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家乡的革命前辈

新城有个敌后武工队

沙彤

见证过南掌村革命斗争历史的老槐树

我的家乡南掌村，就是1945年，武安县大土匪杨四的惨杀13名游击队员和4名无辜群众，制造骇人听闻“南掌惨案”的村庄。在那些以身殉国的13名游击队员中，与我同宗同族的烈士就有5人（冀高生、冀广生、冀根才、冀儒景、冀敬的），其中冀高生烈士还是我不出五服的堂伯。我高小毕业那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学校停了课，我不得不离开学校回到家乡参加生产队劳动。我家所在的第一生产队的队长叫冀富堂，按辈份，我管冀富堂叫“爷爷”。但在南掌村有个不成文习俗，只要不是嫡亲爷爷，对其他“爷爷”辈的人，孙子辈人一般避讳姓氏，在其名字后再加上“爷爷”的尊称。如此一来，我入乡随俗，就呼冀富堂为“富堂爷”。

抗日战争胜利后，村子闹土改那阵子，富堂爷是南掌村农会主任（为此，解放后，村民们都呼富堂爷为“老主任”）。富堂爷特爱讲故事，尤其善讲抗日斗争故事。为此，在生产队农田挥锄耘草、握镰收割的劳作歇息时，我们几个同龄人就缠着富堂爷，蹲在田间地头，听他海阔天空唠叨。后来，我所陆续写出的那些抗战故事，多数是从当年富堂爷口中掏出来的。

南掌村的传统街巷

由于天赐机缘，我长大参加工作后，又采访到大量的抗战年代沙河县抗日剿匪的史料。在整理素材过程中，暮然发现，1942年后，新城镇现在的辖区内有不少村庄成立过游击组、民兵队等武装组织。因为，整个抗日战争年代，新城镇境沦陷为日伪占领区（俗称敌占区），而我家乡一带成立的武装组织又是战斗在敌人心脏（称之为“敌人后方”，简称“敌后”），所以，起草这篇文稿时，为了写起来顺手，故且将战斗在新城境的地方抗日武装统称为“敌后武装队”。

据《党史资料》记载：1942年2月，一二九师和太行军区联合发布了关于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的组织及任务的命令。3月初，太行六分区根据一二九师和太行军区指示，组建了一个武工大队，下设一、二、三队。1942年5月，一、二、三队合并为沙河县武工队。为了在敌后开展对敌斗争，1942年7月，沙河县独立营营长周金铭率领战士深入新城一带农村秘密建立抗日武装。

县独立营营长（后任团长）周金铭、政委侯玉印 县游击队队长王海

——沙河县独立营营长周金铭撰写《回忆录》时提到：1942年“最早参加游击小组成员有北掌村的刘成辰、刘成群、刘世惠（小名刘会的）、宗敬哲；南掌村有王全福、王合的、王群和、王克和、王德金；南高村有王铁旦、王爱琴、乔民；上郑村有刘来昌、申方；西葛泉村有张子远等同志。到1944年已发展到100多人，仅南掌村就发展到18人，游击小组在敌后侦察日伪军、伪职人员和了解保甲长、上层人物的活动情况，在通讯联络、带路、配合武工队行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掌村：游击小组副组长冀林，队员冀根才（又名冀怀举，烈士），县游击队通讯员王德士

南掌村：游击小组队员王克和、王德金和南掌村妇救会主任王英

北掌村：游击小组队员刘世惠、宗敬哲与河头游击小组发起人之一韩尚田

1942年10月，河头村韩尚田离开家乡和白错村郝玉庆、丈八（今明德）村申××来到太行山抗日革命根据地绿水池村，参加革命工作。不久，韩尚田返回河头村建立起抗日游击小组。沙河作家韩建元著《教育功臣韩尚田》书中这样描写“……韩尚田象一颗革命火种，从抗日政府回到家乡，在河头村燃起抗日烈火。河头村民们很快接受了抗日革命主张。这年，韩尚田看到时机成熟，就联系本村农民、石匠，组建起河头村游击小组”。

郝志军主编《白错村志》记载“……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沙河县成立百团大战宣传委员会，白错郝玉庆领导的抗日小组配合部队破坏敌人铁路和公路”。

大量文献都在用不争事实，印证着抗日战争年代，新城镇境曾经活跃着一支“握起锄头是农民，扛起抢杆打日伪”的敌后抗日武工队。

周金铭《回忆录》中提到沙河县地方武装配合八路军129师攻打秦庄炮楼的经过：

沙河县独立营营长周金铭（赵信朝供稿）

——“1941年8月22日，八路军总部向一二九师发出指令，为配合晋察冀边区反扫荡，组织邢沙永战役，重点对三王村公司窑伪高德林部队展开歼灭性打击。在一二九师和中共沙河县委的共同领导下，沙河县成立了参战指挥部，由县长王志民任总指挥，县委书记张健民任政委，亲临前线指挥沙河县独立营、区干队和民兵支前参战……独立营和区干队的任务是围攻秦庄炮楼。我们的兵力包围秦庄炮楼后，先派侯玉印到秦庄炮楼劝降敌人，要他们弃暗投明，缴械投降。在我们的劝降下，驻守秦庄炮楼的伪军全部缴械投降。随后，由副营长程少林带领全营400多人撤离据点，放火将秦庄炮楼付之一炬。”

