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笔者在对海内康氏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些古代西域康氏特别是康居国康氏根在中原的资料，同时还发现了康居国中其他姓氏根在中原的资料。虽然笔者的视野还很有限，涉猎的文献范围还不宽广，因此根据这些材料还不能够轻易下什么结论，但笔者感到这些材料比较重要，它提醒我们有必要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下面我把这些材料缕述出来，供各位宗亲和有志于研究的同道参考。这些材料和与之相关的一些史料，散见于周绍良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唐代墓志汇编》和三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全唐文补遗》及《史记》、《汉书》、《晋书》、《周书》、《新唐书》、《通典》、《唐律疏议》等史籍。

先看康居国康氏中一些名人根在中原的记载：

《唐代墓志汇编·康智墓志》：“本黄帝之苗裔，后有康叔，即其先也。自后枝叶分散，以字因生，厥有斯宗，即公之谓也。”此君携家带口入长安后，居住在康居国人聚居的思顺里。这是一条明言自己为康叔后代的信息。这一条信息也见于《全唐文补遗》第431页。

《唐代墓志汇编·康续墓志》：“河南人也。昔西周君祚，康王承累圣之基；东晋失图，康国跨全凉之地。控弦飞镝，屯万骑于金城；月满尘惊，辟千营于沙塞。举葱岩而入款，宠驾侯王；受茅土而开封，叶传支胤。”这段墓志中，首先说明康续是西周文王的后代,康叔封的嫡传子孙；接下来用“金城”、“葱岩”这些有鲜明标志性的词语，说明康续是康居国人；最后四句说明康续在归附中原王朝后受到的超常待遇和带给子孙后代的福荫。

《唐代墓志汇编·康晖墓志》：“其先颍川人也。昔成王封康叔于卫，其后支派因为氏焉。故前燕有归义侯康遷，从此因官卜居，今为长安人也。”这条信息也见于《全唐文补遗》第五辑408页。康叔的封地康城就在颍川（今河南禹州），这一家族中的康遷在前燕时（五胡十六国时）因做官从西部东迁，最后落籍长安。

《唐代墓志汇编·康坎墓志》：“河南巩县人也。原夫吹律命氏，肇迹东周；因土分支，建旟西魏。”“吹律命氏”的典故，于古代典籍中常见，如《吕氏春秋·古乐篇》、《白虎通·姓名》、《潜夫论·志氏姓》等。《潜夫论·志氏姓曰》：“吹律定姓，肇自轩辕。胙土命氏，传之唐世，由来尚矣。”“吹律命氏”源于轩辕黄帝在位时，是中原华夏地区才有的习俗，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产生于东周时代的康姓，应是康叔封的后代。这说明康坎家族亦不是土著的康居人。

《康淑卿妻傅氏墓志》：“公讳淑卿，其先卫人也。”康淑卿祖先是卫国的，当然应该是康叔封的后代。

在康居国诸姓之中，不单有康姓人物自述祖宗来自中原地区，其他姓氏也有相同的记载。

唐·张说《安忠敬碑》：“轩辕帝孙，降居弱水。安息王子，以国为姓。”安忠敬是“昭武九姓”中的人，从这段碑文中可以看出，安忠敬是安息王子的后代，也就是说“昭武九姓”中的安姓是安息王子的后代。安息王子的远祖是轩辕黄帝，说明他们也是根在华夏的。

《新唐书》卷七五《宰相世系表》：“武威李氏，本安氏，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后汉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阳。”这一条材料可以和上一条材料互相印证。

《安静墓志》：“河南洛阳人也。昔夏后承天，派隆基于朔北；魏皇统历，胤华胄于周南。”“夏后承天”意思是夏代国君接受天命。“后”字古代表示国君的意思，文献中不乏其例。《尔雅·释诂》、汉代毛亨《毛诗故训传》皆曰：“后，君也。”“派”本来指水的支流，引申指子孙后代的分支。说明安氏在夏代就有子孙后代在朔方之北繁衍生息。而到魏朝时，后代子孙已经进入关中发展，地位也变得尊贵起来。

《史索岩夫人安娘墓志》：“安息王之苗裔也。夫奕奕仙姿，分轩台而吹胄；悠悠别派，掩妫水而疏疆。”“吹胄”用的还是“吹律命氏”的典故，说明祖上根在华夏。妫姓是舜的后代。《史记·陈杞世家》：“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汉书·西域传》:“安息国……临妫水。”舜所处的妫水，在今山西永济县境内。而康居国所在的妫水，即今中亚地区的阿姆河。两处妫水，概括了祖根地和衍派地。

