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魏文王曾问扁鹊：“你们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可谁医术最高呢？”扁鹊说：“我大哥医术水平最高，二哥的医术比大哥稍微逊些，其实我的医术与他们两位相比最差。”魏王感到疑惑不解。扁鹊解释说：“我大哥治病，是在病人的病情未发作时就下药医治，所以病人不知道自己有病，因此他高超的医术不为人所知，也就出名不了，但我们都很敬佩他。我二哥治病，是在病人刚有点症状时就下药治疗，所以病人感觉不到痛苦，因此乡里人认为二哥治病虽然能药到病除，但只能治一些小病。而我治病大多数是在病人病情已十分严重，万分危急之时，我使重病之人的病情马上得到缓解或很快治愈，因此我名闻天下。”魏王听后心中有所悟。

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名医扁鹊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扁鹊(前407—前310)，姬姓，秦氏，名越人（秦越人），又号卢医，战国时期渤海莫人，是中国中医学的开山鼻祖，被尊为“医祖”。他不但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被认为是神医，所以当时人们就借用上古神话传说中的神医“扁鹊”来称呼他。他不仅精通内科，而且熟悉妇科、小儿科、五官科，善于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方法来治疗疾病。扁鹊奠定了中医学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中医学的先河，据说有名的中医典籍《难经》为扁鹊所著。相传因扁鹊名声很大，受到秦国太医李谧嫉妒而被其害死。他的事迹一直成为后世传诵的典范，是中国医学界进行社会人文教育的宝贵教材。

在医学上，春秋战国时期取得比较辉煌的成就，为中国医学文化留下许多宝贵的财富。春秋时期已采用“切脉、望色、听声”等诊断病情的方法，著名的良医有秦国的医缓、医和等人，他们在病理上，已认识到阴、阳、风、雨、晦、明六气不调和是招致疾病的主要根源，后发展为“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提出了著名的“六气病源”病因学说，为中国医学理论的发展奠定基础。

战国时期，医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医学从理论层面开始向人体解剖学发展，并且懂得进行更细的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等分科治疗；已普遍采用“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并发明“针、石、慰”等医疗器械，留传下来的专门医学著作有《黄帝内经》，《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侯》、《五十二病方》等宝贵的医学专著。

在自然科学上，春秋战国时期取得很大成就。春秋时期，在城市建筑、土地测量和赋役征收等方面，能比较熟练地应用数学和几何知识。同时，在天文历法上比以前也有很大的进步。在《春秋》中，比较翔实地记录有三十七次日食月食，其中有三十次已经得到可靠的证明，最早记录日全食是在公元前720年２月22日（即鲁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比西方对日食的记录早135年。并且《春秋》中记有鲁文公十四年（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天文学家公认这是有关“哈雷慧星”的最早记录，比欧洲的记载早670多年。公输般是春秋时期著名的能工巧匠，是一位民间艺术家，他不但能建造“宫室台榭”，而且还能建造战争所需的“云梯、钩、拒”等攻城工具，被后世称为“机械之圣”，是中国建筑艺术文化的鼻祖。

战国时期，在天文学方面主要是对天体运行规律的进一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如齐国甘德写的《天文星占》8卷，魏国石申写的《天文》8卷，合称为《甘石星经》，是古代汉族天文学专著和观测记录，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他们对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进行研究，比意大利伽利略和德国麦依耳的同一发现早近两千年。同时，甘德、石申对恒星的测定和记录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此外，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发现了光是沿直线传播的道理。战国末年，“司南”的发明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据《古矿录》记载，司南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磁山一带，用天然磁铁矿石琢成一个杓形的东西，放在一个光滑的盘上，盘上刻着方位，利用磁铁指南的作用，可以辨别方向，是现在所用指南针的始祖，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指南针，对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史学上，春秋时期主要有《尚书》，即“上古之书”，战国时称为《书》，汉末改称《尚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所以又称《书经》，原是记言的古史，据说有100篇，相传为孔子所编撰。《尚书》是一部多体裁历史文献汇编，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战国时期主要有《左传》、《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以及诸子散文和屈原的楚辞等文学著作。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春秋史，原名《左氏春秋》，西汉改称《春秋左氏传》，儒家十三经之一，相传是春秋时期鲁国人左丘明所撰，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全书六十卷。《左传》的纪事编年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孔子编撰的《春秋》多出十七年。《左传》主要叙述周王室和诸侯国盛衰兴亡的历史过程，以及对诸侯国之间几次规模比较大的战争作比较详细的描写，其中也记载一些有关夏、商、西周的传说和历史事件。《左传》描写刻画人物形象细腻生动，引人入胜，让人有愉悦的审美感受，富有社会人文教育价值，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兼容史学和文学为一体的名著。

