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统一而拥有独特体制的东方国家深入了西方世界，对欧洲的重要一部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此前都没能做到的事情，奥斯曼人做到了。然而奥斯曼帝国的顶峰立刻又变成分水岭，随之而来的是重重矛盾和耻辱性的失败。苏格兰历史学家帕特里克·贝尔福（1904-1976）所著《奥斯曼帝国六百年》（中信出版社，2018年10月）完整呈现了这段帝国史，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贝尔福于192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历史系，随后开始了记者和专栏作者生涯。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贝尔福作为贵族子弟，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在情报部门工作。1944年到1947年，贝尔福赴英国驻开罗使馆任职，总管宣传部门，从此开启了他与中东、土耳其的不解之缘，曾著有多部关于中东的作品。《奥斯曼帝国六百年》(1977)是他写作生涯的最后一本书，是其毕生心血的结晶。

奥斯曼帝国的边界

在历史上的伟大帝国之中，有土耳其人的一席之地。在中东，曾经兴起过四个大帝国，土耳其人的帝国在时间顺序上排在最后，但在成就上却超过了波斯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先后创立的帝国。在这片大海与大洲相连的广阔的战略要地上，土耳其人实现了长久的统一。作为来自东方的新生力量，土耳其在两个方面为历史做出了贡献。首先，土耳其早期的头领和苏丹复兴了伊斯兰教，并在亚洲重新统一了伊斯兰世界；其次，奥斯曼帝国又为属于东方基督教世界的欧洲土地带来了新生。土耳其人延续了历史，联结了东方和西方，在亚洲和欧洲分别填补了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崩溃后留下的真空，并从中孕育出了崭新的、充满创造力的奥斯曼文明。

奥斯曼帝国拥有截然不同的三个层面。首先它是一个土耳其人的国度。它被一个土耳其家族王朝统治，使用土耳其语，并且深深根植于土耳其斯坦的部落社会文化。这些土耳其人拥有共同的种族认同、象征符号和风俗习惯。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土耳其人展现出了一些内在的宝贵特质：对权威的天然认同、强烈的秩序性和纪律性、组织政府机构的能力和高度的适应能力。

而在根本上，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奥斯曼帝国的基础并非某一种民族特征，而是穆斯林之间的手足之情以及他们对共同的宗教体系的崇敬之情。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必须遵从神圣法，尊重伊斯兰教的至高原则，还要依赖官方宗教体系——乌理玛——进行统治。土耳其人以他们特有的对秩序和明晰的追求，规定了乌理玛的任务与职责。

但是，在土耳其民族认同和穆斯林体系之上，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是一个世界性大帝国。它的版图如此辽阔，涵盖了各不相同的城市、平原、河谷、山地和沙漠，其上生活着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形态特别是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各色人群。一直以来，天主教与东正教、拉丁人与希腊人、教皇与皇帝之间的宗教分歧严重割裂了拜占庭帝国。而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有着与此地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奥斯曼征服者，却为东正教世界恢复了秩序与和平。奥斯曼征服者不仅成了东正教世界的主人，还成了东正教公开而积极的保护者。因此，东正教的信徒们宁愿接受穆斯林帕迪沙阿的统治，也不想“受拉丁人教皇的奴役”。 在中央政府一定程度的委任之下，帝国内的少数群体以民族、社会或宗教特征形成了独立的族群，获准在国家的框架之内管理自身事务，从而可以保存他们各自的特征，和谐共存。

由于奥斯曼入侵者采取的开明政策，长期以来为人们苦苦追寻的东正教社会得以重建。希腊普世牧首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获得了超过其他东正教教会的地位，比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任何时期都更像是一个普世的宗教权威。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实现了“奥斯曼治下的和平”，从它的特征上可以看到奥斯曼帝国与罗马帝国的相似之处。在“罗马治下的和平”中，罗马人在帝国版图之内表现出了对外邦人的高度容忍。他们时常赋予外邦人罗马公民权，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能力，同时造福于自己和整个帝国。奥斯曼帝国在这一点上与罗马帝国十分相似。

