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正春寒料峭，笔者去拜访已94岁高龄的当代藏书家潘景郑。景郑先生此时已静卧在床，我像读一本书似地看着他，清楚记得在《著砚楼书跋》中，他自述了在弱冠之年开始藏书的种种趣闻。

1919年秋天，吴县书市曾出现一部宋蜀大字本《后山居士文集》二十卷，由于纸色晦暗，大家都以为是明代翻刻本而不屑一顾。潘氏兄弟两人慧眼独具，毅然以二百元收下。此集字大如钱，字体古朴浑厚，用黄麻纸印刷，钤有“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图书印”等印记。由此他们将藏书处取名“宝山楼”，以示珍重。他们获得这部镇库之宝后，有次傅增湘从北平南下，曾到吴县潘宅借赏，傅氏将其描述为：“字大如钱，气息朴厚……捧玩再三，惊喜出于意表，盖不特为海内孤行之本，亦实为后山集传世最早之编。”潘氏得宋版《后山居士文集》后，又陆续购得《明弘治本后山集》、《蒋子遵手校弘治陈后山集》及《残宋本后村居士集》，潘氏对此三种各有跋语。此外他们还收有《江郑堂校明钞本后村集》。

“宝山楼”的收藏中，很注重明末史料。光绪末叶以后，明末史料逐渐受人重视，收藏和研究颇成风气，如谢国桢、朱希祖都是其中翘楚。博山、景郑兄弟对此也有一番罗致。对明代史料，潘景郑多有评述，对晚明人士的爱国情绪，潘景郑是极力赞颂的。1938年，日本侵略的魔火波及苏州，丁初园的遗藏也已箧衍狼藉，其手辑的《河东君轶事》也流落市廛。此时的潘景郑经乱之后，虽衣食困迫，然“斥饼金得之”，并在书后作跋，首先回忆了和丁初园的旧谊，对丁氏的治学态度也极为赞赏。陈寅恪作《柳如是别传》时，多得益于这本丁初园手辑的《河东君轶事》。

潘景郑还藏有柳如是尺牍及诗集《湖上草》。此外藏钱牧斋的集子也有多种，潘景郑在跋语中，对牧斋的评论却不及对河东君柳如是那样推崇备至。潘氏通过藏书题跋最直接表现爱国之情的，是在《校明抄本〈全国南迁录〉》中。对那些美化秦桧“杀害名将，后人犹以为爱东南”、“桧之议和，亦为国计”等语，潘景郑愤然在跋语中写道：“读此史者，当反复深思，勿为邪说惑其志行，变乱史事，自欺欺人，终为识者所齿冷耳！”本来潘景郑还有意编写南明史，这是受了其师章太炎的影响。他因此收购了不少这方面的图书，后因同门朱希祖已经动手编写，他才告放弃。

“宝山楼”藏书的另一类是乡贤文献，这是“宝山楼”的最大特色。凡是乡贤的稿本、校跋，甚至只有片纸只字、数语题记的书，他们都见无不收。《著砚楼书跋》中几近半是乡邦资料，尤其于集部中更大半都是。他们收集的范围不限吴县当地，而是包括旧日苏州府辖的常熟、昆山各县在内。他们不仅仅是收藏，更常常就零散碎烂的稿本加以整理装裱。潘氏兄弟勤于乡贤文献，先河后海，其实也是为中华典籍留根的事业。他们这种收藏宗旨，胸中含有很大的抱负，即要编订类似苏州艺文志的著述，但也未能实现。

抗日战争开始，“宝山楼”连遭炮火和盗窃，藏书损失约十分之三四。兄弟二人移居上海，收书之兴稍减，接着博山病逝，潘家失去主要经济支柱。此后景郑陆续有些出售易米，以养家糊口。例如明代文?（文徵明的重孙女）彩绘的一千三百多幅《金石昆虫草木状》，便为中央图书馆收购，现藏于台湾。这部具有中药研究及艺术欣赏双重价值的图籍，成为该馆宣扬其珍贵收藏，经常展出的样本之一。

潘氏兄弟在“宝山楼”共同藏书之外，他们又各有所好。博山收藏历代尺牍，景郑则嗜好石拓及砚。博山积二十年所得名人手迹一千余家，上起元代，下迄清末，而以获自无锡沈梧“古华山馆”及陈骥德“吉云居”藏的明末忠贤书翰最多，抗战中全部携至上海整理，准备会印流传人间，分为忠贤、儒林、文苑、金石、藏书、画苑、方外、闺秀、吴郡先贤九类。博山逝世后，景郑费时九个月，始告完成，并作《明清画苑尺牍跋》。为了不负博山的垂远之遗意，他又“发箧陈册，取先泽之未刊，及师友遗著有待名山者，与其他罕传秘帙有资考索者”，编成若干集传诸墨版，集名曰：《陟冈楼丛书》，并为之作序。

