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系

高邮，是一座文化古城，也是一座历史名城。若从新石器时代的龙虬庄遗址形成年代算起，高邮至少承载着7000多年以来的人类灿烂文明。自20世纪80年代启动新方志编纂工作以来，我市的方志工作者开始重视对本土史料的研究和利用，许多史志爱好者也纷纷加入到史料研究和利用的队伍中来，出了许多成果。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历史的种种原因，造成志书、史籍记述的缺失、遗漏、含糊，而不完善、不统一、不公允等诸多缺憾，给历史留下许多疑团和悬念，引起人们的猜测和争议。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有“十大历史之谜”。

龙虬庄遗址先民的突现突隐

1993年，由南京博物院、扬州博物馆、高邮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在高邮市一沟龙虬庄考古发掘，发现和确认龙虬庄是距今7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规模之宏大、文化面貌之独特、文化序列之完整，令专家学者们惊叹不已。1995年、2001年，该遗址先后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分别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该遗址发掘时发现中间仅存2000年左右的文化层，此前此后出现了文化断层。距今7000年前，龙虬先民是从哪里来的？距今5000年后，龙虬先民又去了哪里？来无影去无踪的先民聚落给遗址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明清《高邮州志》，虽列有“龙裘庄”条目，但条目下仅注有“位于高邮城东北”的简略记述，未能提供相关信息。

2007年，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的姜文定同志，在他所著的《走进高邮》一书中给出了最新答案。该书称，“根据考古工作者大量的比较分析，可能是突然消失在距今7000年左右淮河上游贾湖文化的先民，在当地生态资源日渐枯竭，而寻求新的生存空间时发生了一次文化迁徙，他们徒步来到人类环境优越、草木茂盛的龙虬庄”。“就在龙虬文化繁荣时代，即距今5000年左右，由于海平面的上升，低洼的江淮东部变成汪洋一片，给龙虬庄先民们带来了灾难，他们不得不又一次迁徙。一支先民可能经江淮中部，最终到达淮河上游一带；另一支先民可能沿海北上，艰辛辗转跋涉，最终到达日本九州北部，成为日本弥生文化先民的一部分。

龙虬陶文的寓意秘密

在龙虬庄遗址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从遗址原生态小河边，采集到一片泥质黑陶盆沿口残片，上面有8个刻画符号，左行4个符号类似甲骨文，右行4个符号类似动物图形。经碳十四测定，该陶片距今约4000年左右，即为在龙虬庄遗址文化断层之后，出现的又一聚落先民的遗存。今被专家学者称为“在中国首次发现，仅此一块”的“国宝级陶片”，珍藏于南京博物院，其陶文拓片已被收入《中国上古书法史》。但是，该陶片上的8个刻画符号究竟为何种示意？引起全国文物界、史学界、书法界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和争议。

1996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在《东南文化》杂志上率先发表题为《谈高邮龙虬庄陶片的刻画图文》一文称，此片符号分为两组，其中，一组四字，第一字未明，第二字为“年”字，第三字可释“朱”字，第四字可释“尤”字，“朱尤”即“祝尤”；另一组绘有四只动物，似怪兽虫鱼之类。并指出，该陶片可视为“古代祝尤巫术之写照”，亦可“看作揭示图文并茂的古代记录之一例，足见它的重要性”。1998年，西北大学古文字学家周晓陆在《东南文化》杂志上以题为《生命的颂歌——关于释读龙虬陶文的一封信》称“龙虬庄陶文极其重要”，“关系到文化起源”，是中国“草书之祖”、“最初的汉字艺术品之一”。

2004年，全国众多媒体纷纷刊载、转载新闻记者采访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庄天明的专题报道，称“从江苏省高邮市龙虬庄出土的陶文，比甲骨文年代久远上千年，该陶文很有可能是甲骨文的起源”，“八个类似文字的刻画符号，左行四个字，近似甲骨文；右行四个字，类似动物侧视图形，分别似兽、鱼、蛇、鸟”。时至今日，社会各界对龙虬庄陶片刻画符号及其含义，虽未作出明晰而统一的定论，但一致肯定其历史文物价值非常珍贵。

