绪二十三年（1894年），已走到尽头的清朝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丘逢甲三上血书表示抗议，同时组织义军抗击日寇。义军失败后，丘逢甲内渡大陆，为强国救民奔走呼号。他积极创办新学，介绍维新图强、教育救国思想，引导青年关心国家民族命运。他先在汕头创办了“岭东同文学堂”，又在广东蕉岭县城创办了初级师范传习所，还在蕉岭县文福镇创办了以蕉岭丘氏二世祖创兆命名的“创兆学堂”。丘逢甲具有很强的“根”意识，这也应该是他具有强烈的爱国爱乡情怀的原因。他在许多诗文中不但认定上杭是自己的祖居地，而且还以主人的身份来抒发对故土的深厚感情。1907年，丘逢甲应邀回到祖居地上杭，顺便视察由他倡导建立的上杭境内的黄坑崇德、中都忠实、忠恕，东溪立本等多所学堂。三年后，回忆起这段愉快的游历，他写下了《忆游上杭》绝句十五首，“邮筒甫到，争相传写。”

丘逢甲时刻关心上杭的教育，据民国《上杭县志》记载，他“念上杭为祖居，且与潮嘉邻，故尤主意上杭教育。”在广东创办学校期间，丘逢甲就热情帮助上杭培训师资，派学生到上杭帮助办学。1905年，丘逢甲致信给上杭丘氏乡亲，建议在上杭县城丘氏宗祠设立师范传习所。他的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正在苦苦探求强国强民之路的丘复等人的热烈响应。丘复也因此开始了他和丘逢甲永生难忘的交情。丘复，上杭县蓝溪曹田村人，字果园，号荷生，人们多称他为“丘荷公”。他是清朝最后一批举人之一。辛亥革命前夕，丘复加入了柳亚子、陈去病、叶楚伦等在上海创办的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为宗旨的文学团体——南社。

因为具有共同的忧国忧民意识，他和丘逢甲情谊深厚，常以诗相赠。1909年，丘复写了十多首诗给丘逢甲，其中在《仓海君以诗索和，此韵答之》中连写了八首，表达自己的人生志向和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关怀（沧海，即丘逢甲），其中一首写道：“岁月催人梦里过，壮年周处悔蹉跎。身逢猾夏群谋逞，心为悲秋百感多。黑白棋争新世界，元黄血染旧山河。燕云豪侠今消歇，谁唱萧萧《易水歌》。”不久，又写下了《叠前韵再呈仓海君》八首诗，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在国家患难时惺惺相惜。

民国元年（1912年），丘复曾选任临时省议会议员，第二年正式当选为省议会议员。1916年，由省议会选举为参议院候补议员。但是，制度零乱、派系丛生的旧中国没有给予丘复太多的政治报国机会，可怜丘复一生忧国忧民，却难于施展抱负，他只好把这种忧国忧民情怀诉诸于诗中，他用大量的诗记录下了时代印记和个体感受。1915年，他在《四十初度感怀》中感慨地写道：“识字从来忧患多，壮年曾把剑横磨。儒冠误我思投笔，烽火撄天屡枕戈。忽忽百年人易老，茫茫前路海犹波。平生梦想今安在？国体共和尚未和。”以此表达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和对民主共和政体的失望。在后来的岁月里，丘复主纂了《长汀县志》、《上杭县志》、《武平县志》，一生著作有《念庐诗稿》、《念庐文集》等，在当地产生过重要影响。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秋天对于中国文化教育史来说，是特别与众不同的一个秋天。这一年的9月2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废止科举制度的上谕，标志着自隋朝开始在中国沿用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这一年，由丘逢甲倡议，丘复等人积极筹办的“上杭邱祠师范传习所”在上杭邱氏总祠正式开学，第一期招收了60多名学生，第二年春天又招收了80人，传习所开设了国文、英文、算术、史地、植物等课程。丘复担任了传习所监督，丘逢甲推荐了曾经留学日本的几名广东青年为传习所教员。不论从开设的课程、教学内容还是从师资力量、办学模式上来看，在上杭教育史上都算得上是史无前例的。传习所学员经过专业培训，不但成为上杭发展新学的生力军，也为闭塞的山区带来了民主革命的新思想和自然科学新知识。一些学生毕业后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封建帝制的民主主义革命，有的还壮烈牺牲。上杭邱祠师范传习所在上杭、闽西乃至整个福建都影响较大。当时福建省视学饶汉祥到上杭视察后，称上杭邱氏师范传习所是“福建省最早创办的‘民立师范’，启文化教育先声。”