这样的传统在伊斯兰世界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现在则被奥斯曼家族继承、发扬。奥斯曼家族统治的国家并非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皇室统治下的多民族的帝国。不论国民是土耳其人还是来自其他民族，是穆斯林、基督徒或是犹太人，他们最重要的身份都是奥斯曼人，是一个超出了民族、宗教和种族观念的单一政治体的成员。在那个时代，只有奥斯曼帝国承认全部三个一神教信仰。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被征服的基督徒，奥斯曼人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构建在苏丹的奴隶之家之上的行政体系。在奥斯曼人的早期历史上，他们曾经在其他地区做过奴隶，并且在奴隶身份之下繁荣壮大。现在，他们采用了类似的奴隶制度，创造了由基督徒奴隶组成的统治机构。这些奴隶或是在战争中被俘获而来，或是受征募而来，或是在市场上买来，或是被作为礼物送给苏丹的，也可能是自愿投效的。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接受禁欲生活，离开了家人，放弃了所有财产。作为回报，他们将在为侍从准备的宫廷学校里接受综合教育和严格训练，随后接受挑选，获得最适合发挥个人才华的公务职位，还有机会获得晋升，一路升迁成为高官。就这样，征服者通过被征服者实现了对国家的统治。这样的奴隶制度在外国人眼中或许十分怪异，但它是一种开明而实用的机制，充分发挥了苏丹手下年轻的基督徒臣民的能力，不仅造福于帝国，也有利于这些奴隶本人。很快，他们就不再厌恶自己的奴隶身份，反而十分珍惜这种身份，因为这种身份可以给他们带来种种特权，而那些生为穆斯林的人是无法获得这些特权的。奴隶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变成了苏丹的“奴隶之家”的成员，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不搞世袭、唯才是用的统治阶层。

在帝国历史的最初几个世纪，这个精英阶层保证了奥斯曼帝国的权势，维护了国家的稳定，使国家免受穆斯林世袭贵族破坏性的内斗和裙带关系泛滥的荼毒。除此之外，苏丹也不再进行任何联姻，而是通过奴隶之家里的女性繁衍后代，并在后宫里将他们养育成人。不管是好是坏，这种做法为奥斯曼王朝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民族血统。

最初，奥斯曼帝国的奴隶只存在于军队之中。年轻的基督徒俘虏经过精挑细选，被征召入伍，编入近卫军。这些年轻人身体素质优异，在接受严格的训练后为苏丹本人效命。一开始，他们只是苏丹的卫队。随着人数的增长，这些步兵逐渐成了奥斯曼军队的中坚力量。与他们相搭配的，是从封地上征召的穆斯林骑兵——西帕希骑兵。这些骑兵通常作为奥斯曼军队的前锋，率先向敌人发动攻击。此外，奥斯曼军队中还包括使用火炮的炮兵（东方世界在此之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兵种）和非正规军。由这些单位共同组成的奥斯曼军队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现代化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组织有序，纪律严明。无论是在指挥的统一性、武器装备的精良程度还是顽强的战斗精神方面，奥斯曼军队都超过了同时代任何一支欧洲军队。

在颇具军事才能的苏丹的亲自指挥和鼓舞下，奥斯曼军队在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不停地进行着征服战争。他们两线作战，构建了一个横跨三洲的帝国。向东，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进入亚洲，直抵波斯湾；向南，他们穿过埃及进入非洲，到达红海以远；向西，他们越过巴尔干、跨越多瑙河，占据了东欧大部分地区，一直到中欧的边缘地带才被挡住。在海上，奥斯曼人控制了整个地中海和狭长的北非海岸线，他们掌控的海路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印度洋。

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统一而拥有独特体制的东方国家深入了西方世界，对欧洲的重要一部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此前都没能做到的事情，奥斯曼人做到了。凭借出色的军事能力和与生俱来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奥斯曼帝国崛起成了那个时代威震天下的大帝国。与此同时，奥斯曼人又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外交手腕。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十分善于利用西方世界的分裂局面，使自己成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举足轻重的制衡力量。在有着“大帝”和“立法者”美誉的苏莱曼苏丹——奥斯曼帝国连续十位伟大苏丹中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的统治之下，奥斯曼帝国达到了它的顶峰。

然而，奥斯曼帝国的顶峰立刻就变成了分水岭。在苏莱曼身后，是接连25位无法与前辈媲美的苏丹。他们的统治能力时好时坏，奥斯曼帝国也就在命运的沉浮中又存续了三个半世纪之久。尽管时而可以得到喘息之机，甚至还会出现短暂复苏的曙光，但奥斯曼帝国整体上一直处于持续而不可逆转的衰落之中。以往，奥斯曼帝国依靠的是有意愿和能力统治国家、执掌着绝对君权的苏丹。而此时，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不再拥有治理国家的意愿和能力，反而很容易被后宫吸引住了自己的注意力，后宫里的女性（苏丹娜们）也时常变成苏丹背后的统治者。

以往，储君会被任命为行省总督，以积累一些处理公务的经验，此时这种做法被废止了。苏丹也几乎不再亲自统兵出现在战场上。实际上，苏丹都很少走到萨拉基里奥宫的院墙之外，而一代又一代的储君则被监禁在“牢笼”里，与世隔绝。结果，这些储君往往都不具备统治国家的能力。与此同时，历史的钟摆走向了另一边，军事力量的对比出现了巨变。

