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刺金时代

一、间离，出戏——真实与虚幻

丹东临死前戏谑地说，很奇怪，我可以说我将要被斩首，我会被斩首，但我却说不了我已经被斩首。时态阻止了表达，语法合理，逻辑正确，可这一切却都将是荒谬的。《黄金时代》开头，我们看见黑白荧幕里，汤唯的特写，她面无表情念着自己的生卒年，在那一刻，我们就陷入了荒谬的境地。我们看见的究竟是谁，是萧红，或者是萧红的鬼魂，或者，根本谁都不是？

《黄金时代》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一方面是纪录片式的；萧红一生认识过的人全体出面，他们在镜头前接受了架空的采访，他们用回忆的口气叙述着他们眼中和记忆里的萧红；然而如果仅此而已，《黄金时代》不过是稀松平常；另一方面在于，这些采访不仅在可行性上就是不存在的荒谬和虚幻，而影片，还进一步将虚幻推到混乱而故作矛盾的境地。“伪纪录片”形式的电影，我记得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演员们面对镜头，打破第四堵墙，但他们的目的是伪装真实；《黄金时代》里，有的人看起来很像“记者”恰巧出现在那里，而更多的人，只会提醒你这样的纪实根本是不存在的。

他们在荧幕前说着未来发生的事情，说着未来的某一天，我会将为救人而奔走，未来的某一天，我会死去，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故事都已经落幕。这在戏剧舞台上不足为奇，我们早已适应了演员跳出具体情节，直接面向观众讲述——布莱希特开创了间离，并且将这一手法令人恐惧的发散到戏剧舞台的每一个角落，但这些，却在《黄金时代》里构成了极致的荒谬——纪实和冷静的镜头里，时光倒退着反向行进，所有人仿佛都活着，所有人仿佛都死了；我们仿佛在看一部真实的纪录片，甚至都看见了年老的端木蕻良和萧军接受采访；但与此同时，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除非有一个上帝，在架空的时空里，集合了所有这些灵魂，展开一场有关萧红的纪念。

当所有的角色走上舞台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考虑他们的真实。我们也许相信，只有他们都死了，他们才有可能以舞台的形式存在——他们首先是文学的，是虚幻的，之后才是来自外部世界的；然而电影从诞生起第一刻，从第一批观众看着飞驰而来的火车惊叫着四处逃散开始，就决定了眼见为实。观念的禁锢终结了影像能够产生刺点的可能，逻辑和真实变成了不可侵犯的法律，唯一能够在法条上戴着镣铐跳舞的方法，就是用故事模糊观众辨别真实的能力。

于是，我们拿《纸牌屋》里的下木总统面对观众的精彩表演来揶揄《黄金时代》“古怪”的间离尝试时，我们忘记了许鞍华根本就没有讲故事。下木总统用独白总结自己的手段，在高速度令人喘不过气的故事节奏中保持观众的关注度和理解；而萧红的朋友们，一个个鬼魅般的经过，用纪录片的新闻镜头沉着脸和我们说话时，我们只感觉荒谬——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纪录片，也不是表演；而是文本的引用，是“引号”被影像化的面影。

文本的引用。这似乎是一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学术词汇。但是，《黄金时代》，很多时候就是不该出现在影院里，甚至，不该被当作电影的。

二、影像文本，反电影语法：学术论文

《黄金时代》活该被口诛笔伐，活该三大电影节集体失语，活该票房惨败，活该营销方黔驴技穷。可我在说完这句话时，心态并不是欣欣然的，并非是泄愤的，却是充满敬佩与哀悯的。说许鞍华不会拍电影，这其实不可能；只可惜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惯例，我们能够理解大师们，曾经拍出好电影好故事的人做他们的实验，他们的颠覆是有道理的，是有价值的，而那些没有证明过自己在故事表达上的能力的人，是没有这个资格的。

不过尽管有这层理解在，许鞍华和李樯的勇气依然是令人心生敬意的；或许不是敬佩，因为这简直是一场纯粹理想主义的，行为艺术式的自杀行为；当你用6000万甚至更多的成本，请来了够级别的电影演员，却不是在拍电影，而是交出了一份177分钟以影像作为格式的学术论文时，况且这还不是一篇中规中矩的论文，而是一篇并不正常的解构学文本。

