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韩石山，出版有长篇传记《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张颔传》，散文集《寻访林徽因》等，长篇历史小说《边将》是他的最新文学创作。

长篇小说《边将》以明代嘉靖年间为历史背景，以北部防线的一个边将家族为中心，塑造了以杜如桢为代表的几代边关将领的形象。小说既涉及了明代北部边疆的许多历史大事，也展示了边关民众的日常生活场景；既有金戈铁马，也有恩怨情仇；既写出了边将们的忠诚勇敢，也写出了他们情感上的纯洁坚毅……整部小说的格调苍凉而雄浑，文字精练清爽，叙事舒缓而有节制，不经意间，处处有机锋在焉。既是一部动人心魄的战争画卷，也是一部人性赞歌的爱情画卷。

韩石山说，他没有想到，过了70岁，还会写出这么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近些年来，韩石山在文坛上以人文随笔著称，尽管早年以小说登上文坛，后来基本上退出了文坛，专心搞起现代文学研究，对鲁迅、胡适、徐志摩、李健吾等现代作家做了深刻的解读，远离了以小说创作为主流的文学圈。但为什么又创作了这样一部历史小说呢？也是事出有因——

2009年前后，山西右玉县时任文联主席约他给右玉的一位历史名人写一部传记——这就是明代的将军麻贵。当时韩石山正在写山西古文字学家张颔的传记，起初没有答应，但对写一个历史人物还有点兴趣。大概对方看出他的犹豫，第二次来时，掏出一叠钱，说县上一听是韩石山写，就批下钱来。韩石山说，拿了人家的钱，就推不掉了。后来他才知道，县上是认可了他的写作，钱哪会这么快就批下？是这位文联主席自掏腰包垫上的。正好这时，《张颔传》写完等着出版，韩石山便移师北上，写这位明代边关的名将麻贵。

按约稿要求，韩石山写上十几万字就行了。但韩石山不，他觉得，他是学历史的，又写过多部文人传记，早年又写过小说，要写，就要写出个名堂。将来出版了，跟他的《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张颔传》，合称韩氏四传。至少也得写三十几万字。

这期间，韩石山病过一次，辗转病榻半年之久。病好了，接着写。2016年春节前写完，书名定为《边将》，恰是36万字。韩石山说，他一时高兴，便挑好的，在博客上挂了两三章。没想到的是，有麻氏后代指出，书中所写侮辱了他们的先人。韩石山说他一听就知道，肯定是自己的不对。当即道歉，同时声明，这个故事结构是他想下的，他将用这个结构，写一部纯虚构的长篇小说。正好这书稿，一度想改名为《麻贵将军传》，且做了几个速印本，便将一册寄给了当初来约稿的右玉县文联主席，表示他已完成县文联交给的任务……此事撇清，接下便是改写这部历史长篇小说。

传记改成小说，对韩石山来说，容易多了。先是素材，就大为丰富，他又在小说里加入了明代名将马芳、刘焘、李成梁三人的战绩。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的名字，也全都另起了。弟兄三人，分别叫杜如松、杜如柏、杜如桢。这是取了明将李成梁三个儿子的名字，人家是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桢。就是这个杜姓，也是从李字上来的，一是有李字的一半，二是杜与李都是寻常树木，才能如松柏，如桢楠。三兄弟中，主要写老三如桢。韩石山担心有读者把这个人物与麻贵联系起来，便将杜如桢的岁数提前了五年。老三提前了，老大老二也都随着提前。这样就与历史上的名将麻贵拉开了距离。小说里只有右卫这个地名没有变……

《边将》里的人物是有血有肉的，对于边将的内心世界和情感，韩石山是怀着对历史的同情和理解，例如，他用小说主人公杜如桢还未成年时的观察与疑惑：为什么二嫂要那样“尊”着甚至有些装模作样的二哥？年轻的二嫂回答他：“嫂子跟你说了实话吧，边关的男人，从了军的，十个里头，有八个是要战死的。边关的女人，嫁给从了军得男人，就得好好地服侍他们，让他们活着的时候，熨帖些。想到你二哥，不定哪天出去就回不来了，他再支使我，再装模作样，我都心甘情愿。别说他还年轻英俊，就是个二杆子。也是一样的……”

