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鸣湖环湖八村之耿寺——一条古道3000年

【题记】2017年7月27日，连日的高温终于被一场清凉的雨水驱散，位于石林镇的耿寺村，人们依然过着安逸而勤劳的传统乡村生活。耿寺街上，一条东西大道车来人往，这条自古就被称为“官道”的道路，几千年来承载了无数的车辙和脚步，写满了厚重的历史和传奇。商王帝辛曾路过狩猎，并在附近建筑了鹿场合“望鹿楼”；周文王曾经此地到羑里，一路上散落着演绎八卦的蓍草；三监叛周的血腥纷争就在这里发生，殷商的后裔在汤河两岸遗留下独一无二的邶国风情；在中牟邑建都的赵国国君们就是从此走出太行，发展壮大，建立了强大的政权，并给我们留下了无数故事和典故；孔子和弟子们从这里到中牟邑，沿汤河采集诗经邶风；这里曾走过爱国英雄岳飞和他的岳家军，走过一门忠烈的杨家将和七郎八虎、杨门女将；留下过萧太后、金兀术等辽金异族的铁蹄和刀痕；这里还是当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必经之路，是部队指挥部和后方医院，刘邓首长曾经带领大军从这里挥师南下，有着深深的红色印记。

一、厚重耿寺

耿寺村的名字与寺院有关，历史悠久的耿寺村原来有一座寺院，叫“崇兴寺”，据说是一座很大的寺庙，占地4000平方米，寺内飞檐走兽、古柏参天、石牌林立，香客众多，香火很旺。相传在宋朝，有一位耿姓将军抗金战功卓著，皇帝要论功行赏加官进爵，但其淡泊名利执意要削发为僧，于是就在风景秀丽的汤河边盖了一座寺庙，削发为僧，这里就被称作耿寺村。

耿寺村的历史可以追究到春秋以前，如今耿寺村街上的这条道路可以说是一条“历史之路”，3000年来，耿寺村附近的广大地区连接着太行山和豫北平原，这里不仅是道路交通咽喉，而且还是当时水路交通的要道，羑河、汤河、泗水三条河流在此汇集，成为了水陆交汇的“枢纽之地”。这条古官道连接山东与山西，向东不远的平原上是南北的大通道，因此，这里自古就是战略要塞，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里在古代叫中牟邑，最早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在公元前659年，修筑的一座城池。据《管子》、《国语》记载：“（齐桓公）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劝于中国也。”它起初是叫中牟城，后来升级成为中牟邑。从春秋战国时的诸多史料中可以得出，中牟城是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

中牟邑曾是春秋后期赵国的国都，赵国于公元前423年由山西晋阳迁至中牟邑，历经桓子、献侯、烈侯、武公、敬侯等国君，后于公元前386年迁至邯郸，为以后赵国进取河北平原、攻灭中山、拓扩西北边陲疆域，乃至最后定鼎邯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牟邑曾为赵都达38年，是赵国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春秋与战国时代的分界点。

中牟邑是当时的一座大型的军事化城市，《春秋》中记载：“晋车千乘在中牟。”千乘兵车在当时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兵力了。根据古代文献推断，千乘兵车应该配备十万人，可见中牟邑的规模之大。中牟邑地形像个口袋，背倚太行，面对平原，攻守进退都能自如，是当年赵国发展壮大的坚固基石。春秋战国时代，众多的故事典故，许多重大战争和有名的历史事件都与中牟邑有关。赵国建都中牟邑，为耿寺等广大汤河流域地区带来了赵都文化，与汤河的商周文化、邶国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厚重而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赵都期间，赵国民风慷慨，尚武且重利。由于长期处于战争，这里的乡民自幼就有习武之风，全民敬贤士、勇将，所以中牟邑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气息，春秋战国时期，中牟邑能臣、健将、义士、侠客、名儒辈出，多慷慨侠义之士，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牟邑之风”，流传至今。

二、柱国里

现在的耿寺村，在汤河岸边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其中，以中牟邑最为著名，历史上有大量的史料记载。两千多年前，中牟邑就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市，耿寺、故县以及鹿楼地区都应是中牟邑的辖区。附近的冶铁遗址和大量的考古发掘都证明了中牟邑的存在，至今耿寺村还有柱国里等遗存。

年龄大一些的耿寺人都还记得在村南曾经有一座高大的石碑，上有“柱国里”三个大字，后来这座碑被垒进了桥下或房屋中。村里已有七十多岁的王老师对此有所研究，他说，柱国是一种官职，始于春秋时期，是掌管军权的高级军官，类似于总司令或总指挥，在春秋晋国就曾经有此官职。王先生介绍，当年，耿寺村应该是中牟邑的一个重要生活区，中牟邑的最高军事长官就居住在耿寺，所以，当时这里叫“柱国里”，里可以理解为街巷，耿寺是军官和军队集中的地方。