新城敌后武工队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手雷（现存南掌烈士陵园）

新城敌后武工队从敌人手里缴获的弹夹、子弹（现存南掌烈士陵园）

哪里有斗争，哪里就有牺牲。新城敌后武工队在与日伪匪的不屈不挠斗争中，也付出惨痛的流血牺牲代价。据《中共沙河党史资料》（第二集）记载：

——南掌村于1942年冬天创建游击小组，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发展到17人（周金铭《回忆录》为18人）。组长王群明，副组长冀林。该游击小组是敌后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他们积极宣传共产党是穷人的党，八路军是人民子弟兵。了解敌情，掩护根据地下来的干部。贯彻合理负担，捐富户的布匹运往根据地。通过伪新民会王雪亭等人为根据地购买枪支和食盐。破坏敌人交通，割断敌人电线，烧毁南掌炮楼，扰乱敌后，打击敌人。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1945年8月18日（农历七月十一）拂晓，下了一场小雨，又有大雾，在村东南口放哨的王文超跑来报告，说村南有人来了，他们说是拉煤的。游击组听到报告，立即起来到村东南口察看。雾气非常大，立着看不远，蹲下去才能看见有些人沿着村庄运动。敌人可能听到了响声，便问了声“谁？”接着打了两枪。游击组发现了敌情，都退了回来。考虑到敌强我弱不能硬拼，计划从村东北口跑出去，结果跑到村东北口，也有敌人把守着，也问了一声“谁？”也打了两枪。游击组判断敌人把村庄包围了，便退到村东大庙研究对策。最后确定，分散隐蔽，不管怎样也不要出来。天明以后，杨四的匪徒进了村。伪保长王嘉敲着锣，串街吆喝“杨司令在西场开会，去了没事，不去要重重处罚。

游击组出来吧，你们是藏不住的……来哄骗游击组员和群众。杨四的率领匪徒们拿着名单在村中搜捕游击组员。到游击组员冀广生（又名冀纬，兄弟排行第三）同志家里指名道姓要抓老三。对抓到的游击组员和部分群众捆绑吊打，强迫他们供出游击组员。游击组员和群众疾恶如仇，视死如归，不管敌人如何拷打也没有一个暴露自己同志的……在这种情况下，土匪把王合的吊得更高，打的更狠，又把王合的放下来，打倒在地，脖子两边插上刺刀，乱捶打了一顿。游击组员王会的（又名王本志）、冀广生被匪徒们提到西场，一棍子打倒，捆住胳膊和大腿，脖子两边插着刺刀，用白蜡杆抽打得皮开肉绽，匪徒头子问：“谁是游击组员？”他们只讲出三个字：“不知道！”群众李福文在厕所解手，提裤子时露出头来，被匪徒们发现，―枪打死在厕所。把群众王秀胳膊打折，又在腿上捅了几刺刀，鲜血染红裤腿流在地上。如此折腾了一上午，除冀林同志外，其他游击组员都被抓住。匪徒们把冀林同志的母亲吊在树上拷打，问她儿子哪里去了，老人家只说不知道。中午时刻，实在找不到冀林，就把抓到的游击组员五花大绑，把赶到西场的男人捆绑成一串押解到峭河杨四的匪巢。到峭河后又把群众聂余粮、王文华分别绑起来。傍晚押解到侯庄村南岭，匪徒们用刺刀同时杀害了十五人。

在十五人遇难后，匪巢里又动刑毒打群众聂余粮、王文华，把烧红的烙铁搁在聂余粮腋下，聂余粮因受刑过重，到厕所解手时掉茅坑淹死了。后来，王文华被保释。女游击组员王英同志被抓到峭河后绑在树上；晚上，匪徒们用皮鞭打得她遍体鳞伤，但她宁死不屈，始终没有吐露共产党、八路军一点消息。敌人对她没有办法，就把她扣押到几丈深的红薯窖里，渡过一百个昼夜，八路军打开峭河时才被解救出来。还有两个少年游击组员，当时被迫当了匪兵，打开峭河后，才得救。这次惨案，共有十七人遇难。其中游击组员十三人，有王群明、王合的、王会的（又名王本志）、王收的、冀高生、聂换平、冀广生、聂长京、王衔的（又名王重喜）、王晚的、冀根才（又名冀怀举）、冀儒景、冀敬的。群众四人有王秀、王群和、李福义、聂余粮(节选自《中共沙河党史资料》（第二集），作者崔清海，原沙河市党史办干部，本文个别烈士名字有更正）。

韩建元著《教育功臣韩尚田》书中记载“……1944年秋，杨匪听说韩尚田躲在黄虎山，一举包围了黄虎山。这次，因为杨匪到来之前，韩尚田早已离开。敌人扑了空，就将几头还在地里干活儿的骡子牵走了……1945年农历二月十二日，河头村游击小组成员韩皂群不幸落人杨匪手中，被押到峭河杨四的匪巢，一番严刑拷打，韩皂群坚贞不屈……这年夏天的一个夜晚……韩尚田趁夜色刚回到家，杨匪尾随其后把他家包围了。韩尚田母亲一边让儿子从后门逃走，一边用水熄灭炉火，穿上棉坎肩。杨匪士兵将韩家搜了一遍，没有找见韩尚田，土匪头目挥起枪托打去。韩尚田母亲倒在地上……”。

敌人的嚣张气焰并没有吓倒英勇的新城敌后武工队。他们从烈士慷慨就义的地方爬起来，揩干身上血迹，继续投入战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配合八路军、沙河县独立营、区干队，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沙河市南掌革命烈士陵园

沙河市南掌革命烈士陵园“烈士之光”纪念碑

特别鸣谢提供资料和图片人员：韩建元、郝志军、王德权、赵信朝、王准朝、王海朝、王清朝、庞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