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对儒释道法和“现代（性）”做出精确定义，仿佛很多争论……

但大致上，严肃对待这个问题而非故意搅浑水暗暗吹捧其中某样的，都无法反驳这样的规律：儒释道是宗教，在以学术面目出现的儒学佛学道学的背后其实充满各种偶像（被神化的祖宗圣教主），法家则不是宗教，有法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而无法教，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韩非、李斯……这些代表人物通常都不会被偶像化为教主。

更深刻的，即便是大搞非基运动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儒释道法中，唯独法家是比较符合圣经教导的。法家承认人有罪性的现实，分得清道德和法制的不同范畴功用，这种态度是比较谦卑的，所以其理论与实践是比较科学的。

所谓“法家在现代中国备受推崇”是一个很偏面甚至是故意歪曲历史事实的说法，因为“现代性”这个词本身是巴别塔的宗教概念是敌基督的，那么其世俗应用也就是敌对法家的，只有所谓新儒新释新道，没有新法。近百年中国，法家得到权威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耄作为上帝之鞭，力抗各路文妖（例如郭沫若）妄图做国师大搞士大夫（知识分子）治国的巴别塔阳谋，这些文妖搬弄的那套说辞，无非是儒释道三宗派或者合流。

作为历史概念的近现代和当代，如果只是指年代划分，这样的“现当代中国人”包括笔者，我们应该了解法家，保守其中真理传承与实践运用。但作为政治哲学概念的现代与后现代，都是非基谎言，是巴别塔控制的意识形态，笔者以及主内肢体则不是这种人，“现代中国人比较儒释道更认可法家”就是一个伪命题，真实情况是这样的现代中国人都是新纪元主义敌基督者，极其厌恶法家传统，无数抹黑……从主流大众媒体较少提及前述法家代表人物的现象就可见一斑。

至于“民众最反感舆论批评最多的是儒家，其次是释家(本土化的佛教体系和思想)”这种情况的存在，也不难理解，因为在政治哲学上，道家的内用黄老，比儒家所谓外法内儒、佛家所谓新唯识论，都要更为科学，相对比较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