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史| 她是川大的前身，蜀学人才的摇篮！知道是谁吗？-米儿火

在科举制度病入膏肓之时

有着一座书院仍为蜀地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蜀学人才

他就是四川大学前身之一

晚清时期的

四川尊经书院

尊经书院

2013年4月，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挖掘出土了一块碑帖，碑上刻写了四川大学前身之一——晚清时期的四川尊经书院在1885年“发布”的一份中举贡生“光荣榜”，名为“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

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

这块碑不仅见证了四川大学的悠久历史

碑上铭刻的著名学术大家、书院教育名人、晚清蜀学贤哲的作品

也见证了它曾经的辉煌……

一

873年，正值盛年的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上任伊始，即针对成都乡试中冒名顶替，贿贴考官，武童打闹试场等积弊，雷厉风行地予以整顿治理，很快取得了成效。与此同时，开始更多地关注当地的教育事业。在他的倡导和四川总督吴裳及地方士绅的襄助下，于1874年在成都建立了尊经书院。

书院设在成都文庙西街，堂宇宏深，规模较大，中厅有“石室重开”匾额，大门刊“考四海而为憔”、“纬群龙之所经”的联文，反映了创办者欲仿效汉代文翁重视教育兴办石室的事迹，在四川复兴儒学以敦礼义兴教化的志向。书院内还建有尊经阁，内藏卜官的图书典籍及刊务书报、挂图、仪器、标本等。（张之洞本人捐献了数千册书籍。）书院分设经术、词章两科，由张之洞“择邵县高材生肄业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讲授”。

当时，有人认为张之洞创办这所书院是为了“振恤寒士”，收容一部分贫苦读书人并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但张之洞本人却认为自己并非“振贫之官”。在《创建尊经书院记》一文中他指出:“全蜀学生三万人,院额百人，振百人遗三万，何益？月费岁止数十金，即益以膏火未见能起其贫也”。他明确表示，办尊经书院是为了培养人才，推进教化，弘扬蜀学。

张之洞像

张之洞在尊经书院，

大力倡导“沉静好学，崇实去浮”的学风

要求诸生掌握正确的治学方法和途径

并提出了以下一些有关学习的基本观点……

治学须定志

只有增强学习信心，确定正确的学习志向，才能做到不仅仅只为膏火而学习，也才会避免出现“适越而面向太行，马愈良者去愈远”的悲剧。这些见解虽然在当时还比较粗浅，尚未系统化，但与历代一些著名教育学者关于学习的观点是相吻合的。对于纠正尊经书院一些学生对学习的浮躁认识，确立符合统治阶级意愿的学习目的，不无惮益。

学习应以通经为主

张之洞认为，读书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择术，而术无一定，凡经、史、小学、舆地、推步、算术、经济、诗、古文辞，皆所以学而无所不通者代不数人，高材亦只能兼二三门。因此，治学者须就性之所近，志之所存，择而为之，期乎必成。而最根本的，就是要通经，即弄通经学的来龙去脉。具体地说，学习经学，必先求诸学海堂经解，小学必先求诸段注说文，史学必先求诸三史。总计一田学术，必先求诸四库提要。以此为主，以余为辅，不由此入，必无所得。这一时期，由于张之洞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了解很少，亦没有接触过外国人，所以并未在尊经书院中倡导西学。甲午战争后,张之洞才开始对西学知识日益重视，在学校教育中主张开拓求知领域，吸收西方的技艺。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也没有忽略经学和纲常名教的教育。

尊经书院刊《经典释文》

学习应持之以恒，循序渐进，有一定的计划性和必要的知识准备。

他要求学生“人立日记一册，记每日看书之数。其书第儿卷起，第几卷止，记其所疑，记其所得。无疑无得不可强。”还要求读书不贵多，贵真。“过目不贵猛，贵有恒，不贵涉猎，贵深思。不贵议论，贵校勘考订。不贵强记，贵能解。不贵郊新解，贵通旧说。不贵更端，贵终卷。”要养成掩卷自考的习惯，每个月都自省一下自己对疑难问题是否能做出解答，学习是否有长进，与同学接触比较后是否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努力发奋，争取赶上或超过。有的学生曾问张之洞，根据课程计划学习但却没有收获，这是什么原因？张之洞认为症结在于学习不用心，平日娇娱，临考试周，搜索拐腹，即使天天考试，也不会收到什么益处。

学术有门秆，学人无党授

针对当时学术界内宗汉学和宗宋学两种流派争论十分激烈（汉学是训诂之学,宋学是义理之学），互相排斥的状况，张之洞告诫书院诸生，学术有门秆，学人无党授。汉学是一种学问，宋学也是一种学问，经济词章以下也都是学问，不应偏废一家，排斥另一家，两种学问可以有机结合，相互为用。

他认为，“大要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汉学岂无所失，然宗之则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学非无所病，然宗之则可以寡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