奥斯曼军队一直两线作战，他们依然可以击败敌人，但不再能够彻底降服对手。最终，他们达到了扩张的极限，再也没有什么新的土地可以征服了。在享受了三个世纪的优势之后，东方的军事力量逐渐在与西方的对抗中落了下风。西方的工业和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在军事领域也实现了技术进步。而东方世界此时不再拥有英明的领袖，因而无法与西方相匹敌，只能从攻势转为守势。

不仅如此，一直以来在海陆两军上斥资甚重的奥斯曼帝国早已国库空空，在苏莱曼驾崩后不久更是遭受了一场席卷地中海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从西属美洲开采出来的金银漂洋过海，越过大西洋流入奥斯曼帝国，导致奥斯曼帝国银币贬值，通胀高企。物价翻了一倍，政府被迫降低了货币的成色，同时又提高了税率。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而现在，由于没有了新的征服目标，奥斯曼帝国的土地已经无法安置这么多的人口，同时还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现象。这种情况不仅造就了一贫如洗的失地农民，也让非正规军士兵大为不满。这些人在和平时期没有了收入来源，于是往往落草为寇。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拥有封地的西帕希骑兵。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新时代战争对职业步兵的需求增加，西帕希骑兵已经成了过时的兵种。大量的西帕希骑兵也失去了土地，于是很容易就跟那些失去土地的心怀不满者沆瀣一气，在安纳托利亚地方酋长们的带领下，参与了一系列的叛乱活动。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的叛乱让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大片的土地化为荒芜。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土地被新兴的世袭地主阶层巧取豪夺。这些人往往不事农业，就住在城市里。奥斯曼帝国传统的土地分配制度也发生了巨变，苏莱曼的先辈们为帝国创立发展的社会和行政体系出现了不祥的失衡。统治权力从中央政府落入了有地阶层和地方势力（比如代雷贝伊和山区里的部落酋长）的手中。事实证明，一代又一代的苏丹根本无力遏制这种趋势。

而在中央层面，统治体系自身出现了消解，这带来了更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苏丹的奴隶之家绝不接纳任何穆斯林，从而避免了世袭特权的侵蚀。但是，随着帝国变得越来越庞大，人口越来越众多，这个封闭的体系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穆斯林上层人士的不满。在他们看来，自己是帝国的头等公民，是国家的忠实追随者和信仰的忠诚战士，理应享有特权，在政府中占据一席之地。而要在政府中扮演角色，穆斯林就必须被奴隶之家接纳。

一代代缺乏决断力的苏丹顶不住他们的压力，逐渐向所有身为自由人的穆斯林开放了公职。同时，他们还可以把职务遗赠给自己的儿子。在几个世纪的征服岁月中，奴隶之家曾经为帝国的管理体系输送了一代代勤勤恳恳的公职人员。而现在，奴隶之家逐渐受到侵蚀，最终不复存在。奥斯曼帝国行政体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却带着其固有的惯性不合时宜地延续了下去。倘若能出现一位强大有力、具有远见卓识的苏丹，他或许可以深思熟虑，详加甄别，更加灵活地改造这套体系，保留它的精华。但苏莱曼的继承人们却不堪此任。结果，奥斯曼帝国的行政体系越发臃肿，变成了一个膨胀而笨重、充斥着阴谋和腐败的官僚系统。这个作用消极、自私自利的官僚体系像以往那个更加积极、无私的行政体系一样难以撼动。

更重要的是，近卫军也变得日益臃肿，成色下降。与行政体系相类似，近卫军也开始接纳穆斯林加入，同时他们还获准结婚，他们的儿子也可以加入近卫军。在16 世纪的最后25 年间，近卫军的人数从1.2 万人增加到了10 万多人。其中的许多人靠经商维生，像平民中的工匠和手艺人一样，借此补贴家用。

原本成分纯粹的近卫军变得鱼龙混杂。在战争期间，这就会体现为团结和自律精神的下降。而在越来越常见的和平时期，近卫军就会变成国内惹是生非、叛乱频仍的力量，中央政府往往无力遏制他们。与此同时，他们还变成了对基督徒农民的长期威胁。近卫军本应保护这些农民，现在却经常肆无忌惮地打家劫舍。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近卫军越发变得狂躁不安，经常发动叛乱，威胁国家的内部安全。而在战场上，他们的凝聚力和纪律性则严重下滑。