帝尧出生地之争

魏晋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载，“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高邮有北阿镇，离城九十里，即晋时三阿”。明嘉靖《扬州府志》、清嘉庆《高邮州志》“北阿镇”条目下均载，“（高邮）州西八十里，亦曰三阿”。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三阿”词条下注“在江苏高邮县西北”。在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今高邮湖区西部标有三阿地名。20世纪90年代初，金湖县地名办副主任李义海认为，金湖县是从高邮划出的，且位于高邮西北，故三阿即今金湖县域内的北阿镇，亦称塔儿集，即塔集镇。于是，“帝尧出生于金湖”的消息便迅速出现于各大新闻媒体，而引起轰动。宝应人则撰文说帝尧出生于宝应县射阳湖镇。扬州、高邮等地人士当有别论。毋庸置疑，史书典籍已将“三阿”定位在高邮，关键是“三阿之南”今在何方？一时，帝尧出生地之争，成为一个区域性的热题。

1998年，泗阳县社会学家谈家德在《中国地名》杂志上发表《尧出生地刍议》文章，称“《天长县志》说，‘东北高邮、天长县界有三阿’，‘三阿之南，最近处系当明之天长城门乡或今之天长湖滨，远而至今高邮湖西南五湖或白马塘’。”进入21世纪后，扬州大学教授陈清硕，扬州市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印志华，以及高邮张愈、孙铎、杨国宝、肖维琪等一大批热心研究尧文化的爱好者，先后以不同论据、不同角度，分别发表《尧出生于高邮》《尧文化与扬州》《帝尧出生地考》《帝尧出生地在高邮神居山一带》等文章，将“三阿之南”定位在高邮市的神居山一带。

2007年，“高邮：尧文化发祥地”高层论坛在高邮市举办，19名中国先秦史学会专家、教授、学者和一批史志工作者、爱好者与会。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李学勤，在他所作题为《从尧舜禹谈到高邮》的主题报告中说，“三阿就在高邮，高邮是古代史中有关帝尧传说的重要地点，高邮是研究和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地点，研究高邮地域文化以及江淮文化圈，是重建长江流域古史工作的探索和开拓。”中国先秦史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宫长为在会上最后说，高邮尧文化研究者深入研究首先得出“尧出生于高邮”的结论，进而推导出“高邮是尧文化的发祥地”的结论，应该是有说服力的。此次会议最终作出“高邮是尧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的结论。

临泽夏禹王庙的由来

明清《高邮州志》均记载，“夏禹王庙：在（高邮）临泽镇，以大禹排淮注江道出于邮，故立庙祀之。”夏禹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历史上家喻户晓、深受人们崇敬的治水专家和御水英雄。他在高邮领导组织和实施过治淮大型治排水工程的业绩，便成为高邮历史上一个重要古文化的代表与象征。但该庙因未有史料明确记载建庙时间，而引起种种猜测。

2013年，高邮市政协主席倪文才就夏禹王庙问题深入进行史料查证和民间调研，撰写成《临泽夏禹王庙的前世今生》一文。该文称，“据查，明嘉靖《惟扬志》所载隋唐高邮地形图中，在临泽镇的西南方向标有禹王庙。因此，临泽禹王庙最迟在隋唐时期就已建成”。

运河高邮段的频繁变道

今人只知道，京杭大运河高邮段北从界首起，途经马棚，沿高邮城西沿，经过车逻，止于邵伯。但对历史上该段河道河线如何频繁变化却鲜为人知。

2013年，肖维琪在查阅许多史料、志书、水利档案后，撰写成《高邮运河十八变》一文，首次较为全面、系统地向人们讲述运河高邮段历史频繁变道情况。该文称，运河高邮段，源于“春秋吴王夫差开筑邗沟，沟通沿境（注：指高邮境内）诸湖入淮”，此后分别于东汉建安二年、西晋永兴初年、东晋兴宁中期、隋开皇七年、隋大业元年、宋初、宋天禧四年、明洪武九年、明宣德七年、明弘治三年、明万历四年、明万历十三年、明万历二十八年、清康熙十七年、清康熙六十年和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1959年、1984年，共发生18次较大的河道河线变化。其中，大的便名有4次，即：春秋末期（公元前486年），称为“邗沟东道”；宋天禧四年（1020年），《宋书》始载“扬州运河”高邮段；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尚书张玉书在奏文中首称“里运河”；新中国成立后，从北京至杭州对运河全线进行改造，高邮运河段通过东移、裁直、拓宽、浚深，成为当今的“京杭大运河高邮段”。