换句话说，单谈电影，《黄金时代》还不如《小时代3：刺金时代》呢。

何为文本？文本有无数的存在形式，我们身边无处不存在文本，文本不仅仅是文字，没有文字的载体同样可以作为文本；《黄金时代》，就是这样的影像文本。它不是电影，甚至连话剧也不是，它是可以清晰看出章节思路的文学研究，是历史事实汇聚起来的织物与交叉游戏，是真正跳跃着的，会流动的文本。吐槽演员们只会朗诵萧红原文的人忽略了他们被所谓的“情绪”所蒙蔽，被“蕴涵”绑架的事实，而看不见文本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形式——演员只有放空大脑念出这些文字，文本的魅力才有可能展现出来。换句话说，《黄金时代》简直就是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是罗兰•巴尔特的《S/Z》，是福柯未完成的《性经验史》——总而言之，是一部反传统的，解构主义的，同时无比严肃而真诚的学术研究文本。

《黄金时代》是反电影语法的。好莱坞早为全世界电影设定了一套绝妙的叙事神话模式，这个模式源远流长，就是《伊利亚特》，就是人类对于故事情节最基本也是最深邃的追求。你们说许鞍华和李樯不懂这电影编剧的最基本入门课，我是不信的。我看到的是固执，不是感情的固执，而是学术的固执：最简单的例子，萧红在香港去世，电影中从端木争吵后离开，到病床上遭遇炮击，到手术台上坚持签字，到第一次转院，到回光返照喝汤，一直有无数回肠荡气的情节性笼罩在这里，选择任何一个情节触发点完成萧红去世的结局，都宛若史诗——然而许鞍华和李樯选择了史实，选择了历史——萧红在第三次转院时独自一人死去，没有故事，没有铺垫，她突然死了，死得毫无高潮，死得令人疲倦厌烦，尤其是在结局已经为观众熟知注定，时长已经来到三个小时的时刻；从观影角度看，她甚至早该死了，拖到现在简直是一种反电影，笨拙愚蠢的行为——然而历史就是这样的，学术不是戏剧。

不仅仅如此。我们津津乐道的萧红人生中的转折与变故，当我们饶有兴味的期待许鞍华给我们一个电影解读时，比如在上海萧红萧军的关系裂痕，呈现在荧幕上的居然是白朗和罗烽以研究文学史的口气对观众说道，此处没有记载，我们也无从得知。——至此，我们再也不能幻想《黄金时代》是一部电影了，它根本就是一部文学史著作；那些“被采访者”出现在荧幕上时，本质上相当于一个“引号”，一个“脚注”，一个不知从哪里摘抄来的资料引用。而关键在于，它又不是纪实的，那些被“引用”的作家根本没有说过这些话，这一切都是一场专属于作者自己，专属于文本的自我嬉戏——这场嬉戏，在讲述萧红萧军分手缘由一场中，又彻底用一种颠覆式的戏剧化再现手法，彻底坐实了文本的狂欢式嬉闹；端木说的，萧军说的，以及萧红说的，三场自我矛盾的戏被揉在一起，根本不在乎对比，不在乎矛盾，不在乎逻辑，只在乎存在，以及存在造成的悖论和自我消解。

这是一部影像格式的学术研究文本，名字或许应该叫作《萧红生平的口述史研究》，出自一名解构主义学者，平生最擅长的，就是用文本模糊一切意义，然后自嗨到失去意识。可观众呢？可电影观众呢？他们都被抛弃了。不能指责我们的市场和观众抛弃了《黄金时代》，而是《黄金时代》主动抛弃了他们的受众；文艺青年走开，学术青年进来——对了，那些传统学术青老年也走开，我只要那些“不负责任的”，“解读过度的”，“展现自己而不是研究作者本身的”。

三、什么时代，谁的黄金时代？

我们的问题其实是，作为一部学术研究文本，你说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电影的营销方恐怕已经绞尽脑汁，黔驴技穷了，以至于他们居然在电影海报上打出了跟卖房地产水平差不离的“自由”体文案，为天下一笑。

