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利亚的事迹出自《福音书》，据推测她出生于公元前 20 年左右，童贞之身的她感圣怀孕，后嫁给约瑟，在马厩中诞下耶稣（《路加福音》）并生下耶稣。后来耶稣开始传教后，玛利亚一直跟随他，最后，她亲眼目睹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约翰福音》）。据说后来使徒约翰把玛利亚接到以弗所并养老送终。圣母玛利亚是西方世界最受崇敬的女神，但正如观音信仰和形象在中国的发展一样，玛利亚信仰和形象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玛利亚的神化过程

犹太教中没有女神崇拜，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早期也保留了这一传统，并没有崇拜女神的现象。早期的基督教会虽然尊敬玛利亚，但并不崇拜她，仅仅认为她是耶稣的生母，并不具有神圣性。从那时到公元 4 世纪“圣母崇拜在民间也是不甚普遍的自发现象，女性和母亲的玛利亚作为一种神学象征的意义尚未得到充分认识。”

但这样的情况到了 4 世纪中叶时开始发生变化。公元 431 年，亚历山大的大主教西里尔到以弗所布道时，将许多当地人用于古希腊神话中的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的词语挪用在玛利亚身上。随后，拜占庭皇帝狄奥多西斯二世召开以弗所会议，他们不顾君士但丁堡主教聂斯托里的抗议，为玛利亚加上“天主之母”的神圣头衔，使得玛利亚获得空前的荣耀。

6 世纪时，教会又指定 8 月 13 日为圣母升天节，而这一天曾是女神阿尔忒弥斯的节日。在此之后，圣母崇拜进入了空前高涨的阶段。随着玛利亚圣母崇拜的发展，15 世纪有教会正式颁布了用于敬礼圣母玛利亚的祷文《圣母圣咏》（《玫瑰经》）。

玛利亚形象的世俗化进程

“摩西十诫”第二条规定“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由此可见《旧约》对崇拜人类的画像和“圣像”行为是禁止的。但随着基督教的合法化和传教的需要，这一禁忌逐渐有所开放，而且“种种古典女神形象开始被借用并流行于基督教美术中，成为基督教早期美术中独特的图像志景观。5 世纪前后，女神形象逐渐式微并最终被圣母形象取而代之。”

4 世纪初在一些石棺雕刻中就已经出现了很多圣母形象，马利亚均以普通母亲的形象出现。具有代表性的是南斯拉夫萨隆（Salon）主教辖区的《圣母、圣徒与牧羊人石棺》。“因缺乏感官性描绘，圣母等人物形象趋向于平面化与装饰化。”4 世纪末 5 世纪初，玛利亚像开始大量出现在教堂镶嵌画中，这一时期玛利亚像的圣母地位逐渐凸显，已然成为“天国皇后”。

从 6 世纪开始，头戴光环，怀抱圣婴的 “升座圣母”像经常出现在教堂和宗教器物中。此后，圣母，坐在王座上的这种程式化造型逐渐固定，凸显其“上帝之母”和“天国皇后”的身份。这种程式化的圣母形象成为整个中世纪教堂的主体图式和信徒心目中理想的礼拜对象。

一方面，由于《圣经》抵制偶像崇拜，或多或少地会对宗教艺术创作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从 5 世纪到 15 世纪整个中世纪都沉浸在一种浓厚的宗教氛围中，哲学、艺术等不过是“神学的婢女”，所以缺乏创造性。总之，在基督教早期与中世纪，圣母像神圣庄严，通过“对现实人物形象所作的抽象化、符号化的处理，传达出神性特质，显得神秘、深入、震撼人心。”

重视其宗教意味，以封闭的背景、僵硬刻板的人物为主要特征，几乎没有什么多样性。如现保留在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镶嵌画《圣母子》，虽然颜色辉煌灿烂，构图肃穆大气，表现出对天国的向往和对已经上升为圣母的玛利亚的推崇。但是，人物姿态生硬，表情呆板，衣纹也不流畅，虽然强调了神圣、庄严、静谧的宗教气氛，却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歌颂“人性”，教会势力逐步减弱。随着当时人文主义思想蓬勃发展，艺术家们冲破了教会的控制，基督教艺术逐渐趋于世俗化，圣母像也更为丰富，体现出人性化和世俗化的风格。此时出现了一批伟大的经典作品和著名艺术家，其中被称为“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拉斐尔描绘圣母作品堪称经典。可以说拉斐尔的玛利亚像兼有和蔼可亲和庄重典雅，呈现出理想和现实的完美结合。他所创作的圣母，是理想美的化身，是对人性尤其是女性或母性的抽象和歌颂。

