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这真是安顺文化、文学界的丰收季节：在陆续出版了《神秀黔中》、《黔中墨韵》以后，又有了这本《黔中走笔》。据说还出了一本《黔中烟霞--安顺地域风情小说》，我还没有见到，但想来也应该是在统一的指导思想与规划下的产物。这都标志着安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构建，越来越走向系列化、规模化了。这样的“文化自觉”是难能可贵的。

我读《黔中走笔》首先注意的，是它的副题：《安顺报纸副刊文选》。这使我想起本书特约编辑说过的一句话：安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构建，“实则是一个政府与民间，集体和个人互相结合，体制内外的资源有效利用，良性整合的联动--共振过程。上有地方官员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有地方文化学者的努力和配合，这正是近年来安顺文化建设工作成果突出，绩效显著的原因之一。”（杜应国：《“破题”与“接题”任重而道远》）

据我所知，在这方面，安顺市的有关领导确实是不遗余力地倡导、扶持，安顺市的有关部门，如安顺市委宣传部，安顺市文联，都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而安顺老、中、青三代作者的倾心合作更是不用说了。我要补充的是，其“中”还有“地方报刊的作用”：所有的有关讨论、我们这里说的几乎所有的实绩，都是首先在安顺报刊上发表，这个事实是能够给我们以启示的。据我所知，早在九十年代，杜应国、李晓、罗迎贤、邓克贤诸位朋友在编《安顺广播电视报》“小世界副刊”时就有意识地发表了不少有关安顺文化的散文，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而《安顺日报》副刊和《安顺晚报》在这方面同样有着高度的自觉，晚报总编宋茨林在一篇题为《春在溪头荠菜花——也说“保卫文化副刊”》的文章里，满怀激情地写道：“安顺一地”“在真山真水真情之中，弥漫着独特的地域文化，这些文化需要反映，需要表现，需要评价，需要研讨，需要解读，需要升华，需要一本打开的大书，每天都为之翻开崭新的一页。愚以为，这本‘打开的大书’，便是报纸，便是报纸的‘文化副刊’”。由此而逐渐形成了一个明确的“地方报纸应成为地方文化的载体”的办报理念：“本报同仁强调《安顺晚报》一定要有‘文化追求’，把展现、诠释和守护‘黔中文化’作为报纸的生命和使命。

在这个理念的实践上，不独‘文化副刊’，整张报纸都应如此”，并且把“推动‘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建构’”作为“实践自己文化追求的主攻方向”（《〈安顺晚报〉的生命和使命》）。绝不能低估这样的办报理念的意义：在报纸日趋商业化、低俗化的情势下，能够“盯住地域文化（历史人文）做文章，不受时尚的诱惑和干扰”（戴明贤语），如宋茨林所说，就是在“保卫文化副刊”，是对“价值”和“秩序”的“坚守”（《春在溪头荠菜花》）。重要的是这些理念都变成了具体实践：《黔山夜雨》、《潮音》等文化专栏的设置，“老照片”的征集、整理、发表，编者都以“主持人语”的形式加以引导，还有“建构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讨论等等，这些都引起了作为读者的安顺市民的强烈反响。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街头小景：“小城安顺为数不多的阅报拦前，每天都有不少细心阅读《安顺晚报》专（副）刊的热心人，有的人甚至看得如痴如醉”（《主持人语--敝帚自珍，爱我安顺》）。更有读者主动为“老照片”提供线索，还有的有心人把副刊上讲述安顺老故事的美文仔细剪贴，小心保存。这都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不仅是为安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构建，大文化散文的创作，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社会环境，而且也通过报刊把成果传播到普通市民中，成为他们的精神资源，得以在民间社会之中流传，保存：这其实正是初衷所在。不然，变成文人雅事，少数人的消遣，就真的没有多少意思了。

