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河蕴育出豪情，小河小溪给人一种小家子气。

地处黄河岸边的山西，身兼黄河行船交通之便利，本应物阜繁盛，经济发达，为什么历来却没有出现猛人呢？

山西可圈可点人物的出现，还得向上倒数300多年。

顺治、康熙年间，出生于山西晋城的陈庭敬，官拜内阁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位高权重，影响一时。

陈廷敬

此后的300多年，人物不多见，居届堂之高，影响历史潮流的更是鲜有。

曾一度拥有黄流之便利的山西，为什么没有出现如过江之鲫的猛人呢？

猛人必是精英中的精英，精英必是人才中的人才，人才必是人物中的人物。人才的出现，作为个体，更要看重其资质与禀赋；精英便是人才的聚堆出现，更看重其环境；猛人更是群体现象，哪见过一个猛人光杆司令登上舞台的？

刘邦坐上了汉朝高祖的大位，沛县一大票人站在身后：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就刘邦一个人的能耐，夺得了天下？项羽垓下一战，还带了8000江东子弟呢。刘备兵伐东吴，带领的是八十万西川男儿。人才是个聚堆现象，成群结队的出现，单打独斗哪有什么精英，哪有什么猛人。

猛人出现在舞台上，其背后必是教育的大手笔投资，教育的大手笔投资必是经济的崛起。没有经济的崛起，哪有财力去办教育？没有大规模的教育投入，哪有人才的出现？没有人才的出现，哪来什么猛人？

中国的经济重心从来就不是山西，历史上没有过，现在更不是，「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山西从来就没有过，也就是说山西没有出现猛人的富贵命。

— 01 —

山西通过汾河入晋，汾河是山西省内最大河流，“汾”者大呀。

汾河全长713公里，流域面积39721平方公里，流域面积占了山西全省总面积的25.5%，这么长的河流，不是用来行船，不是用来发展交通运输业，而主要是用来灌溉，这是最为遗憾的地方。

反过来想，如果汾河一直用来发展运输业，天下货物敞出敞进，商业发达，交易繁盛，经济自然一日千里。

事实上，历史上，汾河最初也是用于交通运输：

在西周春秋时期，汾河上航运就开始了，晋国发生饥荒，秦国用可载数万斤粮的木船从关中出发，沿渭水、黄河、汾河向晋国源源不断地输运了大批粮食。

隋唐时期，汾河漕运和灌溉事业达到兴盛，那时，通航能力很高，漕运量极大。

然而，到了宋元时代，由于都城的迁移和宋初多次引汾河与晋水灌太原，人为地破坏了汾河在太原段的堤防。汾河航运较前急剧低落，长时期内没有漕运的记载，仅有少量的行船活动。

汾河秋色

至此以后，汾河主要用来灌溉，而不是运输，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交通运输是制约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方面，水运以其便宜方便，成为交通运输业的首选，没有便利的水运，经济的发展必将受限。

山西靠黄河而不能行船，没得水利之便，经济发展自然难以匹敌。更何况经济发展早已由黄河流域转往长江沿线，2021年全国公布的发展最强的十佳城市，大都集中在长江沿线。

山西出不了猛人，已是自然之义！

— 02 —

事实上，山西也曾出现过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吃得一拨红利。

明清以来，「晋商」文化繁盛一时，钱庄票号汇通天下，先后称雄五百余年。时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晋商」成为全国金融界之牛耳。

那时，「晋商」的商业版图，遍及欧亚两地，北到西伯利亚、南到香港，东起大坂，西到伊犁，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晋商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在圣彼得堡，贸易十分活跃。

「晋商」赚得巨大钱财后，普遍开办家学，延请名师，也培养出了一些人才。

我曾先后到过晋中王家大院、乔家大院参观，这些晋商，回归乡里后，普遍修建了当时看来极其豪华的庭宅楼阁，同时，开办了学堂，延请大家、名师为其子弟授课，在这种大手笔的投资下，陆陆续续也培养了一些人才，如：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今山西运城永济市）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张四维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参赞机务，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兵部尚书，马自强曾任礼部尚书。”

王家大院

但总体说来，商人重利，拥有了甲天下之财，其主要投资趋向还在商业上，以利滚利，以谋大利，在教育上投资有限，没有办出闻名山西的学堂，更不用说“名动京城”的学堂了，自然也就培养不出名满天下的大才。

所以老辈人喜欢说：“赚钱是本事，花事更是本事。”会花钱，花好钱，把钱花在刀刃上，真正用钱来办成大事，那才是真正的会花钱，那才是真正的见识和工夫。商人有钱，但会花钱的商人真的不多。