《国语》是中国最早一部国别体著作，分别记载周王朝及诸侯各国之事。“语”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著作形式，主要在记言，所以名为《国语》，起于周穆王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相传为左丘明所作。《国语》是中国最早的史书之一，共21卷，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反映了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和精神风貌。在内容上，《国语》重伦理道德，尊崇“礼”，认为“礼”是治国之本，既突出忠君思想，又反对专制和贪腐，重视民意和人才，具有浓厚的民本思想。在表现形式上，善长记言，其缜密、生动、精炼、真切的笔法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并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陈寿的《三国志》等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史学和文学上都具有较高的成就。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一部国别体史书，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240年（前460-220），原书名为《国策》或《国事》，作者不详，是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后由西汉刘向重新整理编订，定名为《战国策》。全书12策，33卷，共497篇，约12万字，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展示了战国时期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在内容上，《战国策》是一部记述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游说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其中也包含了一些战国史事，按照国别来编辑，堪称为战国时期最基本的史料。在表现手法上，《战国策》文笔恣肆，语言流畅，论事透辟，善于运用寓言故事和新奇的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学趣味，对两汉以来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艺术上，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青铜制造业的发展，青铜产品的风格和工艺水平都有新的改进，纹饰雕镂做工精细，轻便灵巧。

1923年，在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国国君大墓出土的一对“莲鹤方壸”。 莲鹤方壶的铸造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焊接等多种技法，工艺精湛，不仅纹饰细腻新颖，而且结构复杂、铸造精美，是春秋青铜时代工艺水平提高的代表作品。莲鹤方壸的腹部装饰着蟠龙纹，壶身为扁方体，龙角竖立。壶体四面还各装饰有一只神兽，肩生双翼，兽角弯曲，长尾上卷。圈足下有两条卷尾兽，头转向外侧，有枝形角，身作鳞纹，承托壶身的卷尾兽和壶体上装饰的龙、兽向上攀援的动势，互相呼应。壶盖被铸造成莲花瓣的形状，一圈肥硕的双层花瓣向四周张开，花瓣上布满镂空的小孔。莲瓣的中央有一个可以活动的小盖，上面有一只仙鹤站在花瓣中央，仙鹤似乎在昂首振翅，正在翘首望着远方，造型灵动。

1935年，在河南省汲县山彪镇战国墓葬出土的“水陆攻战铜鉴”，共有图像四十组，人物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同时，这时期开始使用毛笔，绘画艺术也相应得到很大的发展，如长沙楚墓中，出土了一幅男子御龙舟的帛画，反映了战国时期的绘画所达到的水平。长沙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用单线条勾勒，线条流畅，技艺精湛，是著名的艺术珍品；出土的漆器和丝织品反映了楚人高超的技术造诣和卓越的艺术水平。

音乐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得到很大发展。在河南浙川县一号楚墓出土的九件编钟；1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的整套编钟，全套编钟包括甬钟45件，钮钟19件，外加楚惠王赠送的一件钟，共65件，铸造瑰丽，设计精巧，总重量2500多公斤,编钟以音高和大小为序编成8组，悬挂在铜木结构的三层钟架上。钟上都铸有篆书铭文，共2800多字，反映了战国时期我国乐律学已达到很高水平。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的一套编钟。编钟音域宽广，音色优美，从最低音到最高音，共有五个八度，能演奏古今中外的乐曲，音乐性保存完好。这套编钟的发现，对研究战国时期的音乐、历史和冶铸技术等都有着很高的价值。八鼓谐余韵绕梁、令人惊叹叫绝,它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愧宝，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其发音与浙川出土的编钟相同，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音乐的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在青铜艺术，绘画艺术和音乐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中国文化宝库增添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在社会人文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