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知乎网友@一把井中月则从一个东北工人子弟的视角证实了为何电影中胜利化工厂满满都是东北味。

襄樊的这个东方化工厂我没有去过，但在电影中给我的感觉真的和我们厂子很像。

首先就是贾玲小时候住的那种二层趟房，跟我小时候记忆里的家属院一模一样。普通工人住的是一横条，类似于教室那样的趟房，干部住的是三层的将军楼。电影一开头也很写实，工人们上下班都骑自行车进出厂里。

甚至连电影院都超级真实，我们这电影院叫庆阳文化宫，能容纳2000人同时观影。那个湖边划船的镜头，几乎跟辽阳青年湖公园一模一样。。。我猜襄樊的这个化工厂，当初就是依照庆阳化工厂的思路建设的。有当地的同学，可以问问长辈给大家科普一下。

土生土长的湖北人贾玲却说着一口东北话，这个看似不合理的细节，却把一切线索指向那个火红的时代，指向那个东北人怀着革命理想昂首入关的岁月，指向两个镌刻历史记忆的关键词：

三线、厂话

更隐隐给了当今的老大难问题——东北振兴某种解答的启示。

厂话，顾名思义，厂里人才说的话，而“厂里人”很多来自东北，所以厂话多是东北话。

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国际形势急转直下，党中央决定根据历史教训与全面核战争的考虑，重新布局全国工业体系，拉开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工业迁移——三线建设的序幕。

大量工业、交通等基础设施从最容易遭受入侵的一线撤退到了后方三线

资料显示，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实现了生产力布局向西推进。

一线中，除了工业薄弱的西北与破坏严重的东南沿海，东北三省以哈尔滨、沈阳、长春为首的一批重工业城市当仁不让肩负起了三线支援的主力，不负“共和国的长子”之名。

“精兵强将上三线”，“好人好马上三线”，东三省精锐尽出！

“那些年，在广袤的黑土地上，一列列火车满载煤炭、钢铁、石油、装备、木材、粮食等紧缺物资开往全国各地，一批批东北精英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他们千里迢迢，奔赴三线地区，背井离乡，在异地他乡落地生根。”

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理事，现年50岁的邓龙向媒体深情追忆当年。

其实，早在三线建设正式开始之前，为了让“一五”期间的156项重点工程顺利落地，东北除了自家搞建设，还要抽调大量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前往其他省份进行项目支援。

据《东北支援与三线城市发展》数据，“东北重工业基地，完成了支援全国三线建设最大任务量的时代重任，约向三线内迁企事业单位200个、人员100万、援建项目300多个”。

这一百万东北的技术人才，分到300多个三线建设项目里，每一个三线厂项目平均能达到3000余人，再加上随厂迁走的子弟和家属，平均每个东北援建三线厂都有着几千的东北人。

贾玲出生长大的湖北襄阳东方化工厂，正是这三百分之一。难怪《你好，李焕英》的主要演员，大部分都是东北人。

戏份不多的车间主任“刘海柱”

由于当年三线建设项目多为保密厂（兵工厂或重点项目），因此三线厂都有着自己的商店、粮店、学校等等，和当地社会相对隔绝 ，也就造成了“东北话”成为了与当地话有所区别的独特“厂话”。

更著名的是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当年二汽建厂时，长春一汽包建11个分厂，上海包建6个分厂，北京和武汉各包建一个。

众所周知，东北话的感染能力无与伦比，所以，汇聚全国人才的小小的十堰山沟逐渐被本就占多数的东北话占领，即便改名“东风公司”，也还是遍地东北话。

更典型的例子是攀枝花。在这座生生被“三线建设”从零拔地而起的新城市，厂话融入了当地，成了地道又别具一格的土话。

一句“你要做什么？”，东北话中是“干啥”，四川话中是“搞哪样”，攀枝花这里合二为一——“干哪样”。

整个六十年代，攀枝花市陆陆续续接收了十二万二千六百多的外省移民，最多的是辽宁人，近三万，加上五千九百多吉林人、二千九百多黑龙江人，整个东北共来了三万七千多，然后是上海人、北京人、天津人。

时过境迁，很多外地口音都隐没在浓重的四川乡音中，只有东北话执拗地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讲述着一批批东北人走出白山黑水的故事。

“我们的厂上海人，湖北人，湖南人、山西人都有，当然最多的是东北人。全国各地的人汇集到一起，最后都被东北人赤化了。因为大家必须有一种语言为主，所以东北普通话成为主流，特别是厂子弟，打生下来学的话就是厂话。”一位大西南的三线子弟曾经如此感慨东北话的感染力。

东北味的“厂话”成了“三线建设”的特有文化现象，成了大山沟里三线人满满的骄傲，更在贾玲这样的三线子弟心中，与为三线奉献了黄金岁月的母亲捆绑在一起，成了一辈子都不能忘却的记忆。