当然，在边将的从军生活里，还有着包裹在边将铁甲外表下的另一面，譬如：已经是年轻军官的杜如桢从城防上“值守”回来，来到爷爷的书房，看到爷爷正在写字，“不是看着临，是背临，临的是鲜于枢的《烟江叠嶂图诗》。这首诗，原本是个苏东坡写的，家里有苏东坡的帖子，爷爷不临苏东坡，偏要临鲜于枢的。鲜于枢字困学，爷爷提起来，总是称困学先生，而说起苏东坡，却称作大苏，不说东坡先生。”杜如桢眼里，这是爷爷的怪气，也可以说是一种“边鄙”之气。所谓“边鄙”之气，又是杜如桢读《史记》看来的，《史记》上说，荆轲刺秦时，随荆轲去了秦国的，有个叫孙舞阳的人，见了秦王，吓得腿直哆嗦，荆轲替姓孙的遮掩，说是“边鄙之人”如何如何……在杜如桢看来，“爷爷的这些毛病，该是边鄙之人才会有的一种偏执之见。”对此，二嫂笑他，人家念书学厚道，他这是念书学刁钻。其实，这也可以看成韩石山借着主人公之口对爷爷的一种人生境界的认可：“爷爷的字，那种硬劲儿，确实近乎困学先生，而没有东坡先生的丰润。”后来，当杜如桢担任大同总兵成为一名将军时，他的书房里挂了一幅爷爷用困学先生的笔致所写的对联：“每临大事须有静气，当信今人不输古贤。”也正是在爷爷的熏陶下，让杜如桢观察到这一现象：“凡是用道德打扮自己，过了头的人，总是居心叵测……”

历史是一代一代层累的积累，太阳下没有新鲜事。譬如杜如桢当了大同总兵后，历经沧桑看遍边关风景的爷爷对他说：以爷爷多年的观察，当好总兵官，必须善于经营，为将士谋福利，才能鼓动士气，建功立业。如何谋福利，只有在分配办法上动脑筋。朝廷给的是政策，如何执行对国家有益，则是臣工的责任……比如边兵的粮饷，边墙的工费，都像天上的雨水一样，一道一道，直着往地上下。若中规中矩，啥钱做啥用，最苦的还要属边兵，受苦最多，牺牲最大，而边防的安宁，全在边兵身上。要为将士们着想，当总兵的，就要与督抚协调，怎么能让天上直溜溜下来的雨，往将士这边飘一飘……正是在这样的耳提面命下，边将杜如桢才能守住自己的“边关”。

韩石山说，虽然《边将》是一部虚构的长篇小说，但既然是历史小说，就还是要呈现历史的真实。在韩石山看来，尽管四五百年前的历史情景，如果要一一指实，诚为难事，但是，“好在有明一代，公私著述，存留甚多，据以推勘，不难得其大概。山川地理，尚存其形，风土人情，未变其质，据以描述，庶几还能肖其形声。”例如《边将》中关于当年北部边关的几个重要边城的传说：“蓟镇的城墙，宣府的教场，大同的婆娘。”何以这三城以如此的“特色”相提并论，也正是在边将戍边的年代民间流传的前朝往事：

大明朝从洪武爷到嘉靖爷，最懂得边防最会谋划边防的，是正德爷。当时大同一带的守边将士十分辛苦，常常难以支撑。正德爷自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御驾亲征，巡视各地。随行的除了御林军，还带了整车的银两，大批内宫嫔妃。一路上一边发放银两，一边遣散内宫嫔妃，等回到北京，身边嫔妃，竟余下寥寥无几。几次出巡，光散落在大同一带的宫女，就有千余名。从那时到杜如桢做边将时，也有两三代了，妇女人数也翻了一番。有了好女人，家能守住，将士肯用命，边防自然牢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同的婆娘，足足抵得过蓟镇的城墙和宣府的教场，因此才有了这三镇长处并列的说法……

小说《边将》的写作，韩石山说，前前后后，共用了九年的时间。过去，每写完一部书稿，他常会暗自欣喜，嘿，又是一部杰作。如今老了，他却不敢再说这样的话了，敢说的只有一句：“这是韩某人，此生耗费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且是长篇历史小说。”（薛 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