在17 世纪的后半叶，欧洲陷于内战之中，奥斯曼帝国则在科普鲁律家族的统治下享受了一段复苏时期。科普鲁律家族起源于阿尔巴尼亚，其家族成员在接连三位苏丹主政时期作为大维齐尔执掌国家大权，形成了一个大维齐尔的“王朝”。在这一时期，他们铲除腐败和不公，清偿了国库的亏空，镇压了安纳托利亚和其他地区发生的叛乱，还试图让军队焕发新生。像科普鲁律家族这样的连续统治，后来没有再出现过。不过，通常在相对比较负责任的苏丹的统治时期，时不时地会涌现出一位类似的大维齐尔。在高层官僚的支持下，他会在一段时期内造福国家，重新证明行政体系的能力。与之相类似，在宗教体系里，某些比较睿智的大穆夫提也会重振伊斯兰教的权威。在行政和宗教这两大传统统治支柱（尽管它们的面貌可能发生了改变）的支撑下，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依旧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甚至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也造就了更广泛的既得利益集团，让他们甘愿维持帝国的存活。

正当17世纪走向尾声之际，在欧洲人的注视之下，奥斯曼人在战场上的赫赫威名遭遇了无法忽视的沉重打击。奥斯曼军队在第二次维也纳围城战和随后的一系列战役中遭到了耻辱性的失败。奥斯曼军队的统帅是一位自负而无能的大维齐尔，一心妄想要创造出超越苏莱曼的功业，但其实他只是一位不问国事的苏丹的女婿而已。他在战场上犯了一连串的错误，导致了围城战役的失利，令奥斯曼帝国在历史上蒙羞。在近卫军溃败之后，他手下的军队在纪律严明的敌人的攻击下，瓦解成了一群只知逃命的乌合之众，不禁让人想起以往的十字军战争中的西方军队。在欧洲人看来，局势发生了显而易见的逆转，土耳其穆斯林作为基督教世界重大威胁的历史已经画上了句号。这让他们欢欣不已。强大的土耳其人彻底倒下了。从此以后，奥斯曼帝国接连不断地在战场上吃败仗，在不利的和约上签字，进而不停地沦丧国土。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

从18世纪初开始，一个同时威胁着东方和西方的新帝国崛起了——这就是彼得大帝的俄罗斯帝国。这位沙皇像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苏丹们一样是一位绝对君主。他凭借自己的努力，为俄罗斯创建了一支装备西式武器的现代化职业军队（这点恰恰是同时代的苏丹们无法做到的），并雄心勃勃地要利用这支军队征服世界。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咄咄逼人的新威胁却延长了奥斯曼帝国的寿命。

以往，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发挥了力量制衡的作用。而现在，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又成了欧洲列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制衡力量。对欧洲国家来说，它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苏丹的帝国，让其充当它们和沙皇之间的缓冲。这带来了重大的变化。现在，奥斯曼帝国的生存不再依赖武力，而更多地要依靠在谈判桌前的努力。出于互利的目标，奥斯曼帝国变得越发亲近和依赖西方国家。奥斯曼帝国曾经在战场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现在则在外交领域上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

传统上，奥斯曼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十分冷漠。但是，他们现在不得不设立一个由擅长外交事务的官员组成的外事机构。当时，不论是穆斯林出身还是基督徒出身，很少有土耳其人懂得欧洲的语言，甚至连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的人都很难找到。因此，苏丹不得不依靠希腊基督徒，特别是芬内尔人。只有这些希腊人在航海和经商的过程中积累了与西方世界交往的丰富经验，并且熟悉西方的语言、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他们之中最能干的人被苏丹委以重任，从而在帝国的走向和把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力。

其中地位最显赫的是帝国政府译员主管，这一职务实际上充当了外交大臣的角色。其他希腊基督徒则出任了大使或自治省区总督等职务，实际上扮演了早年间苏丹之家中那些改宗的基督徒曾经扮演过的角色。身为自由人的基督徒开始与同样自由的穆斯林一样，在行政体系中拥有了一席之地。一贯拥有极强的变通能力的奥斯曼人仍然坚持着以前的灵活原则：不论种族或宗教信仰，所有臣民都可以为国出力。

就在18世纪步入尾声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又一次在战场上遭遇了耻辱性的失败。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俄国人的舰队渗透进了东地中海，并且在希腊和贝鲁特登陆。接着，拿破仑又入侵了埃及。为了把法国人逐出这个富庶的省份，土耳其人只好与英国和俄国联手。从此以后，欧洲人开始积极地影响奥斯曼帝国政府，他们对奥斯曼帝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推行改革，改进基督徒子民的生活境遇。