这样的记载不单单存在于来源于康居国的诸姓之中，古代史籍中，亦多有北方、西域各族根在中原的记载。

《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薰粥，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前面我们提到夏后氏就是夏代国君，这里《史记》明言匈奴的祖先淳维是夏代国君的后代。“山戎”、“猃狁”、“荤粥”都是古代典籍中对匈奴的别称。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商代一部分山戎人在陆浑、三川之地生活，后来才渐渐向西部、北部迁徙。《史记》的记载确实有可信之处。

大夏的赫连勃勃自称是大禹之后。《晋书·载记三十·赫连勃勃传》：“朕大禹之后，世居燕朔。祖宗重晖，常与汉魏为敌国······今将应运而兴，卿以为如何？”因为是夏禹之后，所以才国称大夏。这里“敌国 ”的“敌”意思是匹敌，地位相当，不是敌对的意思

宇文氏本是鲜卑族大姓。西魏权臣宇文泰据记载是炎帝神农氏的后裔。《周书帝纪第一》：“太祖文皇帝姓宇文，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有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宇文泰主政之后，在苏绰等大臣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复古改革的措施，其中有一条就是让人们改姓复姓，因为他认为自己是炎帝后代，姓氏高贵。如果他的出身是假冒来的，他还有认为自己姓氏高贵的自信吗？

氐族首领、前秦国君苻坚称“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羌族首领、后秦国国君姚氏亦自称“有扈氏苗裔。”有扈氏是夏初部落名，与禹同姓。鲜卑族慕容氏称其先“有熊氏之苗裔，”即黄帝的后代。

关于月氏人的来历，中外史学家的看法也颇不一致，有藏族说、突厥族说、印欧语族说、波斯族说等。而稽诸中国史籍，《魏略》称其为羌族，《新唐书》称其为戎族。据王国维考证，月氏即《逸周书·王会解》中的“禺氏，”《穆天子传》中的“禺知”或“禺氏。”无论是羌族还是戎族，都包含中原华夏民族的基因。像中华人文始祖之一的炎帝，姜姓，就是羌族人。“羌”字上部是“羊”字，下部是“人”字；“姜”字上部是“羊字”，下部是“女”字，“女”也是“人”，因此“羌”、“姜”实属一字，都是中国古代以羊为氏族图腾的民族。看来，月氏人的来源肯定也不是单一的。

本文一开始我就强调，由于还有大量史料需要继续挖掘，笔者根据这些材料还不会轻易下什么结论，但以上史籍中出现的材料提醒我们，在对康氏大家族研究的过程中，对来自西域的特别是来自康居国的康氏，必须给予相当的重视和关注。因为从现存史籍看，华夏民族和西域漠北兄弟民族的交流，从上古三代时期已经开始，而且涉及的范围很大。交流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为根在华夏的康氏提供了进入西部发展的充足条件，我们也有足够的史料来证明这个问题。《商书·伊尹朝献》：“伊尹朝，献商书，汤问伊尹曰：‘诸侯来献，或无马牛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伊尹受令，于是为四方献令。”朝献令颁布后，到商朝献方物的西部、北部的方国很多，其中就有我们比较常见的昆仑、狗国、鬼亲、枳巳、雕题、漆齿、崆峒、大夏、莎车、匈奴、楼烦、月氏等方国。到周朝，四方诸侯借会盟之机献方物就更加普遍。《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周成王在成周与诸侯会盟的盛况，以及四方诸侯所献奇珍异宝，参与会盟的诸侯国中就有居住在西部、北部的义渠、楼烦、氐羌、禺氏、大夏、犬戎、匈奴等。周穆王是西周时期伟大的旅行家。《史记·秦本纪》：“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西巡狩，乐而忘返。”西晋太康年间，在河南汲县一座战国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后人称之“汲冢竹书”，其中有《穆天子传》。《穆天子传》就是记载周穆王到西方巡狩的。周穆王西行在《左传》、《竹书纪年》中均有记载。很多学者认为，《穆天子传》中虽然有神话内容，但基本事实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因此《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把它归入史部，肯定它的史料价值。从上引史料看，中原地区和西部各部族的交往，上古三代时就很多了。

秦朝统一天下后，控制的区域就已经达到了西域和塞北。《史记·秦始皇本纪》：“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为巩固边疆，秦朝曾向河套地区大量移民，“北戍五原、云中，南戍五岭。”每次移民都有数十万人。这种移民活动此后可以说是代代不断的。汉武帝时，“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于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官田，斥塞六十万戍田之。”大批戍垦官兵集体安置，就地落籍，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与当地居民的融合。除了军垦之外，也迁徙大量的百姓实边。葛剑雄《中国移民史》记述，汉武帝时，曾一次迁移七十二万五千人到原属于匈奴的河西走廊地区。西汉在轮台设立西域都护府后，西域更正式纳入了中国的版图，再加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人员交往更加便利，中原地区任何一个姓氏的人员进入西域发展都是不足为奇的，而西域的人进入中原也不鲜见。而且，双向移民的行动是代代不断的。唐代杜佑《通典》卷174“州郡典·瓜州条”：“苻坚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凉武昭王遂以南人置会稽郡。”若以一夫携五口之家计，此次移民超过五万人，规模也是非常庞大的。这里提到的会稽不是江南的会稽，而是河西瓜州境内的晋昌。除了移民之外，商贾活动、军队屯垦、民众屯垦，都会造成大量的人员流徙，因此，西域诸国中很多方国、某些方国中的某些人的根在中原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