另外，这本《黔中走笔——安顺报纸副刊文选》的出版，不仅是一次成绩的集中展示，而且给进一步地总结、提升，提供了一个研究文本，也为下一步的传播，打下了基础：我是一直主张文学、文化资源要转化为社会精神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参看收入本书的《“诗意地在大地上栖居”》），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可做。

而且就构成《黔中走笔》主体的安顺“大文化散文”即“安顺小城记事”的创作而言，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在最近写的宋茨林散文集《我的月光我的太阳》序言里，曾提出创作《一个人的安顺》散文系列的设想：在有了戴明贤先生的四十年代的《一个人的安顺》这样的“范本”以后，再陆续写出五十年代的“一个人的安顺”，六、七十年代的“一个人的安顺”（宋茨林的《我的月光我的太阳》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八、九十年代的“一个人的安顺”，甚至新世纪初的“一个人的安顺”，最好是一个人写，也可以多人合写，而且每一个年代都不只一本。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以“大散文”的形式，以“时间的坐标”为经，写“小城故事”——小城的文化演变故事和小城人的精神发展故事——的“一个人的安顺”系列。这将是“安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有机组成，又因为它是有着“人”的活动，而且是以安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为中心的，记录的是民间“小传统”，而且都是和亲历者的生命、血肉联系的回忆和记实，它就构成了一部“活的历史”，“生命化的历史”，“个性化的历史”，这是可以和以典籍形态构成的“大传统”、“正史”互补的。

在我看来，这本《黔中走笔》，可以说是为我的这一设想和呼唤提供了一个基础。比如辑为“乡人”的那一组文章，不仅写到了戴明贤先生《一个人的安顺》未曾涉及的任可澄、黄齐生、王若飞等安顺历史名人，而且写到的安顺名师（吴晓耕、黄国权、夏其模）、名医（陈知生）、名作家、画家、音乐家（蒙萌、刘式型、张清常）、名艺人（刘汉培），都可以看作是戴著里《优伶》篇、《缙绅》篇，以及《“龙虎豹”》的续编。而“叙事”里所讲的四十年代，五、六、七十年代的安顺小城故事，前者如《往事点滴》（刘纲纪）、《华严洞，寻访故宫文物藏宝秘史》（石庆利）、《闻一多先生过安顺》（文术）、《我的师长戴安澜在安顺》（王承厚）、《抗战时期的珠江音乐社》（蒋世伟）、《〈读书郎〉回乡》（洋涌）等，后者如《还记得》（陈黔生）、《阿拉在紫云》（范干平）、《知青往事》（黄鹤生）、《冬夜·男孩·火》（刘枫）、《小城旧事》（何平）等，都可以和戴明贤先生与宋茨林的个人记忆互补，可以说是“多个人的安顺”。而“物语”里的散文，则是叙述安顺历史沿革、地理、物产、语言、风俗的“杂记”，更是安顺地方文化展示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更重要的是，《黔中走笔》所提供的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初的安顺文化风景。其中可注意者有三。一是《安顺地戏出国演出纪略》（周青明）、《安顺地戏到台湾》（帅学剑）、《安顺蜡染东渡记》（洪福远）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安顺文化已经走出大山，越过海峡，走向世界--这里还可举一例：我刚刚去埃及旅游，在开罗的中国餐厅里，就看到了安顺蜡染，真是又惊又喜。而“山外”里的文章，则表明新时代里安顺人的文化眼光，已不局限于山内，更关注"山外"的大千世界。这是又一部读书史、精神史：和四十年代的戴明贤先生，五、六、七十年代的宋茨林们相比，眼界显然开阔了许多。读这一组文章，看“山里”的安顺人、贵州人如何看“山外”的蔡元培、沈从文、钱钟书、胡风，以及屠格涅夫、狄更斯、泰戈尔、普鲁斯特、博尔赫斯这些东西方的大师，是饶有兴味的。以上两个方面，可以概括为“世界发现了安顺，安顺也发现了世界”。这两个方面的“发现”，构成了一个文化的大视野，也构成了我们观察、讨论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初安顺文化风景的大背景。

