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义门丁氏族裔创建了一个“义门历史文化”群，把义门陈汉阳庄几经辗转后到皖西南地区落户的延彬公的部分后裔聚集到了群里。其中，有的一直姓陈未曾改变，有的则已改成姓丁。群聊话题比较集中和热烈的是自良卿公起上溯义门陈世系。因义门陈族裔手里有比较完整的族谱，所以，世系大体脉络很快就理清楚了。

“守丁崇陈”是义门丁氏最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一，上述“群聊”案例是当代的一个有力佐证。这一传统的显著特征就是，在坚守丁姓的基础上，推崇义门陈文化，最终形成了义门丁氏文化。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大体走过了对义门陈文化的继承，与义门丁氏文化形成这样两个历史阶段。其中，在明朝的二百七十多年时间里，家族文化处于一种早期培育发展阶段，初步形成了具有义门丁氏特色的历史文化传统。之所以在“形成”前面加上了“初步”二字，是因为这种历史文化传统尚有一定的局限性。支撑上述论点的所有论据，几乎全部都源自族谱。

按照传统谱牒规制，对于义门丁氏而言，族谱世系全部记载着易姓后的丁氏族人，称为内谱世系；与其相关的义门陈世系则继续记载着陈姓族裔，称为外谱世系。明朝时期，义门丁氏家族共进行过4次族谱编修，每一次都为族谱的完善和家族文化的培育、发展与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详见《风雨七百年——义门丁氏史话》第三章）。但由于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这一时期的族谱编修也留下了一些缺憾，尤其是在外谱世系的考证方面缺憾还不少。尽管后一次与前一次相比多少也都有些进步，但总体突破有限。所以，到清朝康熙年间五修族谱时，世纶公在那篇著名的《重修家谱考源序》中说：“第因流穷源，良卿而上溯，至武叔止耳。武叔而上，无稽也。”经过明朝4次编修的族谱，外谱世系图也只有良卿公往上10代，再往上就没有了。

首修记下了易陈为丁的口述历史

一修族谱时，荣公在序中说：“丁之族”，“盖其先，实江州义门之陈。有曰庆者，自义门徙三村。三村之裔讳季英者，商行至皖”。他指出了丁之族源自义门陈，但对义门陈仅说了陈庆从义门迁到三村，其后裔陈季英到皖地做生意这么一点点。至于陈庆之前及其他到陈季英之间的世系，并没有着笔墨交代。

其实，在荣公介绍不多的外谱世系及相关情况中，还存在着一点讹误，就是“有曰庆者，自义门徙三村”。这里的“义门”显然是地名，也就是义门陈的大本营江州义门村。实际上，陈庆并不是直接从义门村迁到的三村，而是从他往上溯十代，陈思通（延彬）公自义门村分庄迁到鄂州汉阳，陈庆公则是从汉阳转迁到三村来的。

按理说，首修家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内外谱世系讲清楚。结果是，内谱世系基本讲清楚了，而外谱世系讲得相对就差了一些。当然，这里没有苛求家族先人的意思。只是想说明一点，当时家族对义门陈的了解还十分有限。荣公对义门陈的那点交代，很有可能仅仅来自前辈的口口相传，并没有依据义门陈族谱，所以信息不全及有讹误也就在所难免。

荣公在序里介绍首修族谱动议产生的背景时，似乎也道出了当时的处境。家族先人早就有修族谱的想法，却一直也未能如愿。其中的原因也许有很多，但手头掌握的内外世系信息不全恐怕是主要因素之一。族人又想尽早编修族谱，又想把包括外谱世系在内的一些情况弄清楚以后再动手，在两难之中把时间给耽搁了。后来，家族中的几位长者觉得实在不能再这样耽搁下去了，于是就以一种急迫的口吻，催促以荣公为首的几位年青人赶快行动。在这样的情形下，尽管确实解决了家族长期没有族谱的问题，但自然也留下了一些缺憾，好在瑕不掩瑜。

到一修族谱时家族历史并不太长，只有一百七十余年，但家族文化发展方面已经有了明显进展。人口“以数千计，田赋以数万计，其擢巍科膺膴仕者代有人”。在人口自然增长的同时，家族注重教育、教化的风气逐步形成，开始出现每一代都有族裔考取功名和出仕做官的局面。由此可见，到第一次编修族谱时，具有义门丁氏特色的家族文化已经初具雏形。

二修表现出明显的“守丁崇陈”倾向

最早把家族“恢复陈姓未果”及“谨守丁姓”经过说清楚的是二修族谱。

相公在家谱序中说：“义甫转徙怀宁，欲复陈姓，避伪汉嫌，不果，遂为皖怀丁氏。尝语其二子埙、篪曰：‘姓匪自天氏，由人别，官封爵邑袭易，靡常。他如智果全家、梅福遁世，因事而变亦往往有之矣。独吾族之易姓，避嫌，为必欲复也哉，汝谨识之。后昆有志谱事，上承下续。幸两存之，不渎不紊可矣。’二子曰：讷。故至今不敢改焉。”

