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华同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知名专家。我第一次听大华谈思想史研究是在2016年春。有一天我主持召开《中华思想通史·绪论》（目前已经出版）写作组全体成员会议，讨论《绪论》的写作大纲。在讨论“第四章：中华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时，负责该章写作的大华提出，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所面临的时代主题，每一时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便是由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时代主题决定的，亦即每一时代思想家或历史人物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围绕这一时代主题所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甚至斗争就是我们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他认为，如果我们能够以不同时代的思想家或历史人物围绕时代主题所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甚至斗争作为我们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那么，我们写出的思想史就能够更好地反映思想史的主要内容。大华的发言给我的感觉，他的想法抓住了思想史的实质和主线，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值得重视。

后来每次讨论《绪论》时，大华都能提出比较成熟的看法和建议，而且他的写作任务进度快，质量高。经了解，这源于他个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有精深研究，并正在撰写“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内外第一部个人著多卷多册（三卷六册）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我了解这一情况后，便希望他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快把书稿撰写出来，作为我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课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特别重大课题“中华思想通史”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前不久大华告诉我，说书稿已经完成，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资助，将由岳麓书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希望我审核书稿，为书稿的出版写几句话。我阅读这部书稿后感觉这是一部信史，有深度，守正创新，颇有价值。下面略谈几点看法。

第一，该书提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要重视对思想家所处的历史时代、生存状况和生活经历的研究，搞清楚某一思想或思潮赖以产生的思想渊源和社会历史背景，考察思想家与其时代、思想的产生与物质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同时，也要注意避免对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理解和运用，除着力研究思想家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外，还应加强对思想家本人的生活经历、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的研究，看他有过什么样的生活经历，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到过哪些地方，经历过哪些事件，经济状况如何，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喜欢和哪些人交往，其亲朋师友尤其是师友的思想是怎样的，对他产生过哪些影响，等等。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种思想之所以产生于这个时代，而不是那个时代，是由这个时代的社会存在，亦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决定的；而在同一历史时代的背景之下，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思想家，又与思想家个人的社会交往和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该书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由中国近代所面临的时代主题决定的。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完成两大任务：一是要反对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亦即后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要反对封建主义以实现社会进步，使中华民族从封建主义的束缚和羁绊下解放出来。反帝与反封建，亦即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相互依存，民族独立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保障，而社会进步又有利于民族独立的实现。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就是不同时期的人们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主题在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争取社会进步中究竟提出了哪些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以及是通过什么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若干规律。他的这部《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撰写的。这是该书的一大创新。

第三，该书还提出必须学会用历史的、发展的、联系的（或整体的）观点考察问题。近代中国社会始终处在急剧的变化之中，近一百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才走完的历史行程，因此，面对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一是要把研究对象——思想、思潮或思想家，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二是要把研究对象——思想、思潮或思想家，作为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研究；三是要把研究对象——思想、思潮或思想家，作为统一的、有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同时要处理好三对关系，即思想家的思想与人民大众的思想之间的关系，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思潮史研究与思想家研究之间的关系。该书不仅这样主张也是这样践行的。比如，该书将思想家研究与思潮史研究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即以近代思潮的演化脉络为经，以主要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为纬，经纬交织，一方面以思想家的思想来见证思潮的演化，另一方面又要以思潮的演化来加深对思想家思想的解剖。这就更加清晰地阐述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也更加完整地体现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要内容。该书还较多地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思想和思想家进行前后（纵向）左右（横向）的比较。该书的这些主张和践行值得肯定，也为我们研究整个中华思想通史提供了范例和借鉴。

第四，除了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源、发展动力、历史分期、研究体例、研究内容、研究观点等方面，该书也多有创新。比如在历史分期上，该书没有采纳一些思想史研究通常采纳的以政治史分期为分期的做法，而是依据思想史自身发展的逻辑，将中国近代思想史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的嘉道年间到1915年《新青年》创刊之前为第一个时期；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为第二个时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第三个时期。当然，考虑到论述的完整性，有时对某一事件或某一思想、思潮的论述又必须跨越上述分期，延续到了下一个时期。这一分期法与以往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的分期存在着明显不同，学术界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是这一分期法突出了“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亦即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主义这两大时代主题，强调了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内在统一，在学术上有其合理性，完全可成一家之言。

第五，该书另一大特色，是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我国史学向来有文史不分家的优良传统，一个好的史学家，也是优秀的文学家，即所谓“出文入史”。如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史学巨著，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被称为“无韵之离骚”。但现在这一优良传统受到挑战，有的文章和著作只是一大堆材料，文字毫无优美可言，读起来枯燥无味，令人提不起兴趣；有的只是罗列国外新名词，不知所云。而大华同志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文笔清新流畅，深入浅出，如行云流水，读起来不感觉到累，可以说是近年我读到的文字功底深厚的学术著作之一。此外，该书是目前国内外第一部个人著多卷多册中国近代思想通史著作，第一卷、第二卷，为大华一人所著；第三卷，为大华提出写作大纲，他和俞祖华同志分头写作，最后由他修改、统稿和定稿而成，从而避免了多人合作的学术著作经常发生的作者水平不一、观点不一、文字表述不一、行文风格不一、前后衔接不上等问题的发生，真正做到了观点、文字、风格等各方面的“一以贯之”。

据大华同志介绍，该书是他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三十多年之成果的结晶。通读全书，结构合理，脉络清晰，观点明确，资料翔实，逻辑洽合，文笔流畅，多有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深化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部精品力作。

人们常以“十年磨一剑”形容学术研究的艰辛、执着与精益求精。在《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即将出版之际，为大华同志集三十余年之力，写出这样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精品力作感到由衷的高兴。也祝愿大华同志的这部新著出版后能走进大众视野，引起学术理论界的重视，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派做出应有的贡献。是为序。

（作者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