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典籍浩如烟海，而《史记》无疑是最为耀眼的明珠之一，代表着中国历史叙事的最高成就。“以史观成败、鉴得失、明是非、知兴替”，作为一部融汇历史真实性和文学艺术性的鸿篇巨制，《史记》的经典意义穿越古今、照进现实，一篇篇精彩鲜活的人物传记蕴含着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因子，阐释了根植在中华文明血脉中的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作为中华文明的宝贵成果，《史记》在当代西方国家也得到了系统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研究《史记》有“三君子”之说，即华兹生（Burton Watson）、杜润德（Stephen Durrant）与侯格睿（Grant Hardy）。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三君子”之一，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阿什维尔分校历史学教授侯格睿。作为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久负盛名的汉学家，他发表的关于中西历史比较的文章在西方学术界引人注目。除了史学，他也涉足中国文学、哲学、文化等研究领域。侯格睿从《史记》这部史学巨著切入，揭示了《史记》对中华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重要价值，并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意蕴与世界意义。

中华文明深深吸引各国研究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今天，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正在滋养着中国社会的全方位进步，而中华文明也在新时代迸发出新的生命力，您如何看待中华文明的现代意义？

侯格睿：我认为，中华文明堪称世界上最大、最古老、最稳定、最具创造力和最富底蕴的文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在技术、文学、艺术、医学、农学等领域一直领先世界，这与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息息相关。中国文字系统的连续性使得中国人能够直接接触到周朝以来沿袭下来的文字，造就了如此悠久、连续、丰富的可供历史借鉴的中华文明，而其他国家不具备这一条件。长期以来，中华文明中蕴含的社会治理传统及其深邃的哲学思想深深吸引着各国研究者，影响着世界各大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圈。一些海外学者根据世界上现存的有关中华文明的历史记载对中国历史展开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成果。

比起西方文明强调激烈的竞争和对权力的渴望，中华文明更强调社会和谐以及对百姓的关怀，这一点值得钦佩。可以说，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它提醒人们，在优化社会结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激发文化创新方面，还有另一种有别于西方的方式。直至今天，许多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依旧充满了异国情调且富有十足的吸引力。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华文明不是一个单一静态的文明，而是一个包容了多种民族文化并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演进的多元动态的文明。

今天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这得益于长期以来中华民族从本国历史文化根基中不断汲取文明养分的传统。过去几十年里，西方历史学家日益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现代意义”。例如，将秩序、教育、仪式与个人理想相结合的信念，以及将浓厚的家族本位观念转化为个人奋斗动力的意识。这些价值观被认为对于推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跃升至全球经济强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如今中国所倡导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着极大的助益作用。

中国古代儒、道、法三家，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佼佼者，其学说各自代表了一种对自然、社会的思考方式。以中国为中心，儒、道、法三家的思想辐射至整个东亚，今天，中国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及其实际行动仍深受其影响。近年来，通过典籍英译和学术传播，儒、道、法三家的思想被大范围传播至世界各个大陆，对当今世界文明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中“仁者爱人”“以德治国”等伦理术语让现代人进行某种深刻的反思，也可以帮助今天的执政者不断审视自身道德立场，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现代国家“善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启迪意义。道家思想“道法自然”的智慧主张对于今天普遍提倡的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具有极大启示作用，“知足方能常乐”，学会在缺失、不规则、不完美中“发现价值”等道家哲学思想教导后世如何“与自我和解”“与外界共生”。法家思想中包含的法律“工具主义”思想，即通过制定和执行严格的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对于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仍有着深远影响，而“富国强兵”目标的强调与当代中国军队建设仍息息相关。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较为艰难，一些西方理论家将此归结为儒家伦理对于商人及其利润动机的不信任，即“重义轻利”的原因，并认为儒家思想传统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容。造成这一错误认知，部分原因是许多西方学者对于《论语》中指出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着认知偏差。事实上，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兼容并且成正相关。历史上，宋明理学通过重新阐发与诠释儒家思想，使其获得了新生和蜕变，这对于宋明两代蓬勃发展的经济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时至今日，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仍离不开儒家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事实上，儒家思想不反对经商致富，只是要求富人在道义上回馈社会，无论贫富，重在“有德”——正所谓“贫而乐，富而好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一观念与今天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标一脉相承。

《史记》是了解早期中华文明

的最佳素材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史记》这部巨著的学术价值，以及作者司马迁的个人思想？

侯格睿：我认为，《史记》从多个方面而言，都是让人不可抗拒、欲罢不能的，每一位痴迷于中国历史的学者都应当关注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史记》在中国史学界有着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司马迁历经一生之艰辛、倾尽毕生之心血铸就了中国最伟大的传统史学典籍，也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史学典籍之一的《史记》。这部史书展现了从上古传说中的中华文明始祖黄帝时代到司马迁自己所处的汉武帝时期3000多年的中华民族历史，详细记录了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以宏阔的视野定义了何谓中国历史，因而成为后世读者了解中国早期历史和早期中华文明的最佳素材来源。

