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柳青

从8月23日到27日，“百老汇璀璨夜全明星音乐会”在上海大剧院唱足六场，每一场，现场气氛的最高潮总是出现在《汉密尔顿》的选曲《我的机会》唱响时。从2015年到今天，音乐剧《汉密尔顿》在上演时、在上线时、甚至在演唱会中，总是现象级的。

八年过去了，《汉密尔顿》褪去“百老汇救世神作”的光环，时代语境的变化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它的风评和接受度。回望首演时，它被视为披着历史剧外衣的时代童话；时过境迁，历史的阴影覆盖着没能兑现的童话，成就剧场神话的金童成了被历史征用的形象，即便林-曼努埃尔·米兰达把“汉密尔顿”的角色交给了别人，而舞台上少数族裔的狂欢仍是对胜者历史的重述。

这不是1776年的档案，这是2015年的童话

2015年2月，《汉密尔顿》的首演不在百老汇，而是在曼哈顿下城东格林威治村的剧院。《汉密尔顿》的百老汇首秀要到这年八月，期间它在外百老汇卖到一票难求，在社交媒体上的热度堪比名媛詹纳·肯豆，有剧评人在文章里写：怎么谈论《汉密尔顿》都不嫌多。

当时的百老汇已太久没有一部能同时点燃普通观众和行内人的作品，被质疑成为“服务于旅游观光业的生意”。1950年代以后，音乐剧里的歌舞和流行音乐市场逐渐脱节，成为两个没有交集的圈层，长达半个世纪，百老汇没有生产出能“打榜”的金曲。进入20世纪，有悲观的评论人甚至形容百老汇是“花团锦簇的苟延残喘”。纽约某大报刊发的第一篇关于《汉密尔顿》的评论，第一句话是：拉斐特街的剧院里正在发生一场音乐剧革命。作者认为，《汉密尔顿》的词曲和编导让人们看到音乐剧在形式层面不是死气沉沉“完成式”的，它仍然有改变的空间。

《汉密尔顿》之前，嘻哈说唱曾数度作为点缀被引入音乐剧，然而两者形同怨偶。林-曼努埃尔·米兰达足够大胆地用说唱架起一整部音乐剧的七梁八柱，而且还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音乐剧，他把看似矛盾的元素并置在舞台上，在粗豪的歌词、精致的历史剧风貌和硬核历史档案之间不断穿梭，流动变化的风格缔造了这部作品独特的风格。

《汉密尔顿》的词曲重塑了音乐剧和流行文化之间的距离，也重塑了历史和现实的距离。米兰达的剧作素材来自2004年出版的同名传记，他用鲜活的时代语言“翻译”了欠缺温度的历史档案。“我们是移民，我们创造了一切，我们决定自己的命运。”在口号式的歌唱里，1776年的美国和2015年的美国重合了：在英王乔治三世看来，新大陆的移民们是粗鄙的下等人；米兰达是波多黎各裔的后代，加勒比海移民在当代美国社会遭受着顽固的歧视。汉密尔顿在剧中反复唱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满台黑色、棕色、黄色皮肤的演员们穿着精致的古装，组成一道cosplay的风景线，他们在历史剧的化妆舞会里歌唱美国的当代之声。美国少数族裔演员们扮演着被印在美元钞票上的历史人物，这构成了戏剧化的类比和隐喻——汉密尔顿和华盛顿颠覆了英国贵族的秩序，米兰达和他的同伴们改写着音乐剧舞台上的秩序，并希望这种挑战能延伸到剧院的围墙外。

“我年轻，邋遢，饥渴，但我不会错失我的机会。”贯穿于全剧的这句歌词表达着赤子天真的野心，1776年的往事照亮2015年的童话，台上台下、台前幕后的人们都愿意相信，年轻的局外人能改变现实、创造未来，人们走出剧院的时候愿意相信，一种新的、更好的秩序不仅是可能的，并且近在眼前。

它改变了舞台修辞，却无法改变历史书写的逻辑

真实的汉密尔顿出生在加勒比海的内维斯岛，自幼父母双亡，12岁时，他显露不同寻常的写作能力，此后，“笔杆子”改变了他的命运。“书写”首先是个人能力，继而变成掌控话语的权力。米兰达在写作中敏锐地捕捉到这个细节，《汉密尔顿》真正呈现的并不是一个历史人物的人生戏剧，而是他怎样利用写作的天赋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他握住了话语权，个体与国家的历史在他的笔下成型。

说唱是从街头生长的语言，它从泥泞的底层中来，嘲笑克己复礼的“上流矫饰”，它是对权力话语逻辑的反抗，本该是另一种历史想象的逻辑。而在《汉密尔顿》里，草莽风流的说唱完成对“档案”的复述，历史在舞台上显露了它强大的惯性，这是对过往“书写赋权”的巩固，而不是撕开一道新的裂缝。2020年，纽约某大报的专栏编辑们在《汉密尔顿》全剧上线时展开了一场激烈讨论，他们认为：当社会语境要求反思既有的历史逻辑时，《汉密尔顿》变成了一个过分安全以至显得保守的作品，它回避了那段历史所背负的原罪——它只能提供新的舞台修辞，却不能给出新的历史想象。

并且，当年的童话成为未能兑现的诺言，族裔和阶层的落差成为一道赤裸的伤疤，一群少数族裔的演员演出一段白人以胜者立场书写的逻辑，这其中的语义是暧昧、甚至是尴尬的。

扮演“汉密尔顿”这个角色，让米兰达在美国戏剧界一飞冲天，但这个角色征用了他，一个带着加勒比海拉丁血统的青年，成了汉密尔顿在这个时代的魂器。这让很多加勒比地区的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在感情上无法接受。汉密尔顿创造的美国金融系统是加勒比地区遭受剥削的根源之一，他是带来苦难的白人压迫者之一，历史的陈年创伤仍在作痛，加勒比的后代却成了压迫者的代言人，这何尝不是荒唐的。所以不奇怪，2019年米兰达衣锦还乡，带着《汉密尔顿》到波多黎各巡演时，遭遇前所未有的争议和质疑。

在这个意义上，一部全白人版的《汉密尔顿》或许才是必要的，比起舞台表意的反叛，这个题材更大的挑战在于能否向此时此刻的现实敞开黑暗之心：胜者的后代是否有勇气再现历史的现场，忏悔他们先祖的孽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