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恪公，即明末南京礼部尚书韩日缵，惠州府博罗人。韩日缵（1578—1635），字绪仲，号若海，出生于明代万历六年（1578）二月初十日，出生在博罗县城浮碇岗下的一个韩氏大家族里。其父韩鸣凤，字伯仪，号海罗，万历元年（1573）与三弟韩鸣金同榜中举，历任桐柏教谕、琼州教授、高邮知州、沅州知州。嫡母谢氏，生了四个女儿。生母钟氏，生子三，长子即为日缵，仲子日敬，季子日钦。博罗韩氏是科举望族，其先祖韩棨于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中举，此后，其族中子孙在举业上的成绩就足以闻名岭南，至明末，家族中考中进士二人、举人十人。其中声名影响最大的则是韩日缵。

万历十八年（1590），年仅十三岁的韩日缵就被补为博士弟子员；万历二十五年（1599），年仅二十岁就举乡试第三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十岁时，中三甲第七十五名进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万历三十八年（1610）除翰林院简讨，丁父忧未任。万历四十一年（1613）七月服阙，起复为翰林院简讨。万历四十四年（1616）三月，任会考同试官，得士钱士升、洪承畴、阮大铖、袁中道等。天启元年（1621）七月管理诰敕，充任两朝实录纂修官，十一月升任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天启二年（1622）春，任会考同试官，得士文震孟、倪元璐、黄道周、王铎、郑鄤等。天启四年（1624）四月，升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旋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充两朝实录纂修官。天启六年（1626）正月，补经筵日讲官；三月，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以原官掌南京翰林院印信事。天启七年（1627）三月，擢为南京礼部尚书，到达人生仕途的顶峰。

壹：

56岁时以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

里居6年为家乡作出很多贡献

韩日缵以文章、气节、事功著称，崇祯六年（1633）四月，他服阙出山，时年五十六，入北京，以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广稽王道，陈时政，希望皇帝“任用正人，矜全愚昧，以喜怒不系之心，成好恶絜矩之治”。崇祯七年（1634）三月六日，实录馆开馆，他奉命教习馆员。暮归，秉烛修实录，撰次讲章。崇祯皇帝曾评价他“习启沃、练经济、正文体，于实学、史识有俾”。魏忠贤窃国柄时，欲拉拢他，他冷然应之，不屑一顾，绝不与之同流合污。他居于高位，乐于奖掖后进，门下从学者甚多。清初人郝浴曾给予其极高的评价：“德业声施在天下，门下多名儒巨人”。著名的东林党人黄尊素（晚明大儒黄宗羲父亲）礼尊其为座上师，明末著名抗清名士瞿式耜和他年龄相差不远，亦以师礼待之。明末大儒、著名书画家黄道周大概算得上是他最有名的门生，中进士后历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时任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因抗清失败被俘，壮烈殉国。黄道周十四岁时就跟随着韩日缵在博罗韩氏家塾里读书进学，对其师尊礼有加，文章气节深受乃师影响。

韩日缵居官后，因为父丧母丧丁忧归家长达六年，在里居的六年里，为家族、为家乡做出了很多贡献。他不仅对韩氏家族贡献大，还能推己及人，推家及乡，“视乡邦利病倾身任之，不啻家事。”康熙本《博罗县志》记载了他在家乡赈灾以及平寇的事迹：“岁大饥，捐廪分赈，全活无算。”“邑经山寇，民无宁居。公白诸当事，设法请兵，动中机宜，寇平画善后策。”平定寇乱后又上奏善后策，诸如九连置州、平远置县，皆出自他的建议。崇祯本《惠州府志》记载了他兴修水利以及书院的事迹。万历四十六年（1618），他与邑人张萱、曾舜渔等捐资修复博罗乡贤祠，作《博罗县乡贤祠碑》记之。天启四年（1624），惠州丰湖新筑永丰桥，他积极捐资，并撰《惠州府西湖新筑永丰桥碑》记之。天启五年（1625），他与袁崇焕首倡募修罗浮山冲虚观、三清殿、玉简亭、列仙祠等名胜，撰疏文倡捐。

贰：

颇具政治远见 时刻关心国运和时局

韩日缵一生的成就，首先要提的是他的政治远见。他居高官高位，时刻关心国运、关心时局，面对强虏扰边，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势力迅速发展壮大、逐步加紧对明朝疆域的掠夺侵占，他目光敏锐，忧心如焚，直陈其害，上疏陈表指出外患强大的危险性以及应对之法，歌颂抗敌守边的将领。他赞赏那些“除凶雪耻”“尽瘁殒躯”的义者义行，称述那些“事不避难，毅然请行”的文武将士，称颂那些慨然赴死的勇士们忠昭为国的慷慨志向与壮烈之举，如《送成靖之年兄使辽东》《闻辽警有感》《闻辽事有感》等。他在《建州女直考》一文中希望朝廷主政者能重视北方女真势力的崛起，不可轻视潜在的威胁，要采取积极的防备策略。他的看法无疑是很有远见的，不幸的是，衰弱的晚明王朝并未能采取有效的政治军事措施以挽救内忧外患的艰危时局。在韩日缵去世后还不到十年，李自成进攻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清朝顺治皇帝迁都北京，明朝虽然还有一些残余势力在南方坚持，但可以说实际上已经灭亡了。