于是，19世纪就成了改革的时代。塞利姆三世是第一位推行改革的苏丹，法国大革命及随之而来的战争成了他可借鉴的先例。他尝试组建一支新军，按照西方的方式装备，用西方军官进行训练。然而，身为既得利益者的近卫军将他推翻、废黜，并最终夺走了他的生命。20年之后，继承了塞利姆三世衣钵的马哈茂德二世精心计划了一次无情的行动，一举消灭了近卫军。马哈茂德二世本人也成了奥斯曼帝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者。

马哈茂德二世和他的改革助手的目标是创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恢复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影响力，进而确立新的行政体系和世俗法律体系，并最终让苏丹的全体子民都能享受到平等的权利，以及倡导理性和进步的现代西方化“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在他们的努力下，奥斯曼帝国最终得以颁布了一系列“重组”法案，即“坦志麦特”改革法案。在整个19世纪，坦志麦特改革法案都发挥了内部改革的模板作用。

坦志麦特改革的目标是要让奥斯曼帝国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从一个500岁高龄的中世纪社会演变成一个构建在西方宪政原则上的现代国度。改革者想用法律来压制专制主义，用责任制官僚体系来制约权力的使用，让国家享受到代表制统治的好处。然而，坦志麦特改革却饱经风霜，艰难地想要在守旧的乌理玛宗教体系和日益壮大的、追求进步和世俗的知识精英阶层之间寻找平衡点。改革时而得到一位苏丹的支持，时而又会被另一位苏丹压制。

不过，在这50年间，奥斯曼帝国的行政和司法体系还是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许多地方省份也进行了改革，非穆斯林社群的生活境遇也有了一些改善。在19世纪70年代，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事业达到了顶峰，出现了一段短暂的议会宪政时期。接着，形势急转直下，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开始了彻底的专制统治。不过，就在这一独裁统治时期，苏丹极大地扩展并改进了奥斯曼帝国的教育体系，使得新的思想和社会理念根植于几代年轻人的心中。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恰恰在下一代人成长起来之后给苏丹本人带来了厄运：青年土耳其人发动革命，推翻了他的统治。

与此同时，随着欧洲民族主义运动愈演愈烈，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加速了。对于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由王朝统治的多民族帝国来说，民族主义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但它在希腊独立战争之后开始严重地威胁到苏丹的版图。民族主义运动在20 世纪初的巴尔干战争时期达到了顶峰。西方国家出于自由主义的理念支持巴尔干人的民族主义运动，而俄国人也为了自身利益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结果，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战争中战败，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几乎全部从奥斯曼帝国的省份变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在此之前，为了抑制俄国的力量，西方列强经常会支持身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在柏林会议上尤其如此。然而，西方列强现在却抛弃了奥斯曼帝国。于是，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结成了联盟，也由此为帝国敲响了丧钟。

但是，在帝国不复存在之后，土耳其却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存活了下来。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ürk） 堪称中东所有的民族主义领袖中最为伟大的一位。他的见地超过了同时代的青年土耳其人战友，从年轻时起就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属于帝国的时代即将结束，属于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然来临。现在，他的土耳其同胞们愿意在他的领导下，再一次在祖先留下的土地上为了民族的生存而战。他创立了土耳其共和国，成了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他试图通过抛弃外部的肢体，彻底放弃帝国征服所得的领土，为土耳其换回一个强壮而健康的躯体。今天的土耳其占据着小亚细亚，其版图近似于其先祖的塞尔柱帝国。在历经了跌宕起伏的半个世纪之后 ，当代的土耳其已经成了这个最后的中东帝国的所有继承国中最为稳定的一个。

虽然其版图更加紧凑，但共和国却堪称帝国的延续。土耳其共和国不再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土耳其人的国家。土耳其共和国构建在自由和宪政的原则之上，而这些原则正是坦志麦特改革的产物。从19世纪开始，一代又一代追求进步的土耳其人试图通过世俗化实现的这一目标，至此终于实现。

现代土耳其的领导者们正是改革时代活生生的产物。随着治理国家的中间阶层在各个专业领域和军队中的崛起，他们逐渐成长、成熟，同时又满怀着继承民族遗产、恢复民族荣光的决心。在成为一个世俗国家之后，兼收东西方传统文化的土耳其，在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保持了相对稳定。而开启这个新的国家的，正是新的“土耳其人之父”、恰如其分地获得了加齐称号的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他也不愧为历史上那位虔诚战士——土耳其人之父奥斯曼苏丹——的合格继承人。

[英] 帕特里克·贝尔福著，栾力夫译，《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土耳其帝国的兴衰》，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1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