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流：他们讨厌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和文化的差异性。秦制下的皇权思维+东正教的苦难崇拜+内陆亚洲传统的接轨滞后性，与乡土士绅为主导的近现代工商业社会+西方现代精神文明（包含从左到右各种舶来思想）+与世界接轨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天然敌对的，又是可以互补的。他们只看到这种对立性，却未看到统一性。

更何况，江浙沪这三者，虽然都可广义归于吴越文明，但本身也可以细分，就如新英格兰和纽约，差别实在是很大。

无锡作为一座现代化比较早（肇始于晚清民国）却又缺乏真正的现代性的城市，常常在城市文化上体现出这样一种特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演进速度和程度已经超越了许多发达国家，而在文化气质上却仍然属于保守的、乡土的、甚至前现代的。经济和文化的不平衡，系统性地塑造出了类似排外等等问题。

这既是传统中国道德观价值观的深刻体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又是后改革开放时代苏南地区的独特烙印。

在文化气质上，乡土士绅文化塑造了我们的底色：我们在学校诵读先祖的箴言和遗训，摘抄名垂千古的诗书与词曲；我们仰慕着那些象征着我们精神的名人们，仰慕着他们的脊梁与风骨：从顾恺之到顾亭林，从徐霞客到徐悲鸿，从钱穆到钱钟书……那是一种情怀、气节、风骨。东林书院、二泉映月、荣氏梅园、梁鸿湿地……这些自然风光或人文景观，不仅塑造着无锡的城市面貌，也滋养着人们的精神情怀。

从辉煌灿烂的轴心时代到昌盛繁荣的统一王朝，从悠远绵长的过往到富庶一方的近代，无锡人乃至吴越地区的人民有理由为他们的家乡自豪（这种对家乡的认同并非血统上的而是社会文化上的，是一种社会建构而非血缘关系）：自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以来，江南地区渐渐取代传统中原成为中华文化事实上的精神高地，其深厚的乡土士绅传统和知识分子气息逐渐演变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与意识形态。不论是为政、为商、为人，这一标准如潇洒而郑重的楹联一般，始终牢牢贴在吴越子民内心的门楣之上：清廉刚正、福泽乡里、外圆内方、温文尔雅。

再往前的故事太过久远，天帝的垂诰早已远逝，上古时代的传奇，春秋时代夫差和勾践的故事皆付笑谈中。阖闾城也好，良渚遗址也罢，河姆渡也好，要么成为游客付费打卡的景点，（我倒是都去过，笑）要么成为某些久远而神秘的历史碎忆，就像英格兰原野上矗立着的巨石阵，或是苏格兰高地上散落着的石碑。

秦代是关中陇右和中原的朝代，吴越人对秦制天然感到陌生而敬畏，这种感觉或许和我十岁那年来到关中大地，站在西安城楼上远眺大雁塔，或是惊叹于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与兵马俑坑群的震撼如出一辙。浑然浩荡的气魄，反倒难以容纳那丝江南水乡的惆怅。记得曾在龙门石窟旁的洛水之滨，落下一颗乳牙，我将它扔进浑黄的河水，在那一刻，咆哮的水流泯灭了我一切心底的声音。没有余地，留给所谓的感伤。

汉承秦制，董仲舒的儒表法里取代了法家化的儒家，桑弘羊的盐铁官营事实上取缔了休养生息，也宣布了工商食官的不可重现。淮海出身的农家子弟战胜了荆楚大地的贵族豪杰，过上了钟鸣鼎食的日子；齐鲁大地的书生们修改着孔孟绝学的定义，掌握了天人感应的圣义，这一切与处于王朝边缘的吴越和更遥远的百越之地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江南对于汉代，仍然感到陌生而无所适从。那不是精神的家园。

