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九十年来，广西大学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弦歌不辍，薪火相传，西大今日的办学成就建立在无数先贤呕心沥血砌就的基业之上。在我校建校90周年之际，特推出“历史名人在西大”系列推送，介绍不同时期对西大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者为西大发展进步所作的艰难探索。

第

篇

郑建宣：著名的金属物理学家

郑建宣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金属物理学家，我国合金相图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一位教育家。他曾任广西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国物理学会相图专业委员会第一届主任委员，中国物理学会 X 射线专业委员会顾问。他在金相学研究方面获得了许多世界一流的成果，一生在广西和东北培养了大批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有院士陈太一、陈佳洱、宋家树、王世绩。他培养的研究生已成为国家金属物理、相图研究和其他领域的骨干力量。他在科学领域和教育界的成就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和高度评价，他的成就刊登在国家组织出版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一书中。

西大助教，马君武慧眼识才

1903年6月28日，郑建宣出生在广西宁明县城南华街一个普通壮族家庭， 父亲郑辞章，是位乡村教师，希望儿子承父志，做一名乡村教师。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刻苦学习，对数学尤感兴趣。十一岁时，解出了老师们争论的一道数学题，受到称赞。为了打好语文基础，父亲要求他系统地阅读名著《史记》。他在半年内完成了阅读任务，并把伯父点错的句子加以改正。

在郑建宣教授一生的事业中，有两个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广西大学首任校长马君武，一个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布拉格（W.L.Bragg）。马君武看中了他，选派他到英国留学，改变了他的一生；布拉格教授指导他进行科学研究，培养他的科学思维和方法，影响了他的一生。

十六岁时，郑建宣走出宁明县城，到南宁考入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3年，国立武昌大学来南宁招生，郑建宣成为两名录取者之一。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广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设于梧州）任教，后又到设在梧州的省立第四高中任教。

1931年，时在梧州的广西大学复校后，校长马君武聘请郑建宣做助教。一天深夜，这位年轻的助教正在阅览室埋头备课，被提灯巡夜的马君武看见，并对这个勤奋工作的年轻助教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以后，马君武开始注意起郑建宣这个名字。通过长期观察，他认定郑建宣是个可造之材，于是在1933年派他和杭维翰首批赴英留学。

郑建宣（前排左二） 和杭维翰（前排右二） 赴英留学行前与马君武校长（前排中）合影（摄于 1933 年）

不忘承诺，执教广西大学

郑建宣在曼彻斯特大学留学三年，归国前夕，接到了马校长的一封电报，祝贺他顺利完成学业。马君武是郑建宣的恩人，郑建宣终生对马君武先生深怀崇敬和感激之情，不但佩服马君武的学问，更折服于他的人格魅力。他说：“我一无靠山，二无背景，马校长让我留学，完全是他任人唯贤之举。”

回国时，尽管当时留英同学介绍他到香港大学、新加坡大学任教，那里有更优越的工资待遇和生活条件，但他没有动摇，牢记自己是广西父老乡亲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送他留学的，他毅然回到祖国，服务广西。在上海，他特地去见刚刚被桂系免去广西大学校长职务的马君武。马君武捏着他的胳膊说：“哦，长得又白又胖了，这是洋面包养的。”当时，国内也有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朋友邀请他去教学，他向老校长请示。马君武说：“广西父老花钱送你留学，你应该回广西。”

这句话使他终生不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辈在西大读书时，曾采访郑老校长，他还向我们深情地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笔者曾撰文以《皓首园丁心似火》为题，撰写文章，先是登在新闻78级的墙报《双镜头》及 1980年的《广西大学学报》上，后来又在《广西日报》刊登。