由于物理传播形态的限制，《史记》最初只在较小范围内流传，几个世纪之后，《史记》逐渐广为人知，并最终成为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可以说，《史记》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属于史学领域，也涉及文学、哲学、思想、文化领域，对中国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中国共有26部正史，而《史记》是中国历代正史中的第一部，堪称正史中的典范与精品。

作为一部反映中国朝代兴衰演变的巨著，《史记》除了记载与王朝、人物、事件相关的历史，也涵盖关于礼仪、音乐、民俗、节令、官制、祭祀、天文、水利、经济的大量资料，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许多学者因此将它称为“百科全书”。在我看来，这种“百科全书”性质不仅表现在著作中涵盖的丰富主题，也表现为司马迁对于政治小人物及社会底层人士的广泛关注。例如，《史记》中有对于在中国边境逗留的外国人士的描述，也有对于失败的刺客、皇帝的宠儿、宫廷弄臣、地方商贾等的群体性刻画。

此外，《史记》呈现了一种客观的历史叙述视角，对秦始皇、项羽和刘邦等许多中国历史上政治人物的评价较为公正。司马迁固然赞扬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功绩，在为秦始皇所写传记结尾的个人评论中，他也引用了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贾谊对秦朝统治者的尖锐批评。司马迁把世界作为一个有机客观整体来理解与认知，试图在一种连贯的历史框架中为万物找到一席之地，这一点十分难能可贵。与此同时，他也能够认识到自身作为历史观察者所具有的局限性。比如，在《史记》创作过程中，他拒绝在历史数据和资料中强加单一的意识形态观点。他在《史记》各传记章节结尾的个人评论中展现出一种充满同情心、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人格。

作为中国历史研究者，我十分钦佩司马迁的开阔胸怀、他的为人正直、他的文学才华、他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他对历史细节的完美再现。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可谓十分感人——尽管后世读者主要是通过《报任安书》这一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信来了解他的人生故事（这封信被收录在《汉书·司马迁传》之中）。司马迁的一生跌宕起伏、曲折坎坷，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磨难与耻辱。然而，面对厄运，他始终忍辱负重、永不屈服，将人生的苦难化为历史的瑰宝，最终成就了一代史学巨匠。

《中国社会科学报》：《史记》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学之先河，也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端，您对《史记》的这一原创性体例有何评价？

侯格睿：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司马迁对体例形式的大胆创新令人钦佩。司马迁将不同年代的史实用一种“以人物传记为史书编撰主线”的方式加以串联编织。这一编排方式允许他将多样化的庞大史料信息整合到有效的叙述之中，使得他成功地将大量历史信息以一种流畅自如、富有新意的结构呈现。整部著作“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用令人难忘的散文风格讲述了扣人心弦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司马迁深厚的史学功底，也体现了他非凡的文学修养与高超的艺术手段。这种原创性的历史叙述方式对中国史学和文学研究均产生了巨大影响，自司马迁之后，中国后世之史书，基本都循沿这一体例。

具体而言，《史记》宏大繁复的结构由五种特殊体例构成——《本纪》12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书》8篇、《表》10篇。《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言行政绩、功业得失；《世家》记载诸侯等的政治作为、兴亡命运；《列传》记录帝国诸侯之外的其他人物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传记；《表》用表格来记载大事纪年表；《书》记述制度演变、礼乐方法。这一史书编撰方式与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早期西方史学著作完全不同。可以说，纪传体这一独特的书写体例充分体现出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的广阔眼界，他能够深切感知到其所描写的历史人物自身无法看到的视野和范畴，从而将历史个体置于更为宏大长远的时间维度之中。

