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武工队是在党领导的人民战争这个大背景下作战，故而特别强调依靠群众和当地党组织。他们与地方党往往是合而一体的，有些军区或军分区还规定必须要有地方政权的领导参加。对此，八路军野战政治部、115师、129师等对武工队工作的指示中，都有强调。刘伯承在《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战术问题》一文中，就曾说：“武工队是以政治进攻为主，那么在组织上就要想到政治人员如何加强……五分区的武工队三十余人分布于八十余里，人少，需要一部分本地干部参加领导，以加强对群众的领导和军民的血肉结合……武工队的基本问题就是在当地生根，在政治上与群众结合，也要在组织上结合。”

武工队就是武装工作队的简称。是五一大扫荡之后华北我军为恢复与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而组建的一种特殊组织。它诞生于华北敌后最艰苦的岁月，而尤以河北平原最为活跃。

武工队并非只是抗战时才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后也有武工队；解放初剿匪巩固新区时也有武工队；1943年后的华北游击区，大量的民兵组织也有称武工队的。各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武工队，其组织系统、活动环境等是不同的。因为是就冯志所写并经影视编导们肆意篡改的《敌后武工队》说事儿，所以这里便主要说抗战最艰苦阶段河北平原的武工队。

图1 小人书版《敌后武工队》

有人将武工队比作西方的特种部队，甚至听说有的文化人想按《加里森敢死队》那样再拍武工队。这是极荒唐的。

武工队与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有什么不同？

第一个不同，是人员的组成不同。

武工队的骨干主要以政工干部为主，这是全军一致的。如冀中七分区武工队长张英是第二游击总队政治部敌工科长，指导员崔希哲是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长，九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杨寿增是十八团三营的教导员，冀南一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刘大坤是该分区的政委，六分区德故武工队长王澄是该分区政治部的锄奸科长，副队长曹荫怀是该分区政治部的宣教科长，晋绥三分区武工队长谢允中是八团政治处的民运科长。小一些的武工队长，比较著名的安正福、王栋、李彩五、李继初、高云贵等，则全都是主力部队中连的指导员调任。从本人搜集到的武工队资料中看，武工队的领导由非政工干部担任的极其罕见。冯志在小说《敌后武工队》中塑造的武工队小队长魏强，是由指导员调任，这与当时的情况是相一致的。

可惜的是，与众多文艺作品回避、否认乃至诋毁政工干部一样，近二三十年来所有改编版本的《敌后武工队》，里面的一号人物魏强全无例外的改成了连长，就与史实不一致了。以政工干部为主组成对敌渗透的小分队，这是只有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才会出现的情况，也是武工队区别于其他特种小分队的特色之一，是和西方特种部队的组成人选截然不同的，是和编导们臆想的截然不同的。

第二个不同，是任务的不同。

西方特种部队的任务往往是针对某一项单独的任务而派出，如营救人质、刺杀敌要员、袭击敌司令机关、破坏敌重要设施等，完成任务后一般在最短时间内撤出。我军在长期的游击战争中也曾广泛组织类似的特种部队，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这种临时组建的小部队对敌实施刺杀、破坏的战例数不胜数，这是可以类比西方特种部队的。对越轮战期间，我军曾组织多个侦察大队越境渗透作战和捕俘，这也类似今天西方的特种部队。但武工队则完全不同。

武工队的任务，是对敌占区开展政治进攻，逐步恢复或开辟游击根据地。具体地说呢，则有以下几项：（一）宣传战；（二）打击与改造伪政权：（三）建立秘密关系。现在一条条对比。

武工队的首要任务，是宣传战。而这所谓的宣传战，用今天时髦一点的词来说，就是心战。至于其开展心战的方法，又与今天国外流行的不尽相同。除了比较常见的炮楼喊话、写标语、集市演讲、发传单等以外，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作法，比如打电话，曾打进伪天津市长家里，比如写信，也曾寄到伪河北省长的案头，比如深更半夜潜入伪军属的家中给全家人讲抗日大道理，比如动员某个伪军的亲属往据点里为我做劝说工作，比如对伪军记“善恶簿”、发“回心抗战证”，等等等等。这些做法，对于只是短期潜入的西方特种部队来说，可能不起多大作用，因而他们往往并不使用。而对于土生土长并准备长期扎根恢复和建立根据地的武工队来说，却是最主要的心战方式。

图2 神剧版武工队

除了宣传攻势，摆在第二位的工作，便是打击与改造伪政权。西方特种作战，从大的战略上讲，兴许也有这样的内容，但那基本是对国家政权或较大的地方反对派政权的改造与扶持，而对于一二十人组成的特种小分队来说，则基本不会有这样的任务。武工队则不然，铲除伪政权中不听我警告的叛徒汉奸，将伪政权改造成为我所用的两面政权，是武工队一以贯之的任务。至于如何改造，其手段，却并不像绘画弹琴那般雅致，比如在月暗风高的深夜突然出现在熟睡中的伪官居室对其实施刺杀或警告；比如将保镖环卫戒备森严的公子小姐老太爷姨太太们请到青纱帐或地道里去上政治课；比如在敌人聚会的餐桌或会议桌上适时地寄去某汉奸的人头等等。曾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当武工队决定铲除某个尚在敌营仍在嚣张作恶的汉奸时，先在集市、城区要道等处张贴布告，写明对其五日之内执行死刑，那么你等着瞧吧，不管这个汉奸是如何的狡猾，他绝对不可能活到第六天。许多伪官，就是这样连拉带打的被迫成了我们的内线，许多伪政权就是这样被改造成了两面政权。这些做法，典型的中国特色，八路特色，西方特种部队没有，也学不来。