时间到了1983年底，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三线调整问题的通知》，对三线厂作出了“保军转民”“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重大政策，明确了“关、停、并、转、迁”的三线调整方针。

电影胜利化工厂的原型，襄阳宜城的兵器集团国营第525厂，正是因此转给了地方，成为了湖北东方化工厂。

从全国经济形势上看，改革开放已经彻底唤醒了沿海各省的经济活力，三线所在的中西部地方政府也看到了这些大山里的神秘工厂所蕴含的巨大经济潜力，四处活动，迫不及待地希望能将三线厂调迁到当地城市中。

三线厂的职工，因为生活和待遇窘迫，担忧子女的未来，也希望能走出大山。

1984年4月，湖北襄阳的兄弟市——孝感市市委书记邓昌德正努力与各方洽谈二汽迁入孝感的事宜。当他听说电子工业部4404、4504工厂从大山里迁往襄阳遇阻时，立马决定去截贾玲老家的胡。

尽管当时上级已经拍板两家工厂调迁襄阳，邓昌德没有灰心，盛情邀请两厂考察团来孝感，承诺最优厚的条件，获得了厂里职工95%的民意支持，并以此要求上级重新表态。

孝感横插一刀，还在犹豫的襄阳也急了，发文给两厂同样承诺优惠条件，双方开始了白热化的争抢，一直争到了电子工业部、国务院三线办公室。

邓昌德来北京后发现，全国各地的三线厂都被地方抢破了头，在办公室门口被人潮挤得在厕所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获得了最权威的支持。此后，孝感市再接再厉，把航天066基地、地质309队、兵器部238厂也迎回了孝感。

江汉平原上默默无闻了几千年的农业小城孝感，终于走上了工业化的快速道路，华丽转身为新兴工业城市，并在1993年成功举办农运会这样的全国性大型赛事。

除孝感、襄阳外，湖北的十堰、潜江，四川的绵阳、德阳、攀枝花、华蓥，陕西的汉中，贵州的六盘水，甘肃的酒泉，这些曾经传统农耕地区都因为三线厂的调迁，而迅速成长为地方经济的重要力量。至于那些本就繁荣的城市，如武汉、成都、重庆等等，更因此如虎添翼。

曾经备战备荒的三线战略，那些从东北散出的工业化种子，意外的结出了改革开放后，中西部经济全面发展的果实。

东部沿海因为政策放开而崛起，中西部借力“三线”调迁迎头赶上，曾经为国家经济布局出人、出力最多的“老大哥”东北却失落了。

2003年10月2日，黑龙江省发改委政策法规处彭介林处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

从建国初期一直到1990年代以前，国家要求黑龙江在经济布局中的角色，一是给其他省区提供原料，二是提供工作母机，即制造业设备，三提供军工产品。

他坦言：“（东北经济）属于资源输出型，但又是不等价交换，粮食、木材、煤和油都平价调出去，而那些省份加工成产品后，再高价卖给我们。”

2002年时的黑龙江省省长助理胡鼎祥则举例说：“在价格双轨制期间，1985年全国平均指令性计划20%，黑龙江却高达52%，且产品大多被低价调拨。”

从建国开始到改革开放初期，东北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奉献，如同贾玲乡音无改的东北味“厂话”一样，似乎消失在了大众的记忆中，直到尘封的记忆被一部贺岁片再次打开。

《你好，李焕英》中，排球赛是最关键的戏份。

90年代，排球比赛里出现了一个关键位置——自由人。自由人不能进行发球、拦网、扣球这样出风头的动作，但可以随时替补后排防守球员，是球队防守体系“底线”的保障。

同样，在篮球比赛里，往往在首发五人之外有一个“第六人”，这种球员通常“不是主力胜似主力”，一上场就要是有发挥，主力不在状态时可独挑大梁，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同时还要有“明明实力不亚于先发，却要先坐冷板凳”的觉悟。

东北，在最近几百年的中国经济中，扮演的正是一个出人、出钱、出力却难出风头、甚至要坐冷板凳的“自由人”、“第六人”的角色。

从交通条件上来看，东北虽然远离关内，但平原铁路水道纵横，对外也不缺出海口；从自然资源上看，东北物产丰饶，矿产木材，样样齐备；从人文条件上看，东北气候虽冷、人口少、开发历史短，但土壤肥沃，粮食多，有水有地，养多少人都不怕。

