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社会学派是继俄国形式主义之后，在俄苏文艺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文艺学学派，它使文艺挣脱了传统形式主义和先验论的牢笼，恢复文艺更为具体和真实的位置，是20世纪极具前沿性的学科。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赫拉普钦科（МихаилБорисовичХрапченкo1904—1986）是俄苏艺术社会学理论代表，国际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著名代表。他对文学艺术的考究融入了更多的社会历史元素，他的历史诗学理论是一个基于文学实践、立足历史、直面当下的开放性的文学研究体系，他一向重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对文艺学方法论的建构,善于分析研究世界文学和文艺理论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在文学实践基础上，对文艺学的若干问题进行重要的理论概括，“赫拉普钦科提出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诗学的课题，填补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空白。”(李毓榛先生语)，对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赫拉普钦科在中国的研究现状

关于赫拉普钦科的理论研究在中国相对比较活跃，截至目前，其马克思主义历史诗学在中国的译介和阐释已经颇具规模，最早要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译者对这些文论的译介为“赫拉普钦科马克思主义历史诗学”在国内的研究和勃兴作出了理论贡献。付大工翻译出版赫拉普钦科专著《果戈理的死魂灵》（新文艺出版社，1957）；戈安等人翻译出版《世界观和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1977）；刘逢祺和张婕的译著颇丰，让中国文论家真正熟悉和了解了苏联著名文论家赫拉普钦科，他们先后翻译出版了赫拉普钦科的多部专著，《艺术家托尔斯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作为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之一的《赫拉普钦科：文学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艺术创作，现实，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尼古拉•果戈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这些译著。此外，中科院文学研究所苏联文学组编《苏联文艺理论译丛第一集：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1958）中翻译赫拉普钦科的《现实主义方法和作家的创作个性》；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七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1979）一书中翻译了赫拉普钦科的《在第六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85年我国俄苏文艺学研究者刘宁教授以《当代苏联文艺学的发展趋势》为主题专访过苏联文艺学家米•鲍•赫拉普钦科院士，这是国内较早也是唯一一次与苏联当代文论大家进行的“面对面”式的跨文化交流。在访谈中，两人就苏联文艺学和文艺批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畅谈，赫拉普钦科院士揭示了当代苏联文艺学和美学的新成就，客观评价了巴赫金和维谢洛夫斯基的理论遗产，也对当代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否合流的问题作出了明晰的回答等等。但是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赫拉普钦科文艺理论的规模性研究和阐释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历史诗学角度进行理论的梳理和研究。彭克巽主编的《苏联文艺学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系统评述苏联文艺学的理论著作,彭克巽先生条分缕析，用简练明确的语言讲解了苏联文艺学派产生的主要特点和理论影响，给我们勾画了一个清晰的脉络和框架，书中第三章尤其对赫拉普钦科的历史诗学体系进行了专章系统介绍，这是国内学者对赫拉普钦科理论研究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彭克巽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洞悉其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将文艺理论研究同作家创作研究的密切结合，因此，赫拉普钦科的理论著述最富有事实的说服力”，[1](113)这种理论定位,极为准确地揭示了其理论重要性，截至目前,这一章对赫拉普钦科的介绍,仍然是国内最为全面阐述赫拉普钦科马克思主义历史诗学理论的重要资料；程正民、曹卫东等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论经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对赫拉普钦科历史诗学研究的原则进行了详细介绍，介绍了他对艺术创作原则的研究，他对研究对象（手段和方法）的语义和审美方面的强调，及赫拉普钦科对价值问题的表述；黎皓智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将赫拉普钦科放入俄罗斯文学思潮的发展与演变中去阐释，专章介绍了他的文学文体论，认为赫拉普钦科在认识文学运动和文体变化时，从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不拘泥于孤立的史料，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又不过高估计抽象推论的作用，他的风格学、文学类型学、审美符号的观点沟通了历史和现代，处处闪烁着艺术分析的光辉，给小说文体理论以滋养；邱运华著《俄苏文论十八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专章介绍了“历史诗学”的两套理路与文论研究中的历史意识问题，指出了赫拉普钦科历史诗学研究的理论来源及理论创新；张进著《历史诗学通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主要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历史诗学进行分析阐释,探讨了俄苏历史诗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其中对赫拉普钦科的文艺理论进行了重点评论，表现出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术潜力，这是我国用较大篇幅对赫拉普钦科历史诗学的概念内涵进行系统而详尽的研究。