“盂城”地名的溯源

高邮，历史上曾唤作过“秦邮”“三阿”“幽州”“神农”“广邺”“高沙”“承州”“珠湖”“盂城”“散州”等地名。这些地名的由来多有史料记载，唯独“盂城”仅引见于古诗词。如明末清初地理历史学家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称，“宋时州人秦观诗曰：‘吾乡如覆盂，地处扬楚脊。环以万顷湖，天粘四无壁’。故高邮城亦曰盂城”。今人援引亦系该诗，究竟何时何因称“盂城”，却不得而知。

2013年，扬州职业大学师范学院（高邮）教师陈友兴在《高邮日报》上发表《盂城之由来》一文。该文称，宋王象之编著的《舆地纪胜》和宋祝穆编著的《方舆胜览》关于“盂城”的引文，只言郡志和《高邮志》，即宋代的高邮方志。《方舆胜览·郡名》曰，“盂城，郡志谓：地形四隅皆低，城基特高，状如覆盂。”《舆地纪胜》“景物”目的记载，与此类似，唯称引文为《高邮志》。因此，宋《高邮志》本身才是“盂城”这一地名的首倡者。《高邮志》的最初版本，至迟应追溯到熙宁八年（1075年）以前的北宋中前期。

元张士诚在高邮建都称王

据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历代名王的细节人辞典》载，元末江浙农民起义首领、割据势力头目、泰州人张士诚，于至正十四年（1354年）攻下高邮城后，自立诚王，国号周，年号天佑。高邮明清及以后志书均将此事列为高邮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但对张士诚在高邮称王前前后后的具体情况，尚欠详尽记述。

2013年，肖维琪经过广泛收集资料，撰写成《张士诚在高邮建都称王》长篇文章，全文分为“泰州举事”“高邮称王”“苏州败亡”三个部分，第一次较完整、具体地叙述张士诚在高邮建都称王及前后的情况。尤为较具体地记述如何血战高邮三垛镇、智取高邮城、设王宫于高邮城内承天寺、毁寺中观音铜巨像铸行钱币、从高邮迁都至平江（今苏州之地）先后改称周王和吴王、元顺帝数次发兵高邮攻城与招降等细节。该文说，张士诚在高邮建都从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月至十六年（1356年）四月，只有两年多，但高邮在张士诚统治下长达11年之久。读了此文，可令人知悉张士诚在高邮建都称王的全过程。

明右丞相汪广洋后裔与墓葬的下落

历史上有史记载，高邮出过最大的官是明初右丞相汪广洋。据史书载，汪广洋（？～1379年），字朝宗，高邮人，通经史，善篆隶，工诗歌，元末中进士，明洪武四年（1371年）、十年（1377年）两度被拜为右丞相。洪武十二年（1379年），因受左丞相胡惟庸毒死御史中丞刘基案牵连，被赐死。但对汪是否“株连九族”问题，未有史料记载。若未“株连九族”，汪广洋后裔又在哪里？明隆庆《高邮州志》载，“相公坟，不详其名、年代。或曰：丞相汪广洋坟也。其坟方三十余亩，在城西十五里茅塘港口。”州志对汪广洋墓葬记述十分含糊，汪广洋到底尸归何处？令人费解。

2013年，高邮市政协主席倪文才和市政协秘书长林荣岩从家住高邮城的汪曾祺妹夫金家渝口中得知，曾有山东临清三个姓汪的人到他家寻亲问祖时，自称是汪广洋的后代。于是，他们和高邮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孙晓宝沿着这条线索，赶赴临清进行实地寻访。据汪广洋18世孙、临清市政协主席汪保远等人介绍：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株连杀戮气氛仍恐怖全国，汪广洋后人几经躲藏来到山东，其中，汪长子汪子持携长孙汪彦才、长侄汪彦琛暗徙至山东东昌府馆陶县枣科里（今临清市唐元镇西枣村，又称陶山）；次子汪子守、幼子汪子元及四孙则隐居福山，并改为王姓。如今，山东临清有汪广洋后裔3万多人。临清博物馆在2009年的文物普查中，才发现汪广洋墓葬于临清郊外的八岔镇，墓地立有多位历史名人为其所题碑刻。据汪后裔收藏的《汪氏族谱明丞相后裔卷二》载：“1392年，汪广洋长子子持为避牵连，推柩携子、侄，由山东福山迁至馆陶杨二庄僦屋而居，并将公之柩隐葬”。今该处已建成汪广洋家族墓园，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此，汪广洋后裔和墓葬的去处，才真相大白。