直到东晋、南朝，文化的血脉才真正延展开来。会稽山阴之兰亭，永远是无数江南才子和文人墨客想要回到的那个隽永的片刻：无论是在浙江的会稽，还是台北的阳明山，曲水流觞，取一瓢饮，翰墨飘香，中华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与死生亦大的天命观，是始终如一的。嵇康阮籍，佯狂亦可哀，这是在文人风骨中闪烁着的一抹侠士情怀，一曲慨然而无悔的绝唱。

这种情怀不同于湖湘文化的豪杰之气，能为中华文明贡献出王夫之、陈宝箴、曾国藩、蔡松坡、毛润之这样开一代风气之先、筑一世伟业，或两者相益的大贤大能；也不同荆楚地区的侠之大者，如张居正或黄克强的纵横捭阖；更不同于两广地区的革命前锋，如洪秀全或孙中山的一呼百应、排山倒海……

吴出文士，越出侠士，前者傲然风骨，如顾亭林之明道救世，黄宗羲之本固邦宁；后者忧国忧民，如鉴湖女侠秋瑾、革命者徐锡麟和同样对光复会充满同情的鲁迅。两者相济，便成为了无数近代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上行下效的榜样。江南文脉，穿过烟雨朦胧的水乡岁月，在另一个时代终得继承升华。

宋明时代，江南大体承平，偶有动乱。一本红楼，足以描绘明代江南水乡封建大家庭的生活细节。理学在发展的同时逐渐僵化，传统文明开始走向衰败和停滞不前。

到了清朝，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的血腥之后，知识分子和士绅无奈地接受了新秩序，清初的《明夷待访录》和《天下郡国利弊书》提出了淡淡的隐忧，但也很快随着文字狱的大兴而销声匿迹。康熙年间，木兰围场聚各地王公，羁縻府州笼络西域，哲布尊丹巴和章嘉稳定大漠，达赖班禅册封吐蕃。随着内陆亚洲和赞米亚地区的相继整合，清帝国从一个通古斯民族政权成功转型为深入内亚，疆域辽阔的庞大统一多民族国家。在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重要性在政治上已经下降，然而在经济上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腾飞。西风东渐的事实，再也不是能用广州十三行所敷衍的，马克波罗的传奇和马戛尔尼的遇冷都已经成为过去,随着商品经济的涌入和发展，江南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再加上祸害一方的长毛之乱，几乎是饿殍遍地，一落千丈。

然而天命垂幸，长久的商业和手工业传统，以及靠近港口的地缘优势使得江南经济赶上了民族工商业和实业救国的快车道。从张謇到盛宣怀，从荣毅仁到虞洽卿，民族企业和江浙财团的逐渐形成，奠定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经济腾飞的基础。国家的现代化有条不紊地推进，然而囿于战争和时局，终究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公共租界矗立着的围墙、法租界明里暗里的的越界筑路、龙华警备所里不断响起的枪声、宝山工人区时断时续的抗议罢工，还有觊觎着一切财富的东洋日人，都使得“大上海计划”和无数类似的建设方案如同空中楼阁，根本无法落实。

对于江浙资本主义来说，民国是失败的，所以荣毅仁后来做出了他的抉择；又是幸运的，因为许多如同周仆园的人能从中作梗，大肆发财。对于江浙文人来说，这段时期是灰暗的，动荡的时局与失却吸引力的传统文化令人绝望；又是光辉的，因为不破不立，旧的孔孟之道已经走向尽头，风头正盛的西学包括苏俄的马克思主义，给予了中华大地无数的可能性。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详细阐述过这一点。

民国末期，法币已成废纸，金圆券更是荒唐，小蒋的打虎也彻底失败。在这样的时刻，江浙企业家与士绅文人盼望着新世界的到来。他们以为那是天堂，但其实却是地狱。许诺建立天堂的人，往往身不由己地营造出了地狱。那是个混乱而痛苦的时代，科学家知识分子满怀一腔热情回国躬身科技事业，却遭遇噩梦般的结局。我太早就接触到这些史实，所以我知道这片土地的下限，也能明白历史为何如此厚重。学校里的那尊雕像，和刻骨铭心的-1967，已经说明了太多。