版本鉴定

潘景郑的三位老师章太炎、吴梅、俞粟庐，都是江南宿儒，学问大家。潘景郑十三四岁即学训诂之学，攻读《说文解字》等书。1931年春天，李根源先生将潘景郑的学识向章太炎推荐。他拜章太炎为师学训诂，从此，潘景郑由太炎先生亲自“诏示经史之绪”，学问猛进。他拜吴梅为师学词。苏州学人结社禊集，当时已成风气。潘景郑以弱冠之年滞迹其间。吴梅于声律谐叶至严，一字之是正，从不轻易放过。他还拜俞粟庐为师学曲。“江南曲圣”俞粟庐为昆曲表演艺术大师俞振飞的父亲，潘景郑师从学曲，并参加道和昆曲社，不但填词制曲，还登台表演，对词典加深了理解，从而成为当代屈指可数的词曲大家。在章太炎的指教下，潘景郑整理顾野王《玉篇》，所征引的书中，有数十种海外罕见之本。太炎先生知道后，写信鼓励。1935年太炎先生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他被聘为讲师，还负责编辑《制言》杂志。从创刊到结束共六十三期，都由潘景郑具体负责。章太炎去世以后，章夫人汤国梨率门生等在上海办太炎文学院，潘景郑便在此处任教。文学院被汪伪政府强行停办后，潘景郑遂与张元济、叶景葵、顾廷龙诸先生创办合众图书馆。

自到上海后，潘景郑一直居住在西康路的一幢楼房里，和妹夫顾廷龙楼上楼下。潘夫人陶今谐是苏州名画家陶怀玉的后裔，对潘景郑有着许多的支持。潘景郑开始研治《玉篇》时，很想参考《万象名义》，但无从得到。他从杨惺吾的《日本访书志》中得知有《字镜》及《万象名义》。1930年，他为“滂喜斋”曝书时，捡得一本《字鉴》，扉页上有杨惺吾的手跋，因此他想《万象名义》可能就在自己的家中，但没有找到。其实这本书在他的叔祖潘仲午的手中。景郑向叔祖力陈屡访未获之苦心，叔祖慨然相借。景郑携归漏夜篝灯，纂录为苦。夫人见之，暗自求兄弟帮助缮录，怕丈夫积劳成疾。

抗战时期，潘景郑到合众图书馆后，正值顾廷龙先生发起，潘先生与之共编《明代版刻图录初编》。此书网罗明代所刻书籍，分监本、藩府本、家刻本、活字本等十二类，书影后加说明，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部用图文并茂的方式系统介绍明代版刻的书籍，资料价值与学术价值都很高。潘景郑热衷于此项工作，他在《明代版刻图录初编》序中说：“此吾版本图录之作，所由梦寐向往……。”当时藏书家都从文物价值出发，重视宋元刻本。而他们认为：“惟朱明承先启后，继往昭来，传递之迹，有所踪寻，而其精粗高下，尤足以觇文献之盛衰。”顾先生后来回忆说，日本侵华，劫去大量文物古籍，为防万一，使后代能有搜寻明代史料踪迹的工具书。他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编印了这本书，可见两位老先生的爱国之情。

从合众图书馆到上海历史文献馆，潘景郑致力于古籍版本的鉴定，还编了很多专题目录，有《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农艺史料目录》、《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台湾史料目录》等等，有些是他人未涉及的，很有特色。如《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石刻分类目录》，潘景郑首创将石刻分为十六类，既合理又明晰。他自己撰写的《日知录补校（附版本考略）》，全面周到，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本子。上海图书馆为潘景郑展开了更广阔的天地。作为古籍版本学家的潘景郑为所收藏的书籍作鉴定，编制目录。“文革”后，潘景郑任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顾问、《词学》编委。在编善本书目过程中，大批善本需要重新审阅登录，因而集中了一大批年轻人，潘景郑与顾廷龙一起尽力教他们。

潘景郑一生可谓著作等身。自著书有：《说文古本再考》、《日知录补校》、《词律校导》、《词选笺注》、《图书金石题跋》、《寄沤剩稿》。编校辑成的有：钱牧斋《绛云辑题跋》、毛晋《汲古阁跋》、沈复粲《鸣野山房书目》、马瀛《金香仙馆书目》等，还与顾廷龙编成《明代版本图录》。辑佚书一百余家，题为《著砚楼佚书》。编印《陟冈楼丛刊》以及继续编辑原潘博山编的《元明诗翰》、《明清画苑尺牍》等。除此之外，他还印行了一些书，如其师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张鸣珂《寒松阁题跋》、龚自珍《定庵续集》、陈骥德《古云屋书画录》等等。1957年，景郑在幼子家武的帮助下，搜辑丛残，编成《著砚楼书跋》，书跋四百零三篇，多为庚辰年（1940）之前所作。

宝山楼的藏书，现大部分已入图书馆或博物馆。1949年后，潘景郑将余藏善本佳椠，以及清代缙绅录朱卷等献给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前身）。后又将所存六朝、隋、唐墓志，六朝造像，宋辽金元经幢，汉砖汉瓦百余种，以及唐代井栏的拓片等统统捐赠苏南文管会。而“字大如钱”的《后山居士文集》则归北京图书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