在丘逢甲、丘复等人的影响下，上杭县还先后开办了县立琴冈高等小学堂、崇正小学等多所学校，并开设了工艺传习所。这些新式学堂为新思想和革命思潮的传播打开了一扇门窗，也为上杭民众认识世界打开了一条通道。此后，在这风雨欲来的千古变局中，许多进步青年以各种学堂、传习所为阵地，广泛传播革命理想，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李宗尧，山东济南人，辛亥革命前在上杭蓝稔一带开设体育社，秘密进行活动，联络大埔、永定、峰市革命党人组织民军，参加起义；

蔡梅生，广东梅县人，在上杭县城设立的工艺传习所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

涂演凡，广东大埔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前夕与李宗尧同往上杭，联络上杭进步人士，以体育社为名，组建起义民军，公开宣传革命，并与上杭进步人士秘密相约起义；

丁凤洲，上杭县城人，辛亥革命时在上杭组织发动民军，参加起义；

蓝为仁，上杭县庐丰乡人，1925年秋在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毕业后，回乡参加创办“汀属八县社会运动人员养成所”，开展革命活动；

罗大淮，上杭县城关人，与进步青年丘天锦、吴梅林等在上杭倡办“读书会”，并倡导“文艺研究社”，宣传革命思想；

蓝为龙，上杭庐丰乡人，毕业于厦门集美师范学校，回乡后与同乡蓝维仁、蓝树荣、蓝鸣岗、蓝晓垣等创办“平民学校”，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

他们是真正的弄潮儿，千年小县城一个毫无生气的年代，因有了他们产生的温度而值得回顾。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枪声划破了整个沉闷的中国上空，一个封建王朝轰然倒塌，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一个月后，辛亥革命的枪声和福建省宣告独立的消息传到上杭。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上杭最后一任清朝官吏知县，名叫龚时富，此刻，他心事重重，心里反复权衡利弊，使劲盘算着自己的未来：如投靠新军宣布上杭独立，则恐满清复辟后诛其九族；若反对独立，则恐新军得势，不能分享革命成功之果实。其实，这也代表了绝大多数官吏、地主豪绅的复杂心态。对于心无远志、目无国家、一心只为自我着想的清朝官吏来说，这确实算得上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然而，不等这位清朝官吏下定决心，1911年11月，革命民军从广东大埔、永定、峰市一路直上，到达上杭。此前在上杭开展革命活动的涂演凡组织人员迎接了革命军，上杭始创革命，“清兵缴械投诚。”不过，对政权百般依恋的清朝官吏们，是不甘心就此退出舞台的。他们表面上支持革命，暗地里却处处阻止新政权的诞生。新生与颓旧、进步与落后，两种力量的较量由暗到明。终于，冲突爆发了。

1911年11月间，龚时富暗地指使团防局民团千余人围攻革命民军驻地，作为革命民军据点的上杭琴岗小学和百获堂被放火焚烧，包括首领童国珍在内的民军战士48人殉难。消息传开，四方震惊。上杭进步人士群情激愤，同盟会员涂演凡满腔悲愤，当即写下了《悼上杭殉难烈士》七绝：

“痛哭杭城碧血流，汀江遗憾已千秋，不堪回首琴岗路，天地苍茫无限愁！民权何在血空流，乡国蜩羹又两秋，继起牺牲吾有志，挥戈谁与赋同仇？一杯黄土痉英流，荒草斜阳几度秋，纪念空留光汉碣，青磷侠骨恨悠悠！”