当一个国家可以成体系地毁灭知识分子、公务员、民营企业乃至任何的私有制，造成农村大规模饿毙，这种恐怖是任何朝代任何灾难都无可比及的。在江南文化的那种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之下，东正教的圣愚崇拜和苦难歌颂没有任何的容身之处，在地上建立天国的想法显得怪异、可怖。

同样地，黄土高原的皱纹显得太过遥远，淮海地主的初夜权让人费解。皇城根下的京腔一开，那种国家意识形态暴力机器的象征不言而喻。对这些，吴越子民感到害怕而无所适从，但又只能去攀附这些叙事，去适应这一进程。毕竟，代表他们的力量早已消逝在历史的尘烟之中，无论是1912年，还是2012年。

即使是左派如秦邦宪，也是士大夫的天然责任感多于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皈依。一如骨子里的经世致用难以驾驭任何超验的价值观，这里的人们对于各种主义所掀起的激进革命的浪潮同样兴味索然，立宪派、改良派和社民派才是主流。

江浙文化和海派文化不同，根子里没有太过强烈的西方文化身影，中国士绅的传统观念依然居位主流。这也造成了无锡中产阶级的“清教徒”现象，夜生活、烟酒、性、非主流绝对是不受传统势力待见的，即使是经历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也是如此。不过由于开放以来西方思想的传入，社会家庭的现代化也逐步推进。但是这一进程，至少就现阶段来说，是存在两个非现代性的。

第一个非现代性是指，改革开放发展的速度实在太快，许多人实现了经济上的阶级跨越（农村-城市-高等教育）和身份转变，但仍然缺乏相应的现代城市化思维方式，文化上偏爱乡土文学，骨子里有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清高，还常有封建迷信、重男轻女等观念，在农村出身的亲戚家人中很常见。这主要针对的是本地居民。

第二个非现代性是指，城市化发展快依靠着的是剪刀差和大量农民工的付出，而这些付出难以转化为进城务工人员本身和其子女的教育成本和生活成本，导致其劳动力和剩余价值实际上被城市中产和体制内、富人们拿走，难以融入城市社区和现代生活，创造了城市设施但却很难享受到其服务，仍旧拥有朴素的吃苦耐劳价值观。这在经济领域限制了本地区的消费能力，文化上逐渐固步自封，客观上不利于经济和文化的长远发展。

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上空不再乌云密布。苏南模式，成为了乡镇企业振兴的代名词，人们嘴上说着向前看，却还是割舍不开过去。那种伤痛永远留在心底。不过，作为新时期逐渐富起来的既得利益者，所谓的记忆，也是可以很轻松地被淡忘的。被摧毁的乡村士绅和企业主以另一种方式回归了——房地产的高歌猛进和拆迁建设的加快；草根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复活和壮大，集体经济和三农工作的改善和加强，都是我们所有目共睹的。

经济上失去的回来了，文化上失去的却再也回不来：取代中华士人风骨的是对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麻木吹捧；取代江南儒学文脉的是被缝合官方意识形态的通三统“新儒家”；取代工商业道德精神的是虚伪黑心的作坊和小老板；取代士大夫清廉准则的是权力变现的贪官污吏。钱桥的土老板们发了财，澳门的赌场里多了无锡厅……人们变得世故，圆滑，油腻，外界对江浙人民的偏见，也大抵来源于此。

但涤荡在灵魂深处的，镌刻在人们心底的，那句在西湖上回荡的江南士子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依旧是亘古不变的主流。这种社会责任感与现代市民精神的接轨，铸就了这方水土在现代的辉煌，也诠释着历史深处绵延至今的一个坚守和承诺：青绿的水田终究要与蔚蓝的大海为伴，只要我们存在一天，那些远离文明、拥抱野蛮的野望就不会实现；放弃中华本位和西方现代文明，拥抱东正教圣愚崇拜和内陆亚洲乃至世界南方未开化族群的所谓“伟大实践”，就不可能获得任何意义上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