论发展经济，其他地区各有各的特长优势，只有东北可以称得上全能型选手，却因为地域原因长期坐在了冷板凳上。

很多人不知道，四百年前，发源于白山黑水的清朝入主中原后，“龙兴之地”东北反而逐渐凋敝。

因为满清把东北看做皇家私产，帝国最后的堡垒，严防中原人民迁徙垦荒。从康熙开始，清廷对东北地区实施严厉的封禁，修建“边墙”阻止汉人进入，锁死了北大荒的大规模开发。

直到鸦片战争开启中国百年屈辱，东南沿海与内地经济不复盛世繁华，甚至难以自持，相对隔绝且未开发状态的东北又被列强盯上，清政府才彻底解锁东北地图，掀起了迟到两百年的千万级移民大潮——闯关东。

1861年1月，清政府派人管理牛庄（辽宁海城）通商事务，此后东北陆续开了几十个地方海关，搞成了“自由贸易区”。皇家土地林场也被推向市场，大面积封禁的土地松了绑，正好迎来了逃荒大潮。

当时关内，水旱蝗灾肆虐，加上战乱不断，山东、河北连年灾祸，灾民大量闯关东，东北人口暴增。

1860年，东北正式开关，人口大约只有300万，而到1945年统计已经高达4000万人。足足3700万人在不到100年内迁徙到东北，比欧洲人同时间段移民北美还多。不仅充实了东北的劳动力市场，也抵抗着列强对东北的蚕食。

当时，列强在东北用港口、铁路抢地盘，中国人也如法炮制。

东北三个港口，大连港被日本控制，锦州和营口却分别由民间和官府经营。俄国把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东三省，一路催生出哈尔滨、大连和长春等新兴城市，当时东北的主政者也力主修建铁路，实现沿线的森林、矿产开发，壮大官府和民间实力，抵制列强实力触角。

闯关东的移民浪潮，让地域相对隔离的东北，在百年耻辱中给凋敝的中国国民经济，留住了一抹亮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已经形成了东亚繁华的工业地区，丝毫不亚于日本。有数据显示，1945年时东北工业部门齐全，GDP占全中国的85%。当时，长春之名不亚于东京，沈阳干脆就是“东方鲁尔区”，哈尔滨敢和巴黎互称姐妹，流行时尚紧跟欧美潮流。

30年代的长春

经济活跃，文化教育自然也水涨船高，

东北大学办学经费居民国高校之首，教授月薪360元，月月足额发放。彼时，北大、清华也才300元，天津南开更只有240元，还经常欠薪、减薪。优厚的待遇，让关内许多名人学者联袂出关，全国名士云集东北。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者垂涎三尺的，绝不仅仅是黑土地上的自然资源，而是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东三省工业基础、资源条件遥遥领先，为了全国建设大局，自然既要肩负资源装备供应重任，又要输出技术人才，还要备战备荒，时刻准备应对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

“共和国长子”这五个字，不光是享受最好的资源，还意味着要不惜一切全力帮助家里的弟弟妹妹们成长起来。

沈阳产业金融博物馆里有一张图显示，1950年到1980年间，包含三线建设在内，仅一个沈阳市就输出超过50万人次的技术工人支援全国，很多直接扎根在了他乡。全国各地有100多个项目有沈阳的投资，各地的显像管厂、制药和机械制造企业，很多都是从辽宁甚至是沈阳一个城市出来的。

在建立上海宝钢的过程中，不管是资金、技术还是人员，鞍钢都给了很大的支持。

东北制药总厂，新中国成立时分了一半到上海，变成了上海医药集团。60年代三线建设再分一半到湖北，就是湖北医药集团。80年代经济改革再分一半到石家庄，就是今天的华北制药。

工业的外输，也是人口的外送。百年前的中国有三大移民潮，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闯关东闯出了中国现代工业的一片天，默默反哺关内。

东北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在其他地区被封建制度牵绊、被列强肆意剥削、被连年战火灼烧，无力稳定发展的时候，吸收宝贵的人力、知识资源，孕育、积蓄着未来中国工业化的种子与养分，待到时机合适，便播撒向四方。

这一吸一放的背后，是高光时刻谢幕的东北，怎么也难以摆脱的“冷板凳”定位。

投资不过山海关，这是人们提起东北经济现状时最常用的说法。是卡在今天东北经济头上的紧箍咒。

这如今被很多人当成妖魔化东北的一句话，但如果从东北“第六人”角色定位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理解出了一些偏差。

富士康在辽宁营口的厂子就很说明问题。

营口是东北的第一个通商口岸之一，到建国初期是响当当的辽中南工业基地的重镇。

2006年，中央提出“五点一线”振兴东北的宏伟计划，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迎来百亿投资，富士康、五矿、华能等世界五百强纷纷进驻。