叁：

记述的人物多是岭南人

或是到岭南做官的贤士

其次要说到他的史学成就。正如其堂兄韩晟在《博罗县志》序言中所说：“吾弟阿绪，起家史氏。”历史学似乎是他的第一专业，他从政的履历中多次与纂修皇家历史有关。他曾充任《两朝实录》纂修官、副总裁，充任《熹庙实录》副总裁，与同僚林欲楫一起完成朝廷的修史重任。

他的文集中很大一部分是赠序、贺序、寿序和墓志铭、祭文、记传，实际上也属于史的范畴，写文即著史，相比于皇家历史，这些内容可能更贴近当时的社会，更有研究的价值。他是广东人，他在文章中记述的人物也多是本乡本土的岭南人，或是到岭南做官的贤士，文中所褒扬称颂的内容大体上都是风节高洁凛然、忠君孝亲仁义，或者是性情淡泊、安贫乐道之类。通过他的记述，当时许多人物的经历得以留存下来，成为今人研究明末广东名人名流以及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如袁崇焕、何吾驺、李焘、曾舜渔等，全都入了他的私人著史。

在地方史领域，他的成就是纂修了博罗历史上首部成书之县志。以纂修国史的身份来纂修一个县的县志，自然是驾轻就熟，轻而易举，但他并不敷衍，而是举轻若重，倾力而为。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他接受邀请开始纂修《博罗县志》, 废寝忘食，历经三个多月，《博罗县志》终于纂成，共七卷，为纲五：地纪，政纪，献纪，文纪，杂记，这是博罗历史上首部成书的县志，后人评价其“以史笔之谨严，寓是非之直道”“详而不冗，精而不俭，斐然成一家言”“尤有功于文献。”这部县志的体例成为后来许多地方志的范本，之后的康熙本《博罗县志》、乾隆本《博罗县志》、光绪本《博罗县志》基本上都是以他纂修的县志作为基础，只是加以增删而已。

肆：

文集主要部分可作史书观

诗作才雄气盛 堪称能家

最后说说他的文学成就。他的文集主要部分可作史书观，其中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却颇具大家之风范，有很高的水准，文采飞扬，气韵流动，写人纪事，如在眼前，恰如太史公书，亦可作文学观。林欲楫在《宫保礼部尚书谥文恪韩日缵墓铭》中这样称说：“文章力具诸体，大都代言之文庄，奏对之文婉，述事之文核，披情之文质。下至一歌一咏，无不发自天机，经以神抒。”这些高度评价的言辞，并非溢美之词，而是符合事实的。

他自言不长于诗，而实际上其诗读来着实不俗，才雄气盛，格高调雅，堪称能家。四言、五言、七言皆擅，写人叙事、写景咏史咏物皆能，即使是赠答唱和一类的应酬之作也能不落俗套，每多名句，将之置于唐宋诗集中也毫不逊色，如“对此他乡月，悲君故国秋。”（《寄黄逢一》）“罗浮雪后梅花发，雁宕秋深橘子香。”（《送毛明府之永嘉》）“漫道浮沉淹宦迹，还从磊落见交情。”（《送洪元泰年兄谪关中》）他笔下写家事、寄家人的诗歌则更是哀感动人，如《寄家书》：“空椷数行字，凭君寄所亲。一官频岁月，万里讯松筠。疏拙难逢世，文章岂救贫。故园风景好，愧是未归人。”今天的人读来，依然会感慨不已。

他对文学创作有他深刻的理解，这在他的诗作和文序中常常有所流露。如称林季翀“诗格遒美雅靓，超然自远，神思体性，各有至境。情极貌以写物，辞穷力以追新。”因其“汲古涵今，专习凝领之久。书穷五车，笔含万化，故能神与景会，手与心谋，唾即成章，哦即成韵”。言傅君雨“扃户读书，涵泳六艺，淹浃百家，学无所不窥”，故其为文“储博汲深，膏沃光晔，随事触景，信腕直书，如建瓴悬河”。言樊孟泰之诗“机杼自运，轩轩有风神，情与法相生，境与才相配，吟无滓韵，语有古肠”，盖因其“蓄学不赀，又沈静有简局，榷古衡今”。都说明了学养、见识、气度在诗文创作中的重要性，正所谓“火炼铜出，水到渠成，根深苗壮，膏沃光晔”。

他的诗文集曾被清廷列为四库禁毁书目，现在原书已不多见了。2005年北京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套四库禁毁丛书，里面就包含有《韩文恪公文集》，但一般读者仍然不容易见到，且只是原版复印，没有加标点断句分段，不方便读者的学习和研究。今年3月，博罗县地方文献整理办公室将其点校出版，化身三千，将有助于我们对明末惠州人物、广东人物以及当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研究学习。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