赵国在这一地带建都38年，历经四代君王，其中死后葬于此的不在少数。解放前后，耿寺附近后营、故县等村就时常挖掘出青铜器具和规制较高的墓葬，包括2016年在耿寺发掘的墓葬和车马坑出土了兵器、青铜和玉器，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但可以推断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墓葬，也许这座埋葬埋的是耿寺“柱国里”的某一位将军也未可知。

三、石碑墓

耿寺村与春秋时代的晋国、赵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耿寺村是有一个杂姓村，村里姓氏繁多，姓韩、姓尚、姓周、姓王的居多，是一个典型的移民村。过去村里有一句谚语，叫：张王李赵夹一崔，中间有个石谷堆，就是说村里姓氏比较多，其中“石谷堆”指的是姓石的人家。村里有一个古遗存叫“石碑墓”，在村子的西南曾经有一座大幕，过去是又石碑的，墓主名字叫石碑，后来这座碑也不知去向。

王老师介绍，老辈子人传说，这个叫石碑的人曾经是晋国的大臣，富可敌国，是咱们耿寺村人，他在晋国居官多年，后隐居在耿寺。三家分晋前，晋国国力衰弱，石碑把自己的财产都捐献出来，资助晋王，但仍然没有改变晋国分裂的局面。

春秋时期晋国究竟有无石碑这样一位倾家救国的“爱国者”还有待于专家考证，也许石碑这个名字是后来的误传，但耿寺确有石姓人家传世，石家人至今仍然生活在耿寺，村里人都说，他们就是石碑的后代。

四、崇兴寺

在耿寺村中心地带有一座庙宇，叫“崇兴寺”，据说始建于唐代，近期还有碑刻留存在庙外，碑上记载着建庙年月为唐代，还有几座石碑记载着在清乾隆和康熙时曾重修的文字，可惜的是这些石碑现都已丢失。

现在的崇兴寺只留有两座大殿，以前的寺院规模宏大，前后有大殿五座相通，有僧人近百，附近还专门有“和尚坟”。随着时间的推移，崇兴寺渐渐破败，解放后还基本保存完整，很多人还记得庙里的那口大钟，钟声响起方圆几里都鸣响不止。

村里人说，这崇兴寺很神奇，现存的这两座殿就有很多故事。据说东大殿有一颗夜明珠，一道晚上就明光四射，为路人照亮路途。西大殿有一颗避水珠，无论多大的洪水都淹不到大殿的台阶。

正殿里以前供奉着释迦牟尼和十八罗汉，但后来十八罗汉竟然少了一个。村民传说，这十八罗汉中有一位罗汉不安分，还四处跑，他没事儿就跑到石林的法隆寺找那里的罗汉一起打牌，有一次他们打牌忘记了时间，错过了返回的时辰，这罗汉只好“反将他乡做故乡”，留在在法隆寺，后来，耿寺的崇兴寺据只有十七位罗汉，而石林法隆寺则有十九位罗汉。

耿寺崇兴寺历史悠久，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物，因经年失修，几位民间人士自己翻修，达不到“修旧如旧”的标准，进来，有不法之徒三番几次盗取寺院文物，石碑、砖刻、佛像等都已丢失。建议有关单位进行评估，加以保护和恢复。

五、“官儿坟”——铁梁悬棺李鐩墓

耿寺村有一个自然村叫——李家坟，当地人习惯叫“官儿坟”，顾名思义，这里应该是一座大官儿的坟墓。不错，这里就是有名的清官——李鐩墓。

李䥙在我们山城可以说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李鐩（1448-1529），字时器，原藉汤阴县东镇抚寨村人。明成化八年（1472年）25岁时中进士，初授都水主事，累官鸿胪少卿、工部侍郎、工部尚书。史料记载，李鐩去世后，葬于汤阴县西三十五里的李家坟茔。之后，他的长子李继光、次子李继先、三子李继充、孙子李汝也葬在这里。墓冢总体上呈“器”字形分布，当地人称这块李氏墓地为李家坟。

那么，李鐩家居汤阴县东的镇扶寨村，死后为什么葬在李家坟呢？据当地老人们讲，李鐩不仅才贯中西，而且通晓风水，曾经督办明十三陵工程。他曾经多次回家乡，沿汤河向西考察，选定了一出明宅，一处阴宅，明宅既大胡村李家大院，因其形似太极，荡水汤河两龙相抱。阴宅就是李家坟所处的一片岗坡地上，从远处看酷似龟状，当地人称它为龟形地，李氏墓正建在“龟头”上。远在周代，龟就受到人们的崇拜《礼记•礼运》中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龟能长寿，能负重，能预知吉凶，是祥瑞动物，民间有“龟龄鹤寿”之说。李鐩生为工部尚书、朝廷重臣，民众拥戴，何况鹤壁一带当时又归汤阴县管辖，这里风水又好，明嘉靖皇帝把墓地敕封在这里。