记得采访时他从我的口音听出我是全州人时，说：“我太太也是全州人，我两个儿子都是在全州生的。接生的医生是石阿姨，你们全州人叫‘石娘娘’。原来郑建宣教授的爱人王耀珪，1911年9月15日辛亥革命前夜在广州出生，父亲为掌管广州周围数县的武官。随着清朝的衰亡，他回到老家广西全州赋闲。不幸在王耀珪九岁时，父亲去世，其母亲是二房，只分得很少一点遗产。但她从小学到初中，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且思想活跃，追求进步，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崇尚民主、科学，爱好文学，喜欢读鲁迅、胡适的作品。初中毕业后她考上梧州高中，不久就认识了郑建宣——她的物理老师。在一般同学看来，物理是一门难学的课程，可是经过郑老师一讲，就变得妙趣横生。再加上郑老师热情、豪爽的性格，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郑老师也对班上这位勤奋好学、天真活泼的学生有了好感，于是两人开始了“师生恋”。后来郑建宣调到了西大当助教， 王耀珪毕业后考上西大数理系，在班上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再后来，郑建宣被马君武选送到英国留学，王耀珪不得不终止学业，照顾孩子，最终未能完成大学学业，这成了她一辈子感到遗憾的事情。

远涉重洋留学，洋面包没有留住郑建宣，而马君武先生“为广西服务”的那句话，却成了他一生遵循的原则。

郑建宣回国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北方一些著名大学纷纷南迁，一些学者、教授在辗转途中，被留在广西大学物理系任教。当时西大已迁到桂林雁山， 郑建宣先后任数理系主任、理工学院院长。他为了使这些“外省人”能在广西安心工作，除了开设他们所专长的课程、让他们在学术上发挥作用外，在生活上也是体贴入微。这些著名的教授中，有施汝为、卢鹤绂、丁绪宝、吴敬寰、雷瀚、顾敬徽等著名教授。这一段时期，也是西大物理系最辉煌的时期。

曾任广西大学校长的侯德彭先生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国民党是节节败退，大批不愿当亡国奴的专家学者不得已，也向西南地区撤退，桂林是他们必经之地，广西大学为来自华北、华东、东北等沦陷区的许多专家学者，安排生活和工作，招聘了好些著名专家和教授，如陈望道、卢鹤绂、李四光、施汝为、陈寅恪、李达、王力、千家驹、欧阳予倩等。其中卢鹤绂、李四光、施汝为就是郑先生以理工学院院长身份召来的。这些名人的加入大大提高了西大的教学质量和知名度。实际上在解放前，广西大学已跻身比较有名的学校之列。有关抗战时的桂林，要重重地写上郑建宣教授一笔。”

抗战时的桂林，与昆明、重庆为中国西南的三大文化重镇。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国民党管制较严，进步人士多不愿去；昆明较桂林稍偏远，因此，一大批文化界、科学界、教育界著名人士云集桂林。

如著名的科学家李四光先生与桂系首脑在桂林建立了科学实验馆，全国各地一批物理学家云集桂林，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物理科学中心地之一。1942年秋， 中国物理学会桂林分会成立，著名物理学家丁燮林（又名丁西林）任理事长，郑建宣为副理事长。1943年秋召开的第十一届年会，郑建宣教授为桂林组（六省） 主席，组织学术、教学交流活动。抗战胜利后，这些“外省人”虽然陆续离开了 西大，但郑建宣教授一直和他们保持着联系。

是非分明，为进步学生敢担当

抗日战争胜利后，广西大学师生重返桂林将军桥。当时，国共两党为争夺这块阵地，明争暗斗，十分激烈。国民党当局实行思想专制，各级学校都有专职人员和职业学生监视全校师生。

1946 年春夏之交，为响应昆明大学生民主运动，上文提到的徐家鸾随部分同学去桂林城内游行，在回到学校部办公楼前，遇到了国民党职业学生当天也进桂林城去捣乱，徐家鸾找他们论理，竟被一记重拳，打断一颗门牙。身边几十位同学出于义愤，把他抬到了训导处，要请训导长谢康出来给个说法。这时庶务科长却说徐家鸾“聚众闹事，无法无天”，扬言“非开除不可”。眼看他将要被踢出西大校门，四年大学等于白读，这时，郑建宣教授知道了此事，便出面亲自找当时西大校长陈剑修，表示“这个学生毕业后，我要留他当助教的，绝对不能开除”。陈剑修面对郑教授的求情，不好拂人之面，只好让一步说：“不开除也可以，但他毕业后要立即离校。”于是，徐家鸾毕业即失业。后来，还是郑建宣延揽来西大的雷瀚和施汝为教授，把他带到了安徽大学当助教。