在一轮轮领导的考察中，所有人对未来信心满满：珠三角富起来了，江浙沪富起来了，现在该轮到咱东北老铁致富了吧？

2007年，郭台铭在营口富士康园区给狮子点睛，当地人的胃口被吊到了最高。

那会儿，苹果手机刚刚问世，在智能机时代前夜，按照未来发展速度，营口富士康三年会扩张到两万人，到五年足足招满十万人！

十万富士康员工，外加二三十万家属，外加周边产业几十万人，对于劳动力流失下人口刚刚百万的营口而言，相当于再造一座营口。

但梦想很美好，现实却过分骨感了。

营口沿海地基地下水太多，地基的桩子要多钻几十米，一间标准厂房要比平均预算多四百万人民币。但最大的麻烦是找不到足够的工人。

东北本来计划生育就做得彻底，而当时正值劳动力外流高峰，城里新一代独生子女都出去了；同时东北农村土地多，进城农民工资源远没有别处丰富。再加上富士康不招年纪普遍偏大的下岗职工，一千人的初始招工规模就遭遇了用工荒。

但这些困难，说到底都是钱能解决的，重赏之下还怕没勇夫吗？

很多人都认为，营口富士康不过是郭台铭在给自己戴红帽子，表达一下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复兴”口号而已，并没有做好克服困难的准备。

也难怪，对于各省建了45个厂，员工120余万的富士康而言，实在是多营口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性价比没有别处高，那就没必要硬着头皮上，这其实才是“投资不过山海关”的真实逻辑。

富士康营口厂区周围预留的规划土地

营口富士康在2019年宣布暂停经营、遣散员工时，公告里用了一个看似敷衍却直白的理由：

由于所处地（营口）远离电子产业集群地带，使得其无法获取高效率、低成本的产业配套，难以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

最终，富士康没能再造一个营口，只是再造了营口的房价，苦了大票未婚男女青年们，更加恶化了人口形势与招工的难度。

曾经的“闯关东”造就了东北的繁荣，今日的人口流失也扼杀了东北的竞争力。而且可见的未来，东北恐怕再难迎来移民数千万人的发展红利。

未来如何与本就联系更紧密的关内诸地竞争呢？

2月18日有关部门发布了《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给了一个思路——既然没有外来人口红利，东北人民自己造不就行了？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建议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让更多的人加入生育“队伍”，或许能够一定程度上应对常住人口减少的问题。

过去，东北国企单位多，计划生育政策威慑力大，所以落实得比较彻底。但多年后，人们抚养后代的欲望，并不是水龙头，说关上就关上，说打开就能蹭蹭蹭往上涨的。

生孩子不难，真正困难的，是养育一个孩子所需要的成本。所以为什么二胎政策效果并不明显，最简单的原因是：二胎成本太高了。

房价问题无需多言，教育投资也让人肉疼，医疗、养老甚至未来的就业前景，一连串问题接踵而来。

解决东北人口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也许有一条本质道路：社会公平。

当年东北为什么能吸引大量山东、河北人闯关东？正是因为东北拥有全国最为“公平”的环境，未开发的土地多得是，只要肯干就能出头，满地都是机会。从欧洲殖民新大陆、美国西进运动都能看到类似的影子。

研究三农问题多年的温铁军教授就认为，新中国以来的两次爆炸式发展，无论是土改还是改开，本质上都是来源于土地资源的重新公平分配。

而如今已经扔在替补席上几十年的东北，再次呈现出人少地多、人均资源丰富的禀赋，却失掉了“闯关东”时期的“公平”环境。

2004年，当“振兴东北”的口号在黑土地上响起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就提出：

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发展，受益于国家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改革开放以后，则受累于赶超战略所遗留下来的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

也就是说，由于之前不平衡的赶超战略和改开后的遽然松绑与抽血，现在的东北结构上“瘸腿”，社会机制运转不公平化，造成竞争力不足，弊端重重。

一些崇尚自由市场的人明白这个问题，却把根源单单归咎于国有体制，趁机鼓吹快速私有化。

这类观点很有迷惑性。因为自由市场与快速私有化的确能让东北的资源加速流动起来，短期GDP也许会好看，但后果只会是加剧资源向少数人集中，恶化社会的贫富撕裂，最终财散人心也散，让东北陷入永远的资源诅咒。

曲婉婷母亲一案，就是东北国有资产流失致使贫富分化的最好例子

所以，摆在东北面前的两条路其实不难选择：

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再搞“赶超战略”，只顾经济指标，为“效率”不惜把大部分人抛弃，牺牲“公平”，揠苗助长式把资源押宝在少数人手里；

二是依托丰饶的自然条件，公平分配社会资源和机会，打破阶层流动的壁垒，再造当年的“公平环境”，让东北人民可以生、愿意生、放心生，也能再次聚集一波全国人气。

扶贫、反腐、市场优化、制度改革，多管齐下，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形态，这才是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东北真正的竞争优势所在。

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东北自身推进社会公平，聚拢人气，才能在机会到来时做好准备。

东北亚的地缘局势一旦破局，就该是东北从替补席站起来上场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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