这27五部著作不仅成为国内研究苏联文艺学的重要理论资料,同时,也引起了中国学界对赫拉普钦科马克思主义历史诗学的关注。其二，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角度对赫拉普钦科的文艺理论进行评述。廖盖隆等主编《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本书正文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分为17个学科,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各类知识，包括思想理论、观点术语、人物、著作文献等，其中对赫拉普钦科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诗学做了简要评述；程正民、邱运华等著《20世纪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对70—80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了概述，理清了20世纪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脉络，阐述了赫拉普钦科马克思主义历史诗学理论的渊源及其理论建树，指出其理论既避免了简单肯定和简单否定的极端性，又充分高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诗学的理论价值，而且他以毕生努力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诗学课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内涵。此外，在中国学术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大多限于对赫拉普钦科文艺理论的概括评说及个别概念的介绍，很难体现赫拉普钦科文论的全部面貌。值得关注的有李毓榛先生的《赫拉普钦科的历史诗学体系》（《国外文学》，1993年第3期），从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个性、艺术形象、文艺学的方法论、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诗学四个方面深刻的分析阐述了赫拉普钦科理论研究的杰出贡献，指出其“历史诗学的研究成果，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指导作家的创作实践，对提高作家的艺术水平，都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2](103)具有一定的理论影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吴晓都教授的《赫拉普钦科文艺思想概评》（《文学理论：回顾与展望》，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对赫拉普钦科的主要文艺学理论作了宏观的评述，尤其对他的科学方法论、艺术形象以及艺术创作个性等理论进行了探讨，而在2016年发表的《再论赫拉普钦科的文论思想》（《中国俄语教学》，2016年第2期）中，吴先生对赫拉普钦科的文论思想做了一次最基本且较为全面的介绍，分析阐释相当有理论深度和影响，是目前对赫拉普钦科进行研究的所有论文当中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尤其是吴先生对其“维护艺术进步观”的论述，体现了开阔的理论视野,“由此可见，赫拉普钦科的‘民族特色论’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学体系具有借鉴价值”，[3](6)对后来的研究者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李涛的《赫拉普钦科的创作个性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2期）认为赫拉普钦科文艺思想中的创作个性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尽管我国文艺学界对赫拉普钦科理论的研究工作屡创佳绩，但是，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主要集中于对赫氏文论个别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于赫氏的批评理论及类型学理论，我国学者都缺乏系统的研究，对其基本内涵、发展方向及评价等内容都涉及不足，对其与20世纪西方艺术社会学文论的关系的认识尚且处于空白；其二，到目前为止，根据笔者所搜集到的相关资料可知，对于赫拉普钦科的理论研究只是散见于一些介绍20世纪外国经典文论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书籍中，而且大多缺少对其有深度的学理性的思考和梳理；其三，有些期刊著述，对原始资料重视不到位，仅仅抓住原著中的个别问题就做引申，有的甚至脱离了历史背景和原著语境，很容易导致先入为主或以偏概全的倾向，直接影响了研究结论阐述的可信性。

二、赫拉普钦科在前苏联文艺学界的研究现状

我们再来梳理一下苏联学界的研究状况。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理论家开始关注赫拉普钦科文艺理论创作，并给予赫拉普钦科极高的评价，70年代其理论建树得到了苏联文艺理论界的公认。赫拉普钦科专著《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艺术创作•现实•人》分别获得1974年度列宁奖金和1980年度苏联国家奖金，苏联评论界认为：赫拉普钦科对文艺学领域的方法论问题、当代美学和28文艺学走向等，做了宏观研究，阐述并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诗学的研究方向,使诗学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苏联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为苏联文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82年苏联科学院文学与语言部各机构举行了题为“历史诗学及其研究原则”的学术讨论会，赫拉普钦科在会上做了《历史诗学研究的主要方面》的报告，提出了历史诗学研究中关于总体历史诗学的建立、关于各民族文学诗学历史发展的研究等四个最重要的方面，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随后苏联学术界掀起了研究赫拉普钦科马克思主义历史诗学的热潮，他们对其历史诗学的理论来源，具体作家的文学创作论有很多研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较成功的是莫斯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赫拉普钦科》（1983）一书，这是俄国文艺学界几十年来较为全面详细论述赫拉普钦科学术著述及成果的著作，其中收录了赫拉普钦科的许多重要论文，迄今为止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书中认为赫拉普钦科研究果戈理的著作比苏联任何其他研究著作都“更充分地体现出我们当代对俄国古典现实主义的认识业已成熟”了。