徐家鸾曾当选过西大“系学生代表会”主席，被国民党视为“左”倾学生。陈太一先生回忆：有一次，有人偷了他的照片，贴在校门口，并写了一张“征婚启事”，他对此事处理得很好，一笑了之。徐家鸾在回忆中写道：“郑院长当年说想留下我当助教，只是为了培养师资，没有顾及此举是否会得罪执政当道。事实上，郑院长在旧西大，身为高层教学行政领导，从来不像国民党那样去查问学生的政治倾向，他内心是同情‘左’倾学生的。有一次，我在榕江主持全校左、右两派观点同学面对面大辩论。当然，‘左’倾学生占了上风。事后有国民党职业学生王某假意接近我，硬搬来与我同住。这时，郑院长对我暗示：‘紧急时刻， 你到我家里来避一下’。”

王兆南回忆他在西大读书时，曾一度是唯一留校的中共地下党员。他说：解放前夕的西大在地下党的革命活动，从成立支部、领导各种运动到护校和迎接解放，都受到郑建宣院长的关怀和支持。使他最不能忘却的是1947年西大学生反内战、反饥饿示威大游行之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校逮捕进步师生，许多进步学生（包括中共地下党员、民盟盟员）都撤走了。当时桂林党组织要他设法留校， 但他那时已读完化工系，留校又没有很好的理由。他知道化学馆缺人，便向郑院长表示要求留校工作。那时是白色恐怖时期，王兆南虽不是公开露面的学生运动者，但他的政治倾向郑院长是知道的。郑院长听了他的要求后，也不询问，提起笔来，当场写了“决定由王兆南任化学馆助理员”的条子。他拿了这个条子第二天便到职了。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决定，在强权当政的当时，却蕴含着勇于担当的大无畏精神，不仅解了一个人的一时之难，也让人一辈子难以忘怀，永远铭记！王兆南先生后来在《校友》刊文写道：“在那白色恐怖、风声鹤唳、刀光剑影的危险时刻，郑院长能大胆使用我，是帮了中共桂林工委的一个大忙，此事我永远不忘，永远感谢我敬爱的师长。”

挺身护校，师生财产得安全

在广西大学迎接新中国成立的前夕，郑建宣教授为了保护西大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积极参与护校运动，也不能不在西大的历史上记下隆重的一笔。

1946年至1949年，国共两党发生内战，广西大学进入多事之秋，国民党对高校实行高压政策，多次半夜到西大抓捕进步学生，师生奋起反抗。1948年秋到 1949年初，随着军事上的一败再败，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三个月时间，米价上涨上百倍。1949年3月，为了活命，广西大学工人罢工，接着，教师罢教，学生罢课。3月下旬，中央银行将教育部汇给广西大学的款项扣留不发，引发了西大师生上千人的上街大游行，师生抬着几麻袋金圆券和银圆券，在“反饥饿、要活命”的口号声中，抵达中央银行桂林分行，斗智斗勇，使斗争取得了全面胜利。但校长陈剑修自学生到银行游行后，大骂学生包围银行，这又引起学生罢课，要求撤换校长。加上解放大军的节节胜利，广西学潮迭起，陈剑修深感国民党日薄西山，在校难以继任，已有去心，便趁国民政府调任他为国家考试委员之机，于1949年4月辞职离校，寓居香港。

陈剑修辞职后匆匆离校，而新任校长盘珠祁尚在家乡广西容县休养，没能马上赴任。广西大学不能一日无主，于是，教授会商定先成立一个“西大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选出何杰、张映南、郑建宣、孙仲逸、张先辰、骆介子、黄现璠、李凤荪、郑显通等九人，组成校务维护委员会，并以何杰为主任，主持校务（黄现璠教授回忆是推举张映南任主任委员——笔者注）。考虑到社会动荡不安， 师生人命和财产的保护至关重要，还成立了一个由十一人组成的“西大防护委员会”。郑建宣教授因为人正直，名列其中。

