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主说范仲淹死后宋仁宗不当回事，那是题主胡扯八道造谣而已。

一、假如有不同那也非常正常，因为范仲淹和吕夷简地位不一样

1、范仲淹

范仲淹最高职务是参知政事，

按照现在的说法叫副宰相，

范仲淹进入中央机构时任枢密副使，最高职称是正二品。

宋仁宗时期授范仲淹枢密副使，后拜参知政事，

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发起"庆历新政"，推行改革。

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自请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

皇佑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

2、吕夷简

吕夷简最高职称是太尉，正一品。

之前还包括任同平章事，北宋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主政事，知枢密院事(或枢密使)主兵，称为"二府"或"两地"。

宋仁宗时期，授右谏议大夫、给事中，参知政事。

天圣六年(1028年)，拜同平章事（这是宰相这个职务在宋朝的正式名称）、集贤殿大学士，成为大家熟知的宰相。

明道二年(1033年)，因事罢相，不久复职。

景佑二年(1035年)，迁右仆射，册封申国公。

康定元年(1040年)，再次拜相。

庆历元年(1041年)，徙封许国公，兼枢密使，以太尉致仕。

从两个人的简历上看，

范仲淹的地位是不能跟吕夷简比的。

不是一个级别的官员。

二、范仲淹和吕夷简死后，宋仁宗的态度真像题主说的那样吗？

皇佑四年(1052年)范仲淹去世，

(1052年)十二月，范仲淹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 ，宋仁宗亲书"褒贤之碑"，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追封楚国公。

中国古代历史上文人谥号中最高的谥号就是“文正”，

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做官以后梦寐以求想得到的一个谥号，

"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司马光。

司马光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

文正这人臣极美的谥号。皇帝是不肯轻易给人。

但是宋仁宗给了范仲淹了，

要知道，宋朝三百多年仅仅有九人获得此殊荣，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吕夷简却没有得到这个最高殊荣，

宋仁宗不把范仲淹当回事吗？

满嘴跑火车！

庆历四年(1044年)，吕夷简去世，时年六十六，获赠太师、中书令，谥号"文靖"（这获得的谥号比范仲淹获得的档次可差多了）。

嘉佑八年(1063年)，配享宋仁宗庙庭。

宝庆二年(1226年)，名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三、吕夷简、范仲淹、朋党

中国历朝历代朝廷官场里政治斗争是常态，

没有敌人的人，也没有啥作为，

因为无论做什么，无论做到结果是好坏都会有人反对，

反对必然产生争执，

争执必然产生斗争扩大化，

那时就没有是非观了，

完全敌我矛盾，

宋朝、明朝的党争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祸国殃民的。

吕夷简、王曾、晏殊、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宋庠、宋祁、曾公亮、文彦博、石介、蔡襄、富弼、包拯、司马光、王安石、种世衡、狄青、柳永、苏轼……，

这些就是宋仁宗一朝的名人能人，

耀眼吧，

吕夷简就是他们的行政领导，

作为宰相，吕夷简上有宋仁宗皇帝，下有一大堆连皇帝都敢“恶搞”、不断“折腾”的“能人”

其推进行政工作的难度系数，也就可以想见了。

特别是范仲淹、欧阳修等，总觉得老子天下第一，总想着跟吕夷简干。

如果吕夷简没有心胸、胆识、行政能驾驭好这个局面吗？

并且宋仁宗一朝“能人”辈出，不与吕夷简“屈伸舒卷，动有操术”有关联吗？

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宋史》。

年轻的范仲淹、欧阳修等眼里就是容不下沙子，愣将“宰相肚里能撑船”视为吕夷简的“奸邪”，总想着置吕夷简于死地后自己才能去大干一场。

庆历二年（1042年）十二月某日朝会，吕夷简带领百官向仁宗行三跪九叩之礼。

跪二叩六之后，吕夷简站了起来！

百官俯身跪叩，吕夷简“鹤立鸡群”。

没有谁体谅他的劳累，甚至他的亲信都难以为他的这一“失态”辩护。

他的“失态”，甚至很快传到了民间，整个国家反对他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一位进京赶考的学生说这是“天夺其魄”，他就要死去了。