当时身在上海的丘复得知上杭的情形后义愤填膺，以福建省临时议员的身份，立即向南京政府大总统孙中山请示，孙中山急电闽总督孙道仁，要求为上杭起义民军昭雪，孙道仁随即派辛亥革命起义军管带王艇入城调解。王艇率民军40余人赶到上杭，城内官宦组织鼓乐欢迎。随后，王艇主持召开各方人士参加的会议，主张和解。几经周折，事件得到和平解决，并惩办了破坏辛亥革命的罪魁祸首郑传书。1911年11月25日，上杭各方人士在县城阳明祠时雨堂举行集会，悼念死难烈士，并在县城东门外清惠书院旧址建造辛亥革命烈士纪念祠，取名“昭愍”。在西门演武亭建立光复烈士墓。

三个月后，上杭县国民政府宣告成立。满清知县龚时富神色匆匆地踏上汀江岸边的一条小船，乘着夜色逃离上杭。一个王朝的背影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以更加迅猛的方式影响着汀江流域。五四革命浪潮在上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杭县立中学进步学生发起“上杭学生救国后援会”，400多名学生齐聚在学宫“明伦堂”开会，宣读通电，会后组成“十人团”（全校每十个人组成一个团）深入上杭县城大街小巷，宣传演讲，以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们还涌上街头，散发传单，查禁销毁日货，“是时，城区市面日货几乎绝迹”。前所未有的激情，在小城引起轩然大波。虽然上杭偏居一隅，青年的支援活动影响也许很有限，但他们像中国千千万万有识之士一样，在攸关国家命运的时刻担当起了最重的责任，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历代中国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爱国传统，他们总在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利益的时刻站在最前头，以柔弱的身躯组成了最有韧性的力量。五四运动中“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的怒吼声汇集在一起，穿越时空，至今震撼人心。

“五四运动”后，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逐渐显示出来。上杭县立中学教师和学生以及城区小学师生，争读新书报，接受新思想。1924年，上杭进步青年罗大淮等人发起组织“八不社”。在国民党上杭县临时党部成立时，“八不社”成员集体加入了国民党，走上了国民革命道路。此外，在上杭影响较大的还有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的“上杭青年读书会”、“平民学校”、“奋斗社”、文艺研究社等，他出版刊物，宣传马列主义。让人感动的是，当时县文馆专门每年拨出经费600毫洋赞助进步学生的活动。正是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的努力和坚持，为后来上杭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实行国共合作、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工农革命运动奠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风云席卷了上杭，但不可否认，先进的文化思想没有渗入乡村底层民众之中，只有在手握权利的官吏、利益攸关的乡绅、思想开放的青年中产生波澜，而对于广大普通民众来说，这场千古变局没有带来根本性的转变。就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所言：“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民众还是陷于困苦之中。民国《上杭县志》记载：“县自七年以后，南北军与驻军日事筹饷。民间有还月子会之谚。实则筹饷非月一次，亦必七、八次，而钱粮征至二十二年。民穷已甚。”上杭革命人士吴梅林在一篇《黄苏之死》的文中感叹道：“盖自七年，粤军入闽以来，南北军队，攻伐频仍，时而浙赣，时而粤滇，易帜频繁，莫知谁主，鲁迅诗‘城头变幻大王旗’直可移作杭武两县之写照。”（《上杭文史资料》第六期）据当时在上杭美华园的美国基督教牧师卫英士所著《客家生活十五年》一书描述，仅1918年一年，上杭地方政权更替就达四次，南军（护法军，主要是许崇智部）和北军（主要是原北洋系统张作霖部驻军）在上杭城互相厮杀，武装冲突不断，造成人民痛苦不堪。更为可笑的是，每一次武装冲突，上杭士绅都要委托基督教牧师卫英士出面调解，冲突才有所停止。

时光荏苒，千古变局烙下的淡淡印记已模糊不可辩。上杭县辛亥革命烈士纪念祠也已成残垣断壁。西风残照，余晖点点，只留波光粼粼的汀江河向行人诉说着那并未远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