但前面我们提到的这类墓志等材料问世之后，也引发了当代研究者的诸多争议。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些认为自己根在中原的西域诸国人，是冒籍，是附会;还有些研究者认为，唐代“安史之乱”后，内地人有一种仇恨来自西部、北部的少数民族人的倾向，这些人不得不冒用别人的姓氏，因此对他们碑志的真实性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笔者感到这种一概否定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六朝隋唐以后，中国特别是中国北方地区人口组成结构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晋书·帝纪第二·太祖文皇帝》：“是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狂狡贪悍，世为寇仇者，皆感义怀惠，款塞内服或委命纳贡，或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绝域之民，旷世所希至者，咸浮海来享，鼓舞王德，前后至者八百七十万口。”《晋书·江充传》：“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民族融合已经到了何种程度。特别是隋唐以后，社会的开放程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外来之人、外来之物采取了兼收并蓄的包容态度，所以外来之人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出身和姓氏。象唐代的长孙无忌、哥舒翰、尉迟恭、仆固怀恩等，很多官高位显的人都没有改变自己的种属和姓氏。数典忘祖历来为中国人所不齿，在当时的生活环境中他们也没有改变自己种属和姓氏的必要。

其次，中国古代对族籍的区分和管理是十分严格的，不是想假冒就可以假冒的。清代钱大昕《十架斋养新录·郡望》：“自魏晋以门第取士，单寒之家，屏弃不取，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唐宋重进士科，士皆投牒就试，无流品之分。而唐世尤尚氏族，奉敕第其甲乙，勒为成书。”《新唐书·儒学列传·柳冲传》:“初，太祖命诸儒撰《氏族志》，甄差群姓。”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士皆有谱牒，而且官方对群姓进行了甄别，排列了等级，如果想要改变姓氏，有些相关的材料不是一时就可以伪造出来的。唐代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使改变姓氏、改变户籍无多少可乘之机。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起自上古，社会越发展，这种制度越严密。北周《刑书要制》：“正长隐五户以上，隐地三顷以上者，坐死。”据《通典·食货志》，唐代“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职责是“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查非违，催驱赋役。”“按比”相当于现代的排查。唐《户令》：“诸户籍三年一制，起自正月上旬。县司责手实、计帐，赴州依式勘造。乡别为卷，总三通，其缝皆注某州县某年籍，州名用州印，县名用县印。三日内讫，并装潢。一通送尚书省，州县各留一通。”这样的户籍册子一乡一卷，上面有州县大印。手实是牒状一类的文书，手实的末尾户主还要亲自写上保证词：“若后虚妄，求受重罪。”《唐律疏议》：“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徒三年”就是罚做三年徒隶。议曰：“率土黔庶，皆有籍书。诸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一口笞四十，三口加一等。诸州县不觉脱漏增减者，县内十口笞三十。”“率土黔庶”涵盖天下所有民众，所有民众都是有详细户籍资料的。在这样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要改变种族和姓氏，进入别人的户籍之中，是非常困难的。

至于说“安史之乱”后来自西部、北部部族族群担心受迫害而改姓，这种说法更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李唐皇室本身就有西部部族血统，李渊的外祖父就是鲜卑族大贵族独孤如愿。独孤如愿字期弥头，出身鲜卑望族，魏孝武西迁，单骑追随，后因战功卓著，被西魏权臣宇文泰赐名“信”。《周书·独孤信传》：“信长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贞皇后；第七女；隋文献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外戚，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元贞皇后是西魏八大柱国李虎子李昺之妻，李渊之母。而宇文泰女襄阳公主，下嫁北周大将窦毅，窦毅女为李渊太穆皇后，即李世民之母。据《新唐书·后妃传·长孙皇后传》：“太宗文德顺皇后长孙氏，河南洛阳人也。其先魏拓跋氏。”长孙氏是李世民的皇后，唐高宗李治之母。唐王室先世几代与鲜卑贵族联姻，而唐朝依之兴起的关陇军事集团的核心人物很多都有西部部族血统，他们怎么会把依附自己的来自西部、北部的人视为异类呢？再者，唐代禁军的将领也有很多出身西部部族，唐王室对这些将领充分信任，而这些将领对唐王室也忠心耿耿。如，何文哲本是何国王的五代孙，自其祖高宗永徽初归唐后，代代效忠唐室。何文哲德宗朝一直在禁军中任职，文宗大和四年封庐江郡开国公。来自康国的康延庆，曾任禁军中的左武卫大将军。