「晋商」如雨打风吹一般，被抛却在历史的故纸堆里，空空留下的只有几处后人打理出来的荒芜的“大院”，招览南来北往的游客，赚几个门票钱，来发展地方经济，仅此而已。

教育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经济的腾飞会带来一个地区教育的巨大发展。这就好比一个家庭，经济问题解决后，才有余力发展教育，经济问题都解决不了，父母终日为生计奔波，哪来的精力发展子女的教育，莫不是都成了天生天长，长成啥样算啥样，哪有什么人才的出现？

近年来，“寒门再难出贵子”等等言论喧嚣一时，其实，这其中自有其道理，寒门中，饿着肚子坚持读书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寒门早早就放弃读书这条路了。大家不要只看到幸存者个案。

如：以《致谢》闻名的寒门贵子黄国平，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读到了博士，但是，你更应该看到的是他的哥哥小学就失学了。太多的人走的是其兄的“失学之路”，而不是黄国平走的博士之路，不能拿幸存者的个案当群体，以偏概全。

— 03 —

明清过后的百年间，山西经济更是一路走低，经济上限压制了教育上限，教育上限决定了人才上限，没有大的人才出现，更难谈猛人。

其实，机遇还曾给过山西一个改天逆命的机会，然而，山西人又一次成功地放弃了。

2000年—2010年间的煤炭“黄金十年”，一大批站在这个风口前台的人富裕了起来，赚下了太多的真金白银，然而，相较于「晋商」，这批人更是不堪：

也许认识到这次经济的惠及更多依靠的“巧合”和“机遇”，太多的赚了钱的人对此次机遇讳莫若深，羞于提及，他们的选择可以拿两个字来概括：「逃离」。

从煤炭红利中受益的人，有些头脑的选择了逃离，在大城市购房置地，融入大城市的发展洪流，目光短浅者胡吃海塞，刺激消费，甚至落得个死于非命。

如此而已！

真正把赚来的钱用于发展正当产业的屈指可数，而用来投资教育的更是鲜有听说、闻都未闻。这一巨大的发展红利被山西人轻松抛弃在了脑后，他们在时代发展面前又一次败下阵来。

投资是对眼界、眼光的考量，看不长远、没有眼界，即使真正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你也会不屑一顾。

此后，山西的教育更是一种普及性的教育，你有我有大家都有，维持现状。山西走在四平八稳的路上，不指望精英的出现，当然更不指望猛人的出现。

当然，没有出现能够影响潮流的猛人，山西依然涌现出极其优秀的个人，这些人通常出现在文学、互联网等领域：如百度总裁李宏彦，写科幻小说的“大刘”（刘慈欣）等等。他们引领行业之先，为山西人争些薄面。

但从在煤炭“黄金十年”获利者以及一些行业领域人物的身上，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逃离」。这代表了山西新生一代对这片热土的总的情感，逃离成为他们一代人的宿命。

有识之士成群结队地逃离这个地方，去奔向经济更发达，发展空间更大的地方。思想和观念上的解放，思想和观念上的引领，吸引更多的人投身于山西这片土地，是对决策者的一个重大的考量。真正的人才都“跑”完了，你还指望拿什么来发展这里？「逃离」背后的深层次问题亟待重视，再不重视，优秀的人才就跑光了！

— 04—

当然，真正猛人的出现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事，需要几代甚至数代人的积累和努力。

第一代人不管出现在什么领域，即使他没有文化也可以，但要有赚得真金白银的本事和机会，并且把财力投资在教育上，延请名师，挖掘生源，如此，经过数代人的积累，逐渐培养一代票人出现，培养猛人出现。

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莫过去曾国藩带领出强大的湘军，曾氏一族先后有其弟曾国荃、其子曾纪泽等等，人才鼎盛。在湘军攻打太平天国时，“攻南京、发洋财，”至今还是流传在湖南大小县城的家传俚语：一船船财宝从南京运向了湖南，据史料记载，三十年过后，南京城还看不见一棵完整的大树，可见到时的搜刮真是入地三尺。

曾国藩

这些靠参加湘军打仗得利的“军攻地主”回到湖南后，受限其文化水平，没有把钱投入到金融、钱庄等领域，而主要用来买田置地，兴办学堂。

一票人共同办起了一座又一座的学堂，如当时的长沙时务学堂、漳江书院等，天下闻名，此后，数十年，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子脱颖而出：黄兴、宋教仁、蔡锷……太多了，在这就不一一历数了，更出具了一票猛人，尤其如毛泽东，更是如断代史一般的存在。

这就是「晋商」远不及湖南「军功地主」的地方，他们的眼光与格局小了些。

人才自古不是个体的事，人才是一个群体现象，更是一个社会现象。如从山西走出的各个领域的大佬们，他们如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本省的教育上，下大手笔投资，也许若干年后，会出现一些十分优秀的人才。

谁说不可能呢？

当昔日「晋商」的豪宅大院变成断壁残垣时，你知道，唯有教育，才会源源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