与此同时，广西大学地下党组织师生成立了“校务维持委员会”，并动员郑建宣做主任委员。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发电报，要广西大学依照华中长官部“应变处理办法”，暂行停办。6月2日到任的盘珠祁校长同各院院长一道赴长官部，说明已届开学之际，请求准许暂行开课，未果。8月初，桂林绥署来电，要求拨借校本部大礼堂及全部教室作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驻桂临时办公地址”。经校行政会议决议，“暂予借用并以大礼堂及空置未用之教室为限”，同时要求保证“只住高级职员，不住眷属及士兵”，且约定于“本校招生开学之前即行迁出”。本来学校因为战争已将新生注册推迟到10月22日，可是，在新生注册的两天前，白崇禧致函以“军事告急”为由，“请西大暂缓开学，员工集中指定区域住宿，其余房舍拨借给长官部应用”。次日，即有三百多名国民党尉级以上的官员已开进西大（拙作《广西大学史话》2015年版本，误为四千多人，在此更正）。

战争越来越近，西大一面组织师生立即动员起来，将所有的重要图书、档案、仪器和公物，搬至安全地带，然后在周围装上铁丝网，安置通电设备，等待解放军的到来。师生员工并迁到铁丝网内居住，日夜巡逻。

解放军于1949年 11月21日晚上11时许进驻西大校园，师生们含着热泪欢迎人民子弟兵，并连夜赶写标语，出版专刊，欢呼解放。

12月15日，桂林市军管会文教部派军代表梁唐晋奉命接管广西大学。月底， 改为成立校务委员会。校务工作由临时校务委员会主持，张映南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张先辰任副主任，何杰、郑建宣、白玉衡、陈泰楷、孙仲逸、唐肇华、宋光诩任常务委员。

手胼足胝，呕心沥血办名校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郑建宣教授与众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去”与“留”的选择。有朋友劝郑建宣教授到台湾或香港去，他没有犹豫，坚定地留在广西大学。

1951年，郑建宣教授去大连工学院进修一年。正准备返回广西大学时，却遇到 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广西大学奉命撤销，除农学院的农学系、林学系独立建制为广西农学院外，其余所有师资、设备和图书资料，分别并入中南和华南的十九所院校，另在桂林设广西师范学院。郑建宣教授应留英同学余瑞璜教授的邀请，到东北人民大学工作，于是举家从桂林迁往长春。

郑建宣和夫人王耀珪及孩子们（1958 年摄于北京）

1958年，停办近五年的广西大学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又要重新建立，当时的省委负责人韦国清让郑建宣回广西重建西大。接到高教部的电报后，他心情十分矛盾：在东北的短短几年中，他亲手建成了设备良好的实验室，开展合金相图的研究，并招收了研究生。当时要他放弃这样设备良好的科研条件，离开他亲手筹建的实验室和朝夕相处的研究生，来重建一所一无所有的大学，对于他来说，没有很大的决心是办不到的。一方面， 他舍不得东北人大的同事、学生和他的实验室；但另一方面，他热爱他的家乡，想回去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贡献。当然，郑建宣教授也想起了马君武校长当年送他出国留学前的赠言：“学成后要回来为广西服务。”但是，当时任东北人大校长的匡亚明先生不愿放他，商调的事拖了好久，广西多次催促，高教部连发几封电报敦促。一天晚上，匡亚明校长亲自来到郑建宣教授家中，对他说：“郑教授，我们真舍不得放你，顶了几次，但这次看来顶不住了，高教部‘三道金牌’都下来了，东北人大只好忍痛割爱。”

于是，郑建宣教授怀着依依不舍之情，离开了他工作五年之久的东北人大。在欢送会上，听着同事、学生们倾诉惜别之情，他落泪了。

带着筹建西大的使命，郑建宣教授回到阔别六年的家乡广西。当时校长是韦国清兼任，而实际上的校务工作是由郑建宣教授负责。韦国清在大事上过问，日常的教学、科研工作交给了郑建宣，对他非常尊重和信任。