来自米国的米继芬，本是质子的身份，后来也长期在禁军任职。还有，从当时的事实上看，“安史之乱”后很多来自西部部族的将领不但没有受到排挤和打击，地位反而得到了提升。《曹润国墓志》：“公字润国，含州合曲人也……遇禄山作孽，思明袭祸，公陷从其中……夫天不长恶，皇威再曜，公归顺本朝，不削官职，改授公试光禄卿。”这位“昭武九姓胡”中的曹姓人，虽“安史之乱”中追随过叛军，大乱弥平后归顺朝廷，不但没有被削夺官职，还改授光禄卿。而那些没有追随叛军的人，在平定“安史之乱”中一旦立功，即会得到不次之赏。据《旧唐书》132《李抱玉传》，李抱玉本名安重璋，因从李光弼抗击安史叛军，“举宗并赐国姓”，唐代宗时直升到兵部尚书。《李国珍墓志》：“……本姓安氏……公奉肃宗，以爪牙从事……特赐嘉名，改氏皇姓。”“爪牙”在古代指得力的助手或亲信将士。《李元谅墓志》：“公本安姓，讳元光，其先安息王之胄也。”因参与平定朱泚之乱，德宗“赐姓李氏，同属籍也。改名元谅，昭诚节也。”这些受到超常待遇的人的存在，粉碎了“安史之乱”后来自西部、北部的部族人被迫改变属籍和姓氏的断言。当然，“安史之乱”后是有一些部族的将领受到了严厉的惩罚，甚至被杀头，这和他们自身行为有关，不能看成是有倾向性的普遍的行为。

还有一点儿，现在有大量史料证明，来自西部诸方国的人，在唐代并不讳言自己来自西部，也不讳言自己的种族和姓氏，这也说明他们没有感觉到威胁。如《唐代墓志·李素墓志》：“西国波斯人也。”《康婆墓志》：“博陵人也，本康国王裔也。”《史射勿墓志》：“平凉平高人，其先出自西国。”《康宜得墓志》：“西域康居人也。”……他们来到唐朝后，都能平安生活，一切关于自己身世的内容都不需要改变。

最后，从历史事实上看，来自康居国的康姓到隋唐时代可以说是发展到了顶峰，不但人口众多，而且多富商显宦。长安的延寿里、醴泉坊、胜业坊、彰善里、思顺里、利仁坊、陶化里、嘉善里等街坊都成了康氏聚居之地。如果没有良好的生存条件，在长安绝对不会集聚那么多的康姓人。

汉代王符《潜夫论·志氏姓》：“故有同祖而异姓，同姓而异祖，亦有错杂。”康姓祖上本来就生活在西部，后稷居住的邰、庆节建都的邠、古公亶父居住的周原，都在西部。而且，康姓的祖上一开始就有与西部部族杂处的经历。《史记·周本纪》：“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公刘虽处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国语·周语上》韦昭注：“不窋失官，去夏而迁于邠。邠西接戎，北近狄也。”《太平寰宇记》：“关西道庆州，古西戎之地也。夏衰，后稷后不窋奔戎狄之间，今州城东南有不窋故城。”庆州即今甘肃庆阳，城内有不窋庙，城东三里有不窋墓。因此笔者认为，从家族经历上看，在重大历史变故发生的时候，康氏家族存在迁到西部的愿望和条件。秦汉以后，伴随着历代王朝对西部管控的加强和交通孔道的开通，任何一个姓氏的人进入西部都是可能的，康叔的后代当然也不例外。当然，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再回迁到内地，也不足为怪。

现存史料已经证明，康居国康姓中有康叔后代存在，这是无法否认的。而且，他们本来姓康，到了康居国之后，不忘祖上，姓康；回到中原之后，更不会再改变自己的姓氏了，这就是我们得到的结论。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对“康居”二字的解读，我们怀疑“康居”不是音译而是两个字的组合，是一个合成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有必要对其中“康”字的来源穷追不舍，弄清楚它是如何出现在“康居”这个词中的。在目前，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康居国康氏的来源是复杂的，中间不能排除来自中原的康姓的存在，特别是康叔后代的存在。总之，在对海内康氏的研究中，康居国和康居国康氏的研究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只要我们今后多关注西域史研究、吐鲁番敦煌研究，关注中国移民史的研究，一点点积累资料，我们总有一天会把以上问题弄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