大意是说：义甫公告诉他的两个儿子埙（孟章）和篪（仲章），人姓不是天定的，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根据各个家族不同有所区别，因官、封、爵、邑等更改变易，没有一定的常规。其它就像智果全家及梅福遁世（以上为两个典故），经常有因为事件而改姓的。唯独我们家族改姓，为了避嫌，不一定要恢复原姓了。叮嘱他们，一定要严肃谨慎地对待，并告诉有志向修谱的后人，要把这件事传下去，并希望两个儿子记住这些事情，对待这段历史要恭敬而不轻慢、清醒而不混乱。两个儿子小心地回答明白。所以，后来很谨慎地处理这事，一直守着丁姓。

同样，最早表现出“崇陈”倾向的也是二修族谱。

相公在序文里说：“陈之先，宜都王叔明之后也。远祖旺肇籍德安，聚族同居，义风渐振。唐昭宗时，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名崇者，立义门家范，声闻朝廷。南唐镌柱旌门，宋室四圣相继褒赉。世远族繁，至三千九百余口，析处诸州。非义弗竟势，弗能容也。有曰庆者，自义门徙三村。裔孙埈，出赘宿松丁氏。”

尽管一修族谱时荣公也提到了义门陈，但只是叙述了由陈易丁的基本史实，没有转述任何对于义门陈的评价性语言。二修时就不一样了，在继续叙述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对义门陈的历史既有如“聚族同居，义风渐振”，“立义门家范，声闻朝廷”等赞誉倾向的简述，又有如“非义弗竟势，弗能容”等极具肯定意味的议论。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对义门陈文化的敬仰与推崇倾向。

到二修族谱时，家族人口进一步增长，在怀、桐、潜、宿诸邑等分布更为广泛。并且，“家敦孝弟，户诵诗书，而子姓日藩，人文日盛”，可以列举出的“擢巍科膺膴仕者”也更多了。“七世孙荣登进士第，观兵部政，纂修宪庙实录；佶领乡荐，价为武昌经历；八世孙楷，亦登进士第，观兵部政，知金溪县事，自是劝激务学。”家族后来打出的“世进士”旗号，从这个时候开始已经初现端倪，义门丁氏开始有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历史文化。

四修初步形成义门丁氏文化特色

在今天流传下来的族谱上，并没有第三次编修时留下的序或跋等任何文章，但在后续序文中多次提到有此次编修。最有说服力的史实是，在紧随其后的四修序文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它的编修者和编修时间。因此，今天我们对于这次编修的史实应该予以确认。

三修族谱部分内容的遗失，很有可能发生在明末与清初那些年。当时，族谱四修与五修之间间隔85年之久。“迨明之末季，世远年湮，虫鼠之侵蠹，风雨之残毁，更兼以兵燹离乱，谱牒之遗亡，予族人人抱恸矣（五修族谱序）。”其实，这里面隐含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明朝时期义门丁氏族谱4次编修都没有印刷，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墨稿传世（“墨稿”是谱牒术语，指手抄的家谱稿），很容易发生族谱永久性损毁的问题。不过，今天通过想象我们也不难知道，三修族谱一定会有对“守丁崇陈”等历史文化传统的进一步阐释。

四修族谱对义门陈历史文化的追溯更加久远。“我丁之有族也，发源于虞陈，衍派于周、秦、汉、唐六朝五季，以迄宋元，其进而国朝。自江州义门，由德安渡彭蠡，徙安庆之宿松”。“丁故陈也，陈故舜裔也。历舜传谈先，传宜都王叔明，廖渺不可复诘矣。”

对义门陈文化历史特色的讲述也更加具体，“稽近史宋世宗时，陈氏家法行，义族立，户口增至百千，无论也。如叔明曾孙兼，举进士，为右补阙进翰林院，秘书德宗朝；京，举进士，官给事。”同样，在讲述义门陈家法和杰出人物等史实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一种敬仰与推崇之意。

二修和四修（应该还有三修）族谱讲述的义门陈历史，时间跨度长，史实具体准确。单从这一点看，当时应该是有义门陈族谱或家族其他史料依据的。不过，从它们只是泛泛而谈，并没有介绍具体的外谱世系等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依据的义门陈家族史料，也许并不是直系族谱，或者是用了并不完整的直系族谱。

然而，四修族谱在介绍义门丁氏家族历史方面进步就相当明显。除了跟以往一样讲述由陈而丁的历史经过外，还增加了一些对修谱等家族往事的追忆。“余家宗谱，一修于宗仁公荣，鹤屏公楷；再修于古野公相，篑山公柷；继修于环溪公柴，雨山公会，西楼公赐”。同时，通过“岁丙辰清明，墓祭象山，余创修谱之议，而一时与祭诸公莫不同舌赞之”这一现象也能看出，多数族裔培育发展家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已经形成，做修谱之类的事情已不再需要长辈们催促了。

家族历史发展到这个时期，八世柷公、九世永成公也“称名进士”，“应乡试，贡次之，或太学出身”者越来越多，家族“世进士”的文化局面进一步巩固。

更为重要的是，家族文化主流价值观已经形成。振功公在四修序文中把它概括为“礼让孝弟，余丁氏传世者之宝；耕读勤俭，余丁人居身之业”。从此，守丁崇陈，礼让孝弟，耕读勤俭等，便成为义门丁氏鲜明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