如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是公认的经典杰作，圣母被塑造成年轻，娴静而美丽的女子，怀抱圣婴立于云彩之中，正如米开朗基罗所言：“圣母马利亚是神圣事物的象征，所以必须永远保持青春。”这位青春年少的母亲较之以前的母神显得温暖、真实，而且典雅、娴静。

和宋代观音形象的发展变化相似，文艺复兴后，西方圣母像与褪去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士塑造的理想化、神圣化的形象，渐渐趋于世俗化，更加贴近生活，形象往往以现实的人物为原型。玛利亚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天国皇后”，而是日常生活中的慈祥母亲，这时的圣母像完全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在图像背景方面，也更多地加入了自然风景或生活场景，是的圣母从天国走向人间，更加具有人情味。如西班牙画家胡塞佩·德·里贝拉 1634 年创作的《圣家族》，玛利亚怀抱熟睡的婴儿。

眼睛望向旁边的约瑟，约瑟则垂视这婴儿，自然和谐，鲜艳的衣服和强烈的阳光营造出舞台剧一般的普通家庭场景。同时期的现实主义杰出代表西班牙画家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牟里罗所绘《圣家族》更加平民化，没有丝毫神秘感和神圣性，也没有华丽鲜艳的色调，俨然一幅普通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

随后，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和流行，圣母像更加出现地方化和多样化趋势，遍布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们创作出了各具特色的圣母形象。

玛利亚像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历史上基督教曾经先后四次传入。唐朝时基督教的异端宗派聂斯脱利派从波斯传入，时称景教。431 年以弗所会议时聂斯脱里作为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主教曾抗议为玛利亚加上“天主之母”头衔。他认为玛利亚只是生育了耶稣的肉体，本身并没有神性。所以，这一时期传入的基督教和有可能没有带来与玛利亚相关的图像。

第二次基督教传入中国是元代。一方面，唐武宗禁佛时受到波及已经消匿的景教在一些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保留下来，此时又开始传播；另一方面，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会士到中国传教，繁荣一时。当时江南有著名的景教当时“七寺”，还有开辟的大都、泉州等主教区，被称为继唐朝的“景教”之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第二次高潮。

刚好这一时期，欧洲正笼罩在一片“圣母崇拜”的宗教热情中，出现大量与圣母相关的艺术品。可想而知，这些艺术作品必然会被带到中国，他们也会在中国继续制作这类艺术品。传教士们在蒙古帝国早期的首都哈拉和林兼有宏伟的教堂，里面有华丽的法兰西样式圣母玛利亚像，“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道的中国出现圣像画的最早记录。”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国现存可见的最早玛利亚像是扬州出土的一个意大利人的墓碑刻像。从墓碑的铭文可知墓主人是多米尼克·德·维龙尼斯爵士（Sir Dominicode Vilionis）的女儿卡特琳娜（Katerina），她死于 1342 年 6 月。

这块刻有圣母像的 1342 年墓碑在 1952 年出土于扬州旧城墙的南门附近，出土之前，这块墓碑很可能被用作城墙的一块承重石。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传入，利玛窦、汤若望、艾儒略、南怀仁等一大批著名传教士来华，“至 18 世纪初已有澳门、南京和北京三个主教区，信徒已达 30 余万人。”这些传教士来华时一般都会携带一些基督教相关的画像。而且此时玛利亚已经开始与中国宗教产生关联。

同一时期的神仙小说《历代神仙演义》在卷九第二节“严子陵高屈光武，玛利亚贞产耶稣”中记述了玛利亚和耶稣的故事，该书讲述的诞生、受洗、传教、遇害、升天等事迹与《圣经》所载大致相同，可窥明清之际基督教在中国影响之一斑。但文中最后说道：“后十日，天神降临，迎母升举，立于九品之上，为天地之母皇，世人之主保。”明显地与佛教净土信仰中的九品往生结合起来。在玛利亚绘画上也是如此，如比利时传教士方希圣 1938 画的《天使报喜》，有亭台、松树等中式景致，人物为中国仕女，持莲华，踏祥云，极具中国特色。

此次基督教的传入由于传统儒家士大夫的抵制等原因，旷日持久的“礼仪之争”之后，康熙宣布驱逐传教土出境，开始了长达百年的禁教。第四次基督教的传入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势进入中国的。这次来华的传教士中不仅有天主教信徒，还有新兴的基督教势力。“至 19 世纪末，（天主教）已在中国建成五大传教区、发展教徒达 70 多万人（新教）来华传教士已达 1500 多人，发展信徒达 8 万多人。”

这一时期不仅外来的玛利亚信仰和艺术持续输入，在中国本土持续发展的玛利亚信仰和图像也已经与中国文化、中国宗教有相当的交流、碰撞了。其中也包括玛利亚与观音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