李鐩墓陵虽不及皇帝陵寝气魄，但在当时鹤壁一带也属“罕见至之”。李鐩墓围墙长约800米、宽300米，陵囿内古树参天，松柏茂密，神道上有仪仗、石狮、石人、石马、石羊、石碑、石牌坊等，气势恢宏而壮观，建制有王侯气概。

李鐩墓建成后，曾经有两座疑冢，还有专门的看墓人。墓里设计了铁梁悬棺，棺下是深深的毒水，使盗墓者无从下脚，可谓是墓葬奇迹。尽管如此，几百年来，李鐩墓还是被盗掘一空，连神道上的石狮、石人、石马、石羊、墓砖都不知去向。好在原址仍有，传说故事犹在，李鐩作为一代名臣，与山城的历史文化和旅游有深厚的关系，大胡村的尚书府和耿寺李家坟的李鐩墓应该连为一体，综合开发和保护，成为山城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六、李家坟：守护忠臣一村人

李家坟——既是处坟茔，又是个村名。是明工部尚书（相当于国家建设部部长）李燧陵园留守的护墓人形成的村名。

李家坟位于耿寺村西，汤河岸旁，是一处风水宝地。几百年来，刘姓的守墓人一辈辈为这位清官守墓，子孙繁衍，逐渐成为了一个村庄。

关于李䥙，有很多后人未知的故事。李鐩为官清廉，生性耿直，刚直不阿。他为官的那些年月，正是明朝宦官当道，横行一时的时候。所谓锦衣卫、东厂、西厂等传奇性组织大行其道，宦官刘瑾和李鐩等清官曾经有过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汤阴李鐩的老家流传这样的故事，刘谨是个孤儿，本姓谈，从小被李鐩认养，他小时候经常跟随李鐩上朝，羡慕太监宦官的生活，就认了一个宦官为父亲，改姓刘，长大后也成为了宦官。《明史·列传·卷第一百九十二》：刘瑾，兴平人。本谈氏子，依中官刘姓者以进，冒其姓。武宗即位，掌钟鼓司，刘谨得势，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并以旧恩得幸，人号“八虎”，而瑾尤狡狠。

刘谨很在乎李鐩领养他的这一段历史，一直找机会迫害李鐩，想除掉他。但李鐩为官清廉，深的朝野拥护，刘瑾恨之入骨。在刘谨掌握大权之后，便百般迫害异己。他建立了“内行厂”特务组织，钳制东、西厂的权力，“时东厂、西厂缉事人四出，道路惶惧。瑾复立内行厂。”李鐩两次到大胡村，60岁时是为了避祸，暂时逃避刘瑾等宦官的迫害。75岁时，李鐩告老还乡，精通风水的他选择了大胡村这处风水本地定居，并建设了李尚书府。

关于诛杀刘瑾的历史事件，正史、野史、民间传说和传统戏曲都有记载，这些历史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杨一清（1454年12月24日—1530年9月5日），字应宁，号邃庵，别号石淙，汉族，明朝南直隶镇江府丹徒（今属江苏）人，祖籍云南安宁。成化八年进士，曾任陕西按察副使兼督学。弘治十五年以南京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头衔出任督理陕西马政。后又三任三边总制。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为官五十余年，官至内阁首辅，号称“出将入相，文德武功”，才华堪与唐代名相姚崇媲美。李鐩和杨一清都是同朝大臣，两人都特别有才华，都拒绝与刘谨同流合污，所以，都是刘谨的眼中钉，肉中刺，多次欲除之而后快。李鐩和杨一清也联合了许多正义之士，密谋除掉刘谨。

1510年4月，武宗派都御史杨一清和八虎之一太监张永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乱。叛乱平定之后，在向武宗报告战况时，杨一清揭发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第二天，武宗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结果发现了印玺、玉带等禁止百姓和-私自拥有的禁物。在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中也发现了两把匕首，武宗见了大怒，终于相信了刘瑾谋反的事实。当年八月，刘瑾被处以凌迟刑，即千刀万剐，共行刑三天。原来受过其害的人家纷纷用一文钱买下刘瑾已被割成细条块的肉吃下，以解心头之恨。

宦官刘瑾和李鐩、杨一清等清官曾经有过你死我活的斗争，最终，李鐩和杨一清等一起诛杀了刘瑾，这段历史对于李鐩后人一直是避讳，主要来源于李家后人的传述，是家族的秘密，外人难以得知，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难以解开的谜团。