没几天，吕夷简患上“风眩（头晕目眩）”。

吕夷简病了，

宋仁宗为提振吕夷简的精神，以便其尽快痊愈，诏：“拜司空、平章军国重事。疾稍间，命数日一至中书，裁决可否。夷简力辞。

复降手诏曰：‘古谓髭（胡须）可疗疾，今翦以赐卿。

庆历三年春，帝御延和殿召见，敕乘马至殿门，命内侍取兀子舆（椅子轿）以前。夷简引避久之（久久不肯上轿）。诏给扶（搀扶，君主赐给大臣一种礼遇）毋拜（不行臣下之礼）。

乃授司徒、监修国史，军国大事与中书、枢密同议。

固请老，以太尉致仕（退休）。

朝朔望（每月初一、十五参加朝会，象征国家不忘有功之臣）。既薨，帝见群臣，涕下，曰：’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赠太师、中书令，谥文靖。”

吕夷简，也就是少了个“一跪三叩”而已。

接受“跪叩”的，是仁宗皇帝。

而仁宗皇帝，压根儿就没把少个什么“一跪三叩”搁在心上。

仁宗放得下，京城内外的官员们放不下。

他们前仆后继，很不厚道地扑向了病人吕夷简：“失态”之后，吕夷简“未几，感风眩”。

显而易见，“失态”，不过是一次“疾病预警”而已。

向吕夷简发难者，看上去都是“君子”。

但是，倘若吕夷简不在几天后患上“风眩”，他们会不会、敢不敢“群起而攻之”，还真的不好说。

也许就是个“落井下石”而已，也许就是个政治赌博而已。

庆历三年（1043年）正月，陕西路转运使孙沔上书：

“自夷简当国，黜忠言，废直道……法令变易，士民怨嗟，隆盛之基，忽至于此。今夷简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药，亲写德音，乃谓‘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义士传闻诏语，有泣下者。夷简在中书二十年，三冠辅相，所言无不听，所请无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为陛下报？天下皆称贤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毁之也；皆谓憸邪（奸邪）而陛下不知者，朋党蔽之也。比契丹复盟，西夏款塞（犯边），公卿忻忻（无忧），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纪纲，修废坠，选贤任能，节用养兵，则景德、祥符之风，复见于今矣。若恬然不顾，遂以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复救。而夷简意谓四方已宁，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无一言启沃上心（竭诚开导、辅佐君王），别白贤不肖（理清贤与不肖），虽尽南山之竹，不足书其罪也。”

孙沔一面大骂吕夷简奸邪，一面却非要这奸邪理清百官的贤与不肖，替宋仁宗组织好下一届领导班子。

很有意思吧，

病中的吕夷简看过孙沔的奏章，说了这样一句话：“孙元规药石之言，但恨迟闻十年尔。”

吕夷简力辞相位，但是仁宗“犹以司徒豫议（参与计议）军国大事”，宠遇不衰。

于是，谏官蔡襄上疏：

“夷简被病（患病）以来，两府大臣累至夷简家谘事。又闻夷简病时，陛下于禁中为之祈禳，锡（赐）与致多，眷注（爱护）无比。臣窃谓两府大臣辅陛下以治天下者，今乃并笏受事于夷简之门，里巷之人，指点窃笑。”

仁宗是天子，还是吕夷简是天子？

太狠辣，太致命！

吕夷简无语。

于是乎，“夷简请罢豫军国大事，（仁宗）从之”。

吕夷简下野，离开京都，避居郑州养病。

就此，他再也不过问天下之事。

吕夷简下野，似乎为一个时代、抑或一个人让开了道路。

这个时代，就是“庆历新政”；这个人，就是“千古完人”范仲淹。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宋仁宗起用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名士执掌朝纲，推行“庆历新政”。

范仲淹旗帜鲜明地提出任用贤能，整顿冗官。“三冗三费”（三冗即冗官、冗兵、冗僧，三费是道场斋醮、多建寺观、靡费公用）是改革所要打击的主要目标，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则是改革的核心内容。