郑建宣教授深知办好一所大学，关键在于人才，教学质量的高低，首先要看教师水平的高低。他和当时主持校党委工作的黄传林一道，千方百计到全国各地寻求人才，并提高教师水平，决心建立一支合格的师资队伍。为此，郑建宣教授一方面跑高教部，请他们同意调回部分“老西大”；另一方面，年已五十五岁的他四处奔走，风尘仆仆，奔波于武汉、长沙、广州各地，说服“老西大”回来。经过不懈的努力，尹政、余克缙、杭维翰、谭顾周、蒋纲、杨溪如、周行等七位当年在西大的教授，重新回到广西大学，成了重建西大的骨干。现在西大师生习惯把他们和郑建宣教授称为“重建西大八元老”。

重建西大元勋教授，自左至右为：蒋纲、尹政、杨溪如、余克缙、 周行、谭顾周、郑建宣、杭维翰

曾任西大物理系主任的杨溪如教授后来回忆说：“我们一大批‘老西大’教授之所以愿意回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郑建宣教授的号召力，大家感到在他下面办事舒心。”蒋纲教授曾对儿子说：“你郑伯伯讲诚信，重感情，任人唯贤，不搞尔虞我诈，是信得过的领导，在他手下工作心情愉快，没有压力。所以他一来邀我回广西参加重建西大，我就满口答应了。”谭顾周教授也同样表白过类似看法， 都觉得郑教授是个能知人善任的好领导。

半年多的时间，西大从无到有，在南宁的新校址获得了重生。学校又花最大的气力培养青年教师——他们几乎全是刚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广西来的。学校大胆地把这些青年人推上讲台，给他们鼓气，组织他们试讲。郑副校长有时还亲自去听他们讲课。广西大学在南宁原育才学校的校址上重建文、理、工科九个系， 当年秋季招收新生八百五十一人。

西大开学不久，全国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运动，对正常的教学秩序给予很大冲击，西大也未能幸免于难。恰巧此时，陈毅副总理和团中央的胡耀邦书记视察西大。当他们听说西大也正在“轰轰烈烈”地搞教育革命、学生给老师贴大字报时，陈毅说：“搞什么教育革命嘛！学生的任务就是老老实实学习，向老师学习。”胡耀邦说：“不能搞学生批判老师，学生自己都没搞懂还批判什么？”于是，西大“教育革命”之风刹住了。陈毅、胡耀邦都说出了郑建宣教授及师生们的心里话，郑对他们实事求是的作风非常钦佩。

陪同校长韦国清为化工楼落成剪彩

在广西大学任职期间，郑建宣教授不忘他的研究，建立了相关研究室，先后与同事合作发表了二十余篇关于合金相图的文章，促进了合金相图事业的发展。今天，这个研究室已成绩斐然，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合金相图的研究中心。他们所做的“稀土合金相图及相关系的研究”，其结论堪与国际稀土相图相媲美，获得了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为探索开发稀土材料提供了重要依据。郑建宣教授在教学生涯中，十分重视年轻人才的培养，把他们看成是西大发展的希望。物理系青年教师侯德彭是北大毕业的，理论基础深厚，讲课出色，郑建宣教授就让他讲大课。但因侯德彭当时被误戴“内控”帽子，有人将此事反映给校党委。于是黄传林书记向郑建宣教授问及 此事。郑教授向黄解释：“我让侯德彭讲的是量子力学，不是政治课，我亲自听过他的课，讲得的确好。”黄传林觉得他讲得有道理，这件事就算这么过去了。

指导青年教师用工频炉炼合金钢（摄于 1974 年）

侯德彭也有文章忆及：我是1959年春从北京来到广西大学，那时我二十多岁，受到1957年那场运动不公正的对待，几乎万念俱灰。先是把我分配到基建办公室，整天搞土石方。当年夏天，郑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谈话，鼓励我放下包袱，要刻苦钻研，要勇敢地走上讲台，他亲自口授教学方法，组织教师听我试讲电学。郑先生听课后，指出我讲课的优点和不足。在郑先生的指导下，我从讲普通物理到量子力学，都受到学生的欢迎。在那种“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郑先生这样做，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呀！