“这是我的黄金时代！”这是王二和陈清扬。

“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这才是萧红。

然而我们却总以为，营销方这么以为，看电影的人这么以为，不看电影的人也这么以为；可萧红和王二是不一样的。萧红总是迟疑的，总是被动的；但是这种被动，却又是建立在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短暂时光是她的“黄金时代”，而那个所谓的“黄金时代”，对于那个时代的所有作家来说，却都根本没有到来。

这就是这部电影在表意上最大的吊诡——我们来到电影院，文化研究者们来到电影院，都是从最内心就认同了营销方构建的神话模式：民国，那个自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傲人风骨的，文化气息浓重的黄金时代。可是许鞍华是这么说的吗？不是。她本质上用了一种极其女性化的视角，和官方意识形态达成了诡异的一致：那个“黄金时代”，至少在萧红的一生中，很少，或许根本没有到来。本片的政治倾向又红又专，令人难以置信是香港导演所为，丁玲、萧军、胡风这一批作家在政治上的风波被完全忽略，乃至于美化，但这些忽略并不是被迫的，只不过因为不是重点而已；重点是萧红，永远是那个没有倾向的萧红。

当你的目的和追求十分简单的时候，往往就是最难满足的时候。萧红说，我只是想有个好的环境，有足够的时间好好写点东西。她一生都没有完成这个梦想，从这个意义上，许鞍华是模糊掉了萧红本身作家身份在叙事上的必要性，仅仅赋予其文本意义；而在整体的架构上，萧红却是一个被时代裹挟，不等梦想达成半途殒命的符号，属于他的，属于万千作家的，属于我们心中的“黄金时代”，飘渺而看不见踪迹——而这一切完全不需要到影片的最后才知道，早在影片进行到一半时，就由王志文饰演的鲁迅一语道破。

鲁迅先生在电影里抽着烟说，我们面前的是最深切的绝望，这种绝望无时不刻不在折磨着战士们。

然而萧红却根本不是战士，也并非有鲁迅式的绝望。她说她不懂政治，不懂战争，她只会写东西，只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写写东西——或许这才是许鞍华为什么选择她。影片里也不厌其烦地说了，甚至在影片结尾用了三段极其拙劣的纪录采访（这三段拙劣的，“真纪录片”式的片段严重破坏了全片出色的伪纪录片风格）去加重描述这点——唯一一个在抗战时期，不去写抗日救亡题材文学的萧红，以一部反时代的《呼兰河传》，最终超越了时代，成为了那个对立于萧军，端木蕻良这些时代牺牲品的超越者。

萧红的珍贵在于，她是反时代的，她是个多么矫情敏感单纯白纸一样的灵魂啊，时代对她来说没有意义，她存在只为了写作和她的文字，仅此而已。而所谓的“黄金时代”，不仅对于萧红来说并不存在，对于所有的作家来说，对于那些被时代裹挟，被时代身不由己，或者主动选择时代的作家而言，同样不过是一个心上的乌托邦。

归根到底，当睿智的人说，萧红的故事有什么好拍的，萧红有什么资格代表那个时代时，我们也许忘记了，恐怕许鞍华和李樯选择萧红，选择“黄金时代”这个名字，首先是因为萧红不代表时代，其次，那个时代无论如何，也不会是“黄金”的，而只是一个吞噬人生的不仁上帝——当然这一切，许鞍华表现得好不好，说得对不对，这层意义能不能被理解，众说纷纭。对我来说，她做了很多，但是没有做好；很难，或许永远也做不好；但至少有一点，她做的不是观众们期待的，那么她怎么做，都不会让观众满意。

在众多我对《黄金时代》的遗憾里，最大的遗憾是我没有看到那个我心目中的呼兰河。对于《黄金时代》这样的学术文本来说，呼兰河的意义不在于本身那苍凉而心颤的美，而在于它不与时代合作的人性之光、那颠覆史册的文学史意义。

但我们还记得《呼兰河传》的结尾吗？录在这里，作为文章的结束，不要有任何的感情和预设，我们静静的看着这个文本。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官，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黄金时代》：电影本身水平，0分。

学术研究价值，50分，不及格。

戏剧实验价值，60分。

过程中影像文本的魅力和愉悦，10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