追求多元一体的民族性格

《中国社会科学报》：《史记》在当今的西方国家是否被广泛阅读，其英译、传播和研究现状如何？西方学者如何理解和阐释《史记》？

侯格睿：一直以来，西方汉学家都知晓《史记》，但直到1961年美国汉学家、翻译家华兹生开创性地将《史记》中有关汉朝历史的约70个章节译为两卷本后，《史记》才更多地为西方大众所熟知，并广泛进入欧美大学课堂。三年前，华兹生还出版了一部有关司马迁的短篇传记。直到今天，华兹生的英文译本可读性仍然很高，广泛被中国历史研究者阅读和引用。此外，自1994年以来，美国汉学家威廉·倪豪士（William Nienhauser）和他的团队合作者一直在以多卷本、大量脚注的形式尝试出版更有学术意义的《史记》英文译本，我们都祝愿他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史记》的第一部全英文译本。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少西方历史学家错误地将《史记》理解为一部将史料文献整理堆砌而成的作品，并声称其中的一些章节是对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史实的干巴巴的汇编。我对此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根据我的分析，之所以会造成这一错误认知，部分原因是司马迁倾向于将他个人的简短评价放在大多数章节末尾，将他作为史学家对于史实、政治、人物、风俗等的评价置于历史叙事之外。在1999年出版的《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一书中，我试图说明并证实司马迁是一个比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的更积极有为的史学家，他巧妙地将《史记》塑造成一部不仅是史学巨著也是文学经典的作品。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关《史记》各个章节和司马迁研究方法论的学术文章在西方源源不断地发表。1995年，美国史记学研究领域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杜润德出版了一部有关司马迁生平和贡献的著作《朦胧的镜子——司马迁笔下的矛盾与冲突》（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其对《史记》文本的文学性研究和对司马迁内心世界的精辟分析得到了美国汉学界的一致高度评价。2018年，澳大利亚学者埃丝特·克莱因（Esther Klein）也撰写了讨论中国学者如何看待《史记》及历代读者对于司马迁观念变迁的重要论述。

我真诚希望西方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关注《史记》这部中国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学的不朽之作。今天，《史记》经常被引用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书籍和文章中，正是通过司马迁的生动讲述，西方学者才得以熟知诸如伍子胥、荆轲、刘邦等中国历史人物的生平及其成败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史记》能够为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提供什么样的历史智慧？

侯格睿：可以说，《史记》体现出中华民族追求多元一体的民族性格，以及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爱好和平的文化基因。同其他汉朝思想家和政治家一样，司马迁向往一种全面的、统一的国家秩序的建立。他十分认同孔子所崇尚的和谐合作理念和团结融合的理想社会局面，《史记》正是这一观念的体现。司马迁在《史记》中赞扬了黄帝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统一中原的历史、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成就以及汉代实现的国家统一。作为官僚群体的一员，他是帝国时代政治统一目标的积极参与者和践行者。司马迁反对割据造反或穷兵黩武，主张保持国家的长期统一，提倡各民族友好交往，同时他对那些试图通过武力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人物保持警惕。司马迁支持一种以和谐方式实现并尊重多样性的统一，希望不同的声音通过道德榜样和文化示范而非军事力量来表达。

通过提供一种道德层面的文化世界，《史记》用警示意义和鼓舞人心的历史故事阐述了道德原则，不仅为中国也为西方国家的当代国家治理、社会发展、文明进步提供了无穷的智慧源泉，而且司马迁本人的人生故事也成为了世人的榜样——艰难的生活境遇、巨大的个人挑战，都未曾打垮他著述的决心和意志，也未曾消减他对和谐历史观、世界观的向往与憧憬。就这一点而言，《史记》独有的学术价值、思想意义和司马迁个人的精神力量已经超越了中国疆土和中国文化的范畴，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宝贵成果，也已成为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

跨国界的文明交流互鉴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之前提到《史记》体现了和谐的历史观、世界观。反观当下世界，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仍在一些西方国家盛行。您对此有何评论？您认为今天中国的和平外交方针与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有何关联？

侯格睿：我不认同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假设，因为我不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也许是我深受司马迁“在逆境中奋发”人生故事的感染，也许是我受到中国儒家和谐思想的熏陶，也许是我曾与来自各个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过交道，这些个人经历使我拥有积极的人生态度。我希望看到一个为人类共同利益而努力的太平世界。我认为，今天的西方文明在许多方面要向中华文明学习，尤其是西方文明中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应当受到批判。

许多西方人对于今天中国在文学、艺术、诗歌等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较为陌生，甚至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与民主或人权不相容。然而，我对此持有不同观点。我不太愿意把国与国的交往看作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一场生存斗争，因为这种想法忽视了“中华文明”等术语所掩盖的巨大文化多样性，以及文化自身所具备的随时间演变和发展的能力。国际关系不是关乎在一套价值观与另一套价值观之间的鲜明选择，正如在遥远的中国古代，孔子就已睿智地指出“四海之内皆兄弟”。

和谐是一直刻在中华文明骨髓之中的重要基因。可以说，对和平的向往已深深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在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易被滥用的今天，中国对和平外交原则的倡导和呼吁，对国际法的尊重与践行，对于维护世界和平至关重要。如果各国能够在国家外交政策、人道主义援助和国际关系承诺方面实践中华文明中“以和为贵”的元素和“天下大同”的理想，我们将迎来一个各国美美与共的繁荣新世界。为消弭不同文明间的隔阂，进行跨国界的文明对话与交流互鉴至关重要。

中华民族总是以史为鉴，善于把历史作为自己文化认同的来源，作为判断自己未来道路的依据。与世界上许多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与其国家的往昔和历史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结，中华文明始终强调对祖先和历史的敬重，这一点与西方文明例如美利坚文明尤为不同。不断追求未来的文明创新是件好事，但能够时常回望过去，审视并珍惜自己曾经拥有的文明遗产也是一种莫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