清吴三桂后裔的藏身之处

据史书和典籍记载，被称做“一代枭雄”的吴三桂（1612～1678年），系高邮人，从小习武，曾中武举，以父荫袭军官。明末任辽东总兵，封平西伯。清初封平西王。康熙十二年（1673年），举兵叛乱，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据岭南六省。康熙十三年（1674年），称帝于衡州（今湖南衡阳），国号大周，改元昭武元年。后因屡败，忧忿而死。子孙继位，至洪化三年（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为清所灭。此后，清对其“逆属人口”、“部下旧人”继而进行十余年的大清查，吴氏族人几近斩尽杀绝。但是，吴氏族人是否有人躲过这一劫，史料未有记载，仅偶有民间传言，而致其扑朔迷离。

2012年9月，高邮市政协秘书长林荣岩根据相关信息，前往贵州岑巩马家寨进行探访，通过走访吴氏家史传承秘传人和当地文史学者与文史爱好者，并查阅当代清史专家李治亭、滕绍箴关于马家寨考证研究的专著，撰写成两万多字考证文章，终于揭开吴三桂妾陈圆圆携吴后人逃逸、隐藏的历史秘密。据吴氏秘传人口口相传，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突然病逝后，其次子吴应麒命将军、亲信马宝和镇远守将江义秘密护送，养母陈圆圆扶吴三桂灵柩，并携次孙吴世珺、三孙吴世珵及儿媳涂氏等人，从湖南衡阳（今湖南省衡阳市）由水路经常德、沅州，到达云南昆明，后又秘密转至贵州思州（今贵州省岑巩县），在知府李敷治的帮助下，隐藏于猴子岭的搭茅洞。因居深山洞穴，涂氏葬身于虎口，不得不先后移居屋场田、老屋场。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吴应麒兵败平远后，回到陈圆圆身边，与两子会合。为瞒人耳目，躲避清廷追杀，便取马宝之马姓将其居地叫做马家寨。从此，吴氏后人定居于此，休养生息，繁衍子孙,历经300多年。马家寨现有230多户、2000多人口。在马家寨北侧一个宽数百米的朝阳山坡，为吴氏家族墓地，居中的是吴三桂、陈圆圆、吴应麒的墓葬，墓地中唯一外姓墓葬是马宝将军墓，均立有清代墓碑，其碑文十分隐晦含蓄，且有生造文字。

高邮战役——“全国对日最后一役”

《高邮县志·大事记》记载，“1945年12月19日～26日，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华中野战军第七、八纵队和地方武装，在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指挥下发起高邮战役，攻克高邮城。邮城各界人士热烈欢庆高邮抗日全胜”。并在该志《军事·战事》篇章中，对“高邮战役”作粗略记载。然而，现存史料对这场战役发生的具体经过及其意义未能详细述及，尤以该场战役是不是“全国对日最后一役”颇受争议。

2013年，我市党史办主任、方志办主任、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春龙等人先后去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台湾等地，查阅大量馆藏档案、资料与“老报纸”，走访多位健在的当事人及其知情亲属，搜集一大批记述该战事的历史资料，终于弄清了这场战役的具体情况及其重大意义。是年，由我市地方史研究爱好者项俊东执笔撰写成长篇文章《对日最后一役——高邮战役全揭秘》。该文分“战役部署”“突破土城”“战前攻心”“发起总攻”“‘洪部’受降”“战果及意义”共六个部分，首次多视角、全景式地记述我军对日军开展的高邮战役全过程。该文并综述相关权威人士评价称，“高邮战役是我党我军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经典战役，创下了我军作战史上的多项之最：全国对日寇的最后一战；高邮成为我军从日寇手中解放的最后一座城市；全国范围内歼敌最多的两个县市之一；在高邮举行的受降仪式是日寇向新四军投降规模最大的一次受降仪式。高邮战役作战时间之短、战果之丰，在抗战史上实属罕见。”从此，高邮战役的有关争议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注：本文中述及相关人员的职务均系当时在任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