[4](92)而对于赫拉普钦科对另一位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的系统研究，苏联评论界指出：这项研究把作家的创作个性置于研究的中心，对于创作中的世界观与创作关系这个经典命题做了深入细致和别开生面的研究，翻开了俄罗斯古典文学研究的崭新一页。著名学者尼古拉耶夫在苏联科学学报文学语言版《文艺学的基本原则》（1979），认为“赫拉普钦科的《艺术家托尔斯泰》一书提出了托尔斯泰小说艺术里表现个人复活到整个人民的复活的完整画面，最充分、最广泛而又贯彻始终地体现了列宁论述的托尔斯泰创作的构想，是苏联文艺学领域的重大成果之一”。[5](26)此外，俄国学者对赫拉普钦科文学的类型学研究、艺术符号学的研究也有许多介绍。但是从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发现,截至目前，俄国本土实际已完成了对赫拉普钦科理论的研究范围、领域和方向等几个方面的研究,但对于其理论建构却存在着明显不足，他们对赫拉普钦科的研究尚局限于学术会议、期刊和论集上发表的论文，并没有形成体系，也不尽完善，除了出版赫拉普钦科本人的论文集《认识文学艺术——理论当展之路》（1986年）之外，更没有从整体上对其进行个案研究的专著。最后谈一下赫拉普钦科理论研究在欧美的研究状况。

艺术社会学最先产生于欧洲，并迅速扩展到美国、俄国和日本，所以欧美对俄国艺术社会学派的研究较早，对于赫拉普钦科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诗学研究肇始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但是由于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等原因，欧美对赫拉普钦科历史诗学的研究出现了许久的停滞,对赫拉普钦科的著述介绍和翻译很少，没有专著面世,一般仅以章节的形式出现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研究比较零散，只限于归纳、借鉴赫拉普钦科的几个核心概念，缺乏系统性，大多为生平及学术介绍，且有些学者比如海登•怀特（HaydenWhite）对赫拉普钦科的诗学研究方法颇多微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欧美学者对赫拉普钦科历史诗学研究的深入。通过以上国内外学者对赫拉普钦科文艺理论研究成果的评介、分析可知，这种研究现状，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相对于赫拉普钦科对20世纪人文科学的贡献而言，中外对他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尚有很多待挖掘的空间，赫拉普钦科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诗学”研究，实际是根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来扩大文学外部研究，试图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伴随着俄苏文学理论的发展进程，赫拉普钦科在每一时期的关键点上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最终阐述并论证了历史诗学的研究方向。

三、赫拉普钦科历史诗学的理论建构

在建立历史诗学方面，尽管维谢洛夫斯基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但是对历史诗学研究影响最大的还是当属赫拉普钦科。前苏联科学院的两位院士格•斯杰潘诺夫、彼•尼古拉耶夫认为：“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基本上处于理论建议阶段，只是部分得到了实现，在历史诗学的建设过程中，是赫拉普钦科的理论活动，以充分的根据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诗学”的思想。”[6](509)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赫拉普钦科就已经显露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诗学的设想，在评价维谢洛夫斯基时，他指出：“用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维谢洛夫斯基等学者的遗产是极为不合理且有害的，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根本性分歧，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就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维谢洛夫斯基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作品中所有正确的东西，我们都可以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在新方法论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诗学的体系，但同时也要正视这些理论的不足。”[7](401)他明确了对待文学遗产的正确态度和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诗学的宏大构想，在此后的理论研究中，他既点出了维谢洛夫斯基割裂不同艺术因素之间的有机联系的错误，也指明了巴赫金把文学纳入历史和社会诗学范畴的研究方法的不足，他认为，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简单肤浅的归入“社会学”或者是有些人所认为的“社会—历史批评”的行列，这是不确切的。

他指出了未来文艺学发展的方向，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以及自法国泰纳开始的一般社会学文艺学，一直从事阐明文学与产生它的时代之间的联系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是完全必要的，虽然沿着这条路径，已经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无论在西方还是苏联都有一批有价值的论著问世，但是，目前已经到了用历史职能的研究（историко—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еизучение），即对文学的作用的研究来对这种赫拉普钦科称之为历史起源的研究（историко-генетическоеизучение,源于‘генезис'起源）进行补充，甚至是重大补充的时候了。对于历史职能研究，赫拉普钦科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他指出：“它(指历史职能研究)的任务在于，理清艺术作品在各个历史时期用何种方式与形式对不同读者层产生影响，它是为了揭示作品在历史存在过程中的多层涵义与多重价值。”[8](337)当然，这种对文学现象的历史职能研究与对读者的研究并不是一回事，不能够简单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赫拉普钦科认为，前者关注的重心是文学现象本身及其多变的审美职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社会的影响与作用，而后者注重的是对不同读者阶层的心理状况与审美倾向的分类比较分析，其关注重心是读者，所以这是脱离作品进行研究。