嘉靖改元，李鐩年已75岁，便告老还乡客居大胡村，卒年83岁，谥恭敏。李鐩去世后，葬于李家坟，之后，李鐩后代也都相继葬于此，当地人就称李氏墓地为李家坟。

历来贵族的墓葬都令盗墓贼馋诞欲滴，身为贵胄的李氏家族墓葬也不例外。李家除在墓葬初巧布机关外，还在陵区派专人进行了保护。为防止祖墓遭到破坏，李家人将祖墓附近的25亩地留给守墓人无偿耕种，并让祖籍汤阴县营耳村一户刘姓人家迁居到李家坟，长年在此守墓。这户人家在这里繁衍生息，李家坟村由此而诞生，久而久之就成为了一个村落。

七、耿寺的高跷抬阁，1300人共同表演的民俗舞蹈

在耿寺，按照传统，每年的正月十三到正月十六，是闹社火的日子，每到这一天，一场乡村的狂欢节就在耿寺村拉开帷幕。

耿寺村的社火表演远近闻名，他们的高跷抬阁气势宏大，表演复杂。有人认为，耿寺的高跷抬阁起源于清朝，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但村里人都坚信，耿寺的高跷抬阁源于古赵国中牟邑时期的赵都晋文化，高跷抬阁最早用于中牟邑的祭祀活动，后来，流传到移民而来的耿寺村人，成为了人们祭祀火神和诸佛的民间社火，大家为了祈求上天保佑风调雨顺，每年都会到寺院去祭祀。他们以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为原型，采用高跷抬阁的艺术手法，每一架阁都有一个故事，比如许仙游湖、穆桂英挂帅、白莲花落凡等等。

耿寺的高跷抬阁不仅是一种农村自娱自乐的游戏，从民俗学上来讲，是一种集历史故事、神话传奇于一体，融绘画、戏曲、彩扎、纸塑、杂技等艺术为一身的民间大型造型舞蹈，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独树一帜。

一般来讲，山城地区的民间社火表演以背阁、抬阁为主，但耿寺的抬阁是在高跷上表演，难度和巨大。高跷抬阁顾名思义，就是人们抬着一个用竹木或铁质材料扎制成的类似阁的架子进行表演。阁分平阁、高阁，平阁只设一层架子，表演者或站或坐其上表演；高阁也被称为“铁枝”，制作表演较为复杂，即在主架上再分上、中、下三架，每架的分枝上分别安排不同的表演者。高跷抬阁主枝高3～8米，主枝和架子不仅要坚固还要轻盈、巧妙，能承重又能满足不同造型要求，有四人、八人、十六人等不同规模的抬阁。

当地的高跷抬阁老艺人说，耿寺的高跷抬阁也曾经历经坎坷，1938年日本侵略中国，在汤阴、石林等地横行霸道，民不聊生。村中老艺人把抬阁的器具封藏于阁楼之中，使其免遭一劫。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年代，村老艺人重新复制，使抬阁重见天日得以继续流传。文革时期，抬阁又被当做四旧被破除，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又被启动。

每次高跷抬阁表演，都要惊动全村的人参加，活动的费用由村民捐献，从十多万的活动经费到参加活动的演员，几乎是家家都有份。这次演出总共有八架阁，八支鼓乐队，参加演出的演员，最小的只有两三岁，最大的已经八十多岁了。直接参与演出的人数达1300余人，规模宏大，热闹非凡。

高跷抬阁表演者多为儿童，儿童体轻，可减轻抬阁者负担，上阁儿童略施粉黛，面色粉红，在架子上做出多种动作，并结合所扮演的角色和人物特点做出多种表情，活灵活现。上阁表演的孩子更易受人宠爱，每当逢年过节，耿寺都要开展抬阁等民间文艺表演，家家户户的孩子都愿意上抬阁，当地有“女孩上过装，婆家不用相，男孩上过装，媳妇随便相”等俗语。

记得80年代，耿寺的高跷抬阁在老区年年“游行”，高跷抬阁演出时，阁前有锣鼓或秧歌队，锣鼓声声中欢快的秧歌扭起来，三眼冲“咣咣”的震天响，簇拥着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抬阁前行，满城的人们纷纷前来观看，场面蔚为壮观。

耿寺的高跷抬阁经过不断的传承演变，艺人们将高桌装饰成亭台楼阁的样式，给人以空中楼阁、云里雾里的感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抬阁艺人们的制阁手法不断创新，阁也逐渐向高、峭、奇、险、美的方向发展。耿寺的高跷抬阁艺术已发展成为集戏剧与杂技为一体，集木艺、铁艺、画艺、扎艺、布艺等于一身的成熟的高台表演艺术形式，是目前豫北最复杂、难度最高的民间绝活。耿寺高跷抬阁——这种传统的民俗社火表演在民俗学、舞蹈学、历史学等方面有极高的价值，许多课题等待我们挖掘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