这一改革，在制度层面上所要进行的主要变动，就是改变赵匡胤、赵光义以降恩养士大夫的赵宋祖制，所要触动的则是整个士大夫——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

倘若“庆历新政”得以实施，大概90%以上的官员都得丢官。

这个手术，动得太大了，自然做不得。

可是，范仲淹等要做的手术，还不止于此。即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而且还要减少科举取士的录取名额。

也就是说，尽管范仲淹等都是读书人，但全天下读书人的利益，几乎都让“庆历新政”触及了。

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范仲淹、韩琦为朋党。

但是，尽乎整个士大夫——官僚阶层既得利益者反对，才是“庆历新政”失败的根本原因。

毋庸置疑，吕夷简当政，积累下了不少问题。

甚至吕夷简读罢孙沔的奏章，都说“孙元规药石之言，但恨迟闻十年尔”。

无疑，这是吕夷简向改革派“示好”。

但是，改革派已经容不下吕夷简的存在。

实践证明，范仲淹等人也有“缺陷”，他们留给历史的也就是个改了一回什么革的好名声。至于其建立的功业，看上去总有那么一点儿似是而非。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开篇之语。

他们改革了，他们失败了，也就“折腾”了一年，先前他们群起而攻之的吕夷简留下的烂摊子，一下子就变得“政通人和”了。

面对范仲淹等“年轻干部”的改革“骚动”，吕夷简一言不发。

搜索历史，不见其任何“反动言论”。

相较于范仲淹等，吕夷简已经很厚道了。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契丹遣使索要关南（瓦桥关）十县土地。是时，朝廷上下疲于应对西夏李元昊，于是决定以外交手段为主应对契丹，防止两面受敌。

富弼奉命出使契丹，不辱使命而归。

但是，在其出发之前，欧阳修上书仁宗，说：吕夷简居心叵测，想置富弼于死地而推荐富弼出使契丹，富弼会像唐代颜真卿出使叛军李希烈那样有去无回。

读了几本书，就胡抡八扯。都是什么与什么呀！

也许吕夷简有这有那的不好。

但是，倘若范仲淹等与吕夷简合力推进“庆历新政”，吕夷简以其老辣沉稳的行政能力与其深得仁宗宠信的能耐，就算不能把问题解决干净，也不至于范仲淹们“越慌越想越慌，越痒越搔越痒”，以致改革无疾而终并为大宋帝国留下不尽的什么君子与小人的“党争”之祸。

庆历四年九月，吕夷简病逝于郑州。

消息传来，宋仁宗浩叹：“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

当此之时，范仲淹们正在焦头烂额地推行“庆历新政”。

这句话，至少已经流露出宋仁宗对范仲淹们的一地鸡毛的工作是不信任。

4个月后，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被贬黜“庙堂”，流落“江湖”，

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庆历新政最终以失败告终，

改革就此废止。

吕夷简死于郑州，葬在郑州管城县。

其墓，在郑州二七塔之南约25公里，今新郑市郭店镇境内。

另外，

很多人都知道明朝、朋党之争是明朝亡国原因之一了，

臣历观自古及今,帝王最恶者是朋党。——《对宪宗论朋党》唐，李绛

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一》。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这搞团团伙伙在北宋时期也就是范仲淹是非常积极的，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朋党论》。

欧阳修的《朋党论》是明朝团团伙伙朋党的必读名篇。

景佑年间（1034~1038），以吕夷简为首的一派官员，就曾打击过范仲淹。

不过范仲淹的朋党政治共同体却很难被击败。。

自仲淹贬而朋党之论起，朝事牵连出语及仲淹皆指为党人。——《续资治通鉴长编》。

虽然范仲淹们挤走了吕夷简，范仲淹们也得到重用，

但是在范仲淹、欧阳修们积极倡导鼓吹下形成的朋党造成的党争终于到来，

北宋党争的第一次高潮——庆历党争开始了。

帝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续资治通鉴》。

形成党争后那有是非了，

所谓小人君子之分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臆想而已。

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续资治通鉴》。

范仲淹同志对朋党还是很忠诚认可的。

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论》明朝，王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