二是在这样的“大土地”的视野下，安顺人、安顺知识界对自己的“重新发现”。这是《黔中走笔》的重心所在。这里有：“散板”里对安顺自然风景、地理文化的“再发现”，“叙事”里对安顺历史文化的“再发现”，“物语”里对安顺风俗文化的“再发现”，“乡人”里对安顺地方文化精神、性格的“再发现”，而最后一组“关切”里的文章则集中了关于“构建安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研讨，把前述“发现”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如前文所说，这都是“安顺文化史”的大事。

三是相对而言，《黔中走笔》偏重于历史的叙述，而较少写到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初安顺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和由此引起的人们日常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迁，这方面的安顺城里的故事和乡下的故事的薄弱，是需要弥补而不可或缺的。正因为如此，我对宋茨林《风雨兼程到紫云》一文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这是一篇写安顺运输公司实行承包制后，“‘老乌鸦车’831历经风雨平安行驶”在“安顺——紫云”之间的通讯报道，既写出了八十年代初安顺城、乡风貌的某一侧面，也有着“象征意蕴”，寄寓着作者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和期待。当时我就从中读出了一种历史感，并特意写信给宋茨林，希望他利用记者的工作之便，“有计划地写一批类似这样的文章，以反映在急剧变革中的中国边地小城镇的普通人的真实生活、思想、情感、心理等方面的变迁。写作范围、视野可以更大，写法也可以更为灵活：可以写一人，一村，一个家庭，一个角落，一个瞬间，一个场面——等等，最后汇集成一书：既为当代中国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同时也具有一种历史的价值”。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努力并没有继续下去，但我仍希望安顺的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能够自觉地充当这样的历史的记录者；还是我当年的那句话：“这是一件于己、于民族文化都大有裨益的事，值得一试”（《尚待实现的希望》）。

或许正因为如此，我特别看重收入《黔中走笔》的贾正宁的《回家》：这是全书中少有的安顺乡下故事，而且，它所提供的信息，给了我一种震撼。作者劈头就说：“我从未感到生命如此饥渴”，“在钢筋水泥建筑的挤压中，我感到了自己的虚弱，全身僵硬，僵硬成水泥板块中的一部分”。于是，他想“回家”，“回家尝试河水和山风”，“寻求大山的庇护”。——读到这“庇护”二字，我立刻想起了宋茨林的《我的月光我的太阳》里所讲述的内乱中安顺城里的高才生到乡下寻求“庇护”的故事，现在进了城的农民的儿子又想回到乡下寻求“庇护”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贾正宁九十年代的故事，看作是宋茨林六、七十年代的故事的继续。这当然也是两个时代小城故事的延续。但这又是怎样的延续啊：如果说，即使是在十年内乱中，乡下的“河水”依存，“山风”依存，尤其是“民风”依存，宋茨林们尚可以在那里避难安身；而现在，归乡的贾正宁们却发现，由于“村里人与自然反目与天地反目与同类反目”，“人欲膨胀飞禽锐减走兽绝迹”，村里的“小河日见干涸”，“河水”不见了，“树林业已消尽”，又何来“山风”？于是，那惊心动魄的一刻终于来临：“在一个雷雨的夏夜”，曾经给村里人，尤其是童年的贾正宁们带来无穷欢乐，因而被称作“喜鹊树”的百年老香樟树，“轰然倒地”，母亲说，这是一种“山崩地裂的恐怖”；而“第二天一早，村里人围着撕成两半的喜鹊树，锯子霍霍地切割，斧头弯刀挥起又落下”，“每一家人都迫不急待地参与瓜分”，只有裹脚的老人用拐杖支拄下巴战战兢兢地念叨：“作孽啊菩萨作孽啊——”，但谁也不听她了。——这或许是更加恐怖的：这是一种六、七十年代政治的动乱也未曾达到的更为致命的“内乱”。不仅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乱了，而且人心也乱了。也就是说，作为社会超稳定因素（即使是文革也未动摇）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秩序，底层民间社会的基本伦理、价值观念，都遭到了颠覆和毁灭。而这样的颠覆和毁灭，是发生在贵州、安顺这样的边远地区，就足以说明是何等的彻底和深刻了。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这样的颠覆和毁灭具有“釜底抽薪”的性质，因此，不仅城里的宋茨林们再也不能到农村及地方文化传统那里去寻求庇护，而且来自乡下的贾正宁们也无家可归。于是，就有了这一声长叹：“我命定生在旅途长在旅途梦在旅途死在旅途——”。这长叹是具有历史性的，其丰富复杂的内涵更是难以言说的。