虽然我们在进行历史职能研究时，需要研究文学作品对各个不同读者群与作家的影响，需要考虑到接受者的相关问题，但是这种研究始终关注的都是文学作品本身的各种属性、特征与其不断更新的职能，还有它对读者的重要作用。对于形式主义的观点，他更是给予了直接批评，他指出，“先锋派和新先锋派的拥戴者们也就是那些形式主义者们认为，只有以牺牲艺术家与大多数同时代人的生动联系为代价，才能够取得创作成果。这实际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有时候那些非交流性的艺术经常脱离重要的现实生活，它根本不愿意同人类的现实生活发生一丝一毫的联系，如此一来，这种艺术就把自己局限在了空洞的抽象概括和纯粹的形式创造的范畴之内，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脱离了重大而富有意义的艺术概括。”[9](9)赫拉普钦科认为这种纯粹艺术的观点，不仅忽视了社会现实对文学艺术的影响，而且也否定了艺术是人们进行交流情感的手段，他们借口保持和弘扬艺术的真正价值而否认艺术具有交流思想和情感的性质，避开文学作品的内容大谈高雅唯美形式的独特性，这是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艺术许多派别的共性。在赫拉普钦科看来，这些学者纯粹的艺术观是站不稳脚的，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是有机结合并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各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但形式既是内容的形式，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内容具有反作用，文学的艺术性必须是以二者的整体性为条件的，文学艺术本身的内容当以现实的社会生活为根据，必须具备交流思想和情感的性质，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同社会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是极为必要的。

赫拉普钦科指出，对于那些先锋派学者（指形式主义者）来说，通俗易懂只是平庸与低俗的代名词，这些学者把艺术现象的不能普遍流传与不可理解的程度作为衡量其价值的重要标准，他们把艺术同社会现实、普通群众的联系压缩到如此程度，导致它经常被宣布是艺术家的独白，被说成是只有艺术家才感兴趣和完全理解的东西。几十年来，他们集中精力关注纯形式艺术的创建，实际这种行为使文艺创作的基本要素艺术客体与对象消失了，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召唤艺术家的航标，变成了无形与不确定的物品，所以这种物品无法继续推动真正艺术创作的发展进步。毫无疑问，这种现象实质是资产阶级文艺严重危机的一种表征，资产阶级文艺在很大程度失去了同现实以及当代人的联系，已经完全不能够满足当代人的精神诉求，所以这种现象暴露出艺术创作不能洞悉现代社会现实的本质，不能够满足社会民主阶层的真正精神需求和渴望。法国批评家和文艺学家罗兰•巴尔特就曾经强调过资本主义文艺不存在任何重要的社会功能，这种艺术在历史和社会面前失去了价值。所以，赫拉普钦科认为，时间正在对那些学者的极端看法做出修正，那些忠实于纯粹艺术的先锋主义者应该从那种超然物外重新回到现实之中，但是这样，并没有促使这些醒悟的先锋主义者去接近现实的重大问题，他们反而成了“制造资产阶级大众商业性艺术的直接参与者，这种艺术宣扬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观念，培养低级趣味。

从历史演化角度来看，最为正确的结论是：应该把进步的文化变成人民的财富，为此就该改变那种阻碍劳动人民发挥创造力、阻碍劳动人民掌握优秀文化精品的社会制度。”[10](316)由此可知，那些所谓的先锋主义者认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只能通过劳动人民脱离文化来实现，试图使文艺变成精英的专利，这种做法与历史的发展趋势和规律相矛盾，因此，它必将破产，赫拉普钦科直言不讳：形式的文学和艺术已经完全过时。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开拓者，赫拉普钦科院士堪称历史诗学最重要的构建和应用者之一，他清楚地意识到苏联如若要摆脱欧美的所谓形式、结构的纯文学观念的渗透，构建自身理论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就必须要开拓文学研究的场域，在做好国别文论研究的情况下，再将它们进行历史延展，把东西方的诗学与文艺理论精粹进行整合研究，为此，他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向前发展进步的重要趋势：“在我看来，如果把文学的历史起源研究和它的历史职能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再加上深入到作品内部结构的诗学研究，那才是真正具有发展前途的文学科学。”[11](87)他的文艺学研究逐渐加强了审美同认识论、心理学、艺术社会学、符号学等学科的渗透与关联，并贯穿了历史主义的原则，对作家所使用的所有艺术手段与美学原则进行了归纳与审视，并且尤其重视对历史诗学的研究与探讨，他的理论建树丰富了文艺学研究的整个系统，正是赫拉普钦科奠定了历史诗学研究的理论基石。但是，当前系统地介绍和研究赫拉普钦科的文艺思想的工作尚且十分薄弱，尤其是我国对赫氏马克思主义历史诗学尚无全面系统的著述，对其核心理论思想还缺乏深入的把握，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