至于第三个任务，在敌伪中建立各种秘密关系，这也是中国特色。当年敌工工作一个重点，就是建立与敌伪的秘密关系。这也是华北敌后普遍开展的一项活动。以冀南军区为例，1942年10月有一个统计，武工队与伪军共建立关系1400余个。可见其重视程度之高和数量之大。

拉这么多关系干什么，一为情报工作。敌伪中有什么行动，武工队都能事先知道的清清楚楚，甚至某个会议上某个伪组织人员说的某一句话都能在散会后不久就可以传到武工队的耳朵里，从而为军事、政治、经济斗争提供依据。

二为寻找掩护革命工作的保护伞。很多时候，在敌人搜捕刚刚刺杀了某个铁杆汉奸的我武工队员时，而这几个武工队员也许正在敌人炮楼跟前的某个伪军官家中给他的家属上政治课呢。在当时，武工队为逃避敌人的追捕而藏身于伪军据点和伪官家中的情况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当地下人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捕后，也可以通过关系将其救出。

三为解决经济困难。当年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兵工材料等紧俏物资，需要到敌占区购买，因为武工队与敌占区三教九流都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就为这种采购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如果不能买或无需买，也可以向伪政权借用，比如当我攻打炮楼火力不够时，借用伪治安军或警备队的机枪用于打鬼子；比如当我敌工人员负伤后，借用某个伪官的私邸进行治疗等等。

四为交通方便。当武工队保护党的干部通过伪军的哨卡到其他地区时，往往事先疏通驻地伪军，爱酒的送几瓶酒，爱钱的送几块大洋，好货的送双鞋送件衣裳，好赌的陪着打几圈麻将故意输点钱。这些伪军官受了贿赂，拿了人家手短，加上也不想与八爷结仇，通过其辖区时他往天上放一阵枪就过去了。这些做法，对于作战地区主要是异国他乡的、以快打快出为主要行动方式的西方特种部队来说，由于与当地人没有这种老一辈少一辈的盘根错节的关系，是他们无法做到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图3 历史真实版的津南武工队

第三个不同，是所依赖的要件不同。

西方特种部队往往独立作战，并不指望当地群众的支援与配合，并不主要依靠地方组织。他们更看重尖端的特工装备，其运载工具、通信手段、野外生存器材等，俱都是当前军界最尖端的产品。而武工队是在党领导的人民战争这个大背景下作战，故而特别强调依靠群众和当地党组织。他们与地方党往往是合而一体的，有些军区或军分区还规定必须要有地方政权的领导参加。对此，八路军野战政治部、115师、129师等对武工队工作的指示中，都有强调。刘伯承在《武工队在敌后活动的战术问题》一文中，就曾说：

【“武工队是以政治进攻为主，那么在组织上就要想到政治人员如何加强……五分区的武工队三十余人分布于八十余里，人少，需要一部分本地干部参加领导，以加强对群众的领导和军民的血肉结合……武工队的基本问题就是在当地生根，在政治上与群众结合，也要在组织上结合。”】

罗瑞卿也曾说过，

【“要吸收更多的地方干部，与当地群众有联系的干部参加武工队。太行区的武工队在这方面是很差的，必须改造。如X分区五个武工队。全是军队的连排干部，没有吸收地方干部参加……由于他们缺乏地方性，与群众没有联系，所以工作也难于开展。”】

在小说《敌后武工队》中，武工队第一小队的指导员是由区委的委员刘文彬担任，这是十分符合当时的情况的。

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活动，他们的隐藏地点，必须也只能是当地的堡垒户，他们的情报收集，更多来自于人民群众的随时密告，他们吃的穿的以及化装时所用的，全靠各村秘密支部的供给。武工队的成员与当地群众完全地打成一片，也是一头的高粱花子，也是一脚的泥巴，也和群众睡同一个土炕，吃一样的糠菜窝头，也经常与群众一起担粪锄草，一起拉犁耕种。就因为这样，使得他们与当地的群众从感情上到组织上都紧紧地联系到一起，形成密不可分的有机体。也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能够在敌人搜捕时，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宁可丢掉羞臊，也敢在敌人的刺刀面前将武工队员认作儿子、认作丈夫。这是西方样式的特种部队所无法做到甚至无法理解的。可以这么说吧，武工队在远离根据地和大部队的敌占区活动，没有当地人民群众的掩护，没有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他们连一天也休想坚持下去。这一点是武工队与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最大的区别，是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家的，尽管它老土老土的土的掉渣。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牛戈文草”，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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