金属物理研究室全体同志合影，前排自左至右为：王淳正、李德宣、 庄应烘、郑建宣、陈荣贞、袁世田、曾令民，后排从左至右为：区向丽、 周怀营、孙仙奇、屈康宁、钟夏平、刘敬旗（摄于1984年）

广西大学教授吴宗恩还说到这样一件事：“四人帮”倒台后，侯德彭教授任校长，他要我在全国未动之前，抢先在核—核相互作用出一个题目。郑老对此非常高兴，说要做几件事为我铺路。他告诉我：复旦大学的卢鹤绂教授（学部委员）在上海主持一个近代物理讨论班，要我到复旦大学住一段时间。他还说：“卢鹤绂是西大的旧人，他会帮你的。”我到复旦后，卢老师非常热情。他年已七十了，还亲自陪我查资料，对数据。在上海这段期间，我接触到各方面研究近代物理的人士，了解了国内外的研究动态。

郑建宣教授本身对科学又何尝不敬业和奉献，在他已达八十高龄时，行动已不利索了，还每天要上实验室看看。有次在半路上走不动了，把身体靠在墙上，是过路的同志发现了才把他扶回家。

在郑老逝世前几个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来访西大时，指名要见郑建宣教授。当时郑老已不能出门，两位老科学家见面时，郑老讲过这样一句话：“很羡慕华罗庚倒在讲台上，而我本身却只能病在家。”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语多感叹！郑建宣教授经常说：一个好的大学应该教学、科研并举。他在关心教学的同时，积极提倡科研，并身体力行。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西大创办了金相实验室。因为经费缺乏，实验设备只得因陋就简，只好靠选题的正确、方法的巧妙来补救。他不顾六旬高龄，带着年轻人一起建设实验室，并取得一批又一批的科研成果。来自北京、沈阳甚至国外的专家参观了这个实验室后，很难相信就在这个设备并不先进的实验室得到了这么多高质量的论文，培养出了这么多优秀的人才。

卢嘉锡为郑建宣教授论文选出版题词

在他儿子郑志鹏上中学时，郑建宣曾带他参观过东北人大物理系实验室，看到这么多仪器，演示出各种各样有趣的物理规律和现象，使儿子下定学习物理、搞科研的决心。以后郑志鹏和弟弟郑志坚都从事核物理研究工作，无疑是受到父亲熏陶的结果。1978年，郑志鹏被选送到诺贝尔奖得主、德国丁肇中教授的实验室工作。父亲写信要他勤奋工作，虚心向丁肇中先生学习，多学习些本事，回国效力。

2014 年，丁肇中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做报告后，与 郑志鹏（右）、郑阳恒（左）父子合影（郑阳恒现任中国科 学院大学物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1994年12月，郑志鹏到南宁出差，丁廷模和马庆生同志代表区党委接见他， 征求他的意见，是否考虑兼任广西大学的校长，促进“211工程”申报工作。当时郑志鹏很犹豫，因为作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责任本来就很重，当时又正处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能否出世界一流水平物理成果，中国高能物理发展下一步如何迈的重要关头，如果再接一个广西大学校长的任务，能否承担得起？

最后，郑志鹏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命——是父亲郑建宣教授热爱家乡、热爱西大的精神鼓起了他的勇气。郑志鹏曾写道：父亲生前就一直为把广西大学列入全国重点大学而奔走，最终未能如愿以偿。而这次争取广西大学进入“211工程”，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遇啊！我应该为此效力，完成父亲未完成的遗愿。

郑建宣题词

1996年10月， 西大终于迎来了“211工程”申请评审通过的这一天。可惜， 他父亲郑建宣教授未能见到这一天，但郑志鹏想：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会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一幸福和欢乐。

往期精彩回顾

广西大学

信息来源于《广西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丛书——历史名人在西大》，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