最后，还要说及的，是《黔中走笔》一书的结构，看来编者是很有用心的；而这样的用心却不可忽视。全书分六大板块，分别命名为“散板”、“叙事”、“物语”、“乡人”、“山外”和“关切”。这就使全书的编辑与阅读都成了一个动态的“过程”：由“散”而“聚”，由“内”而“外”，由“具象”而“抽象”。这同时也是阅读心态的指引：由不经意地散淡读来（这正符合安顺人的读书习惯），不知不觉地进入文化和哲理的沉思（这正是安顺读者与文人所欠缺的）。而我所注意和感兴趣的，却是这样的结构，特别是它的主体部分“叙事”、“物语”和“乡人”，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如何结构安顺小城历史的方法。这使我想起了司马迁《史记》的结构。我们知道，《史记》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结成全书一百三十篇。据研究者介绍，《本纪》固然详载帝王的事迹，可是同一时代社会上发生的重大变化也就有计划地编排进去，基本上成为有系统的编年大事记。”——在我看来，这就是“叙事”。而所谓《表》，就是将“并时异世，年差不明”的事迹，仿周代谱牒的体制，编而为“表”，“于是历代传递相及的世系，列国间交涉纠纷的关系，主要职官的更迭等等繁复混淆的事项都给这纵横交织的表格排列得头绪分明，眉目清疏了。

”——这是“叙事”的一个补充。所谓《书》，其实是“举凡天文、地理、政治、经济、风俗、艺术等等分门别类，写成了各种类型的专业史。”——后来，《汉书》改《书》为《志》，就更是戴明贤先生说的“文化志”，《黔中走笔》里的“物语”，就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所谓《世家》，写主要王侯、外戚的传世本末（《孔子世家》与《陈涉世家》为特例），而《列传》就是写社会各阶层各类人物的专传或合传，又将当时的外国或少数民族和汉民族关系的始末情由写成《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这大概就是“乡人”的内容了。如果我的以上联想成立，那么，我们这些年所写的安顺“小城记事”其实是为编写安顺《城记》作准备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在《黔中走笔》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编写安顺《城记》的设想和任务。而命名为《城记》，则显然是提倡对《史记》“纪传体”历史体例的自觉借鉴，更有计划地写安顺各种专业史（教育史，商业史，交通史，风俗史，地方戏剧史，歌谣史，饮食史，方言史，等等），是为“书”（“志”），不一定都写成专著，像司马迁那样写成专文即可；同时写安顺“世家”，安顺各色人等和民族的“列传”，以及记载历史大事件的“本纪”和“表”。《史记》的可借鉴处还有二：一是“历史”与“文学”的结合，二是“保留许多生动活泼的故事”，包括民间的“异闻口说”，为以后的“通俗演义”和“戏剧搬演”提供了素材基础，也就是说，它的衍生物是可以进一步丰富地方文化的内容的。（以上关于《史记》的论述，均引自王伯祥：《史记选序例》）

如果说，前述《一个人的安顺》系列是“个人化的历史”，可以构成安顺“小传统”；那么，这样一部《城史》就是安顺的“正史”，如果再加上对安顺历史、文化典籍的有计划的整理、出版，就构成了安顺的“大传统”：完成了这三大工程，我们就真的可以向后代交代了。

2007年3月24日补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