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科举、武举或者是其他方式成为官员，从而获得正式居民身份，是唐代外国人的重要出路。

据记载，历史上在唐政府为官的非汉人有数千名之多。太宗时期突厥人阿史那杜尔官拜左骑卫大将军，甚至还做了驸马；武则天时期，波斯人阿罗憾入朝拜相，被封为金城郡开国公；日本人阿倍仲麻吕居留唐朝五十年，曾任安南都护、镇南节度使，专门管理外国事务，日本派来的多届「遣唐使」也对日本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到玄宗安史之乱时，我们耳熟能详的几员大将，反叛的安禄山来自突厥，站在唐一方的高仙芝是高丽人，哥舒翰是突厥人。

哪怕是较为衰落的唐代后期，也有新罗人崔致远做过翰林学士，前文提到的黑衣大食人李彦升进士及第，后也做到此职。政府中有如此之多的外国官员任职，这在以前是罕见的。

△卧驼和牽驼俑·唐代·西安博物院藏

除官员之外，在唐代生活的外国人中，僧侣也占了很大一部分。鼎盛期的唐朝对宗教的态度是较为宽容的，不仅佛教徒大量涌入，祆教和景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也都有众多的教徒在长安一带活跃。不过因当时的统治者更为偏爱佛教，所以外来宗教的传播还是以佛教为主。

唐代佛教盛行，后期甚至达到可以动摇统治的根基的程度。韩愈谏迎佛骨被贬事件也体现出佛教在唐代鼎盛期的受追捧程度。另外，广州等通商口岸的宗教人士和商人数量也颇为惊人。

据阿拉伯人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唐代末年黄巢起义时曾攻入广州，屠杀了大量寄居城中经商的外国教徒。这一事件国内史书没有记载，其记载的数字也未必准确，但至少证明哪怕在风雨飘摇的唐代末期，外国人的流动数量也相当可观，鼎盛时期的国际化程度也由此可见一斑。

△三彩胡人牽骆驼俑·唐代·故宫博物院藏

强者心态基础上的文化包容

陈黯的《华心》和程晏的《内夷檄》虽然反映了唐人在思想上的开放和包容态度，但我们也可以从中清楚感知到占主体族群地位的汉人对洋人的复杂态度。对已经「文明内化」的外国人的包容共存和对汉人与一般外国人的差异的强调，构成了唐人较为矛盾的族群观念，这也为之后宋代保守的族群思想埋下了伏笔。

比如，在《华心》中，接受外国人做官的态度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内化于心」。只有在思想上完全认同、追随华夏文明，并且通过汉人的科举制度被选拔上来的外国人，才能担任官职，给予管理国民的重任。

这就意味着，唐人对外国人的包容开放，是建立在此人已经汉化的前提之上的，而且这种汉化被公认为一种称赞和表彰。

△三彩骆驼载乐俑·唐代·甘肃省山丹县博物馆藏

在唐代的诗歌和笔记等文献中，班茂燊统计了汉人对非汉人的一些广泛的偏见，比如认为外国人没有忠诚的观念、野蛮不开化、贪婪好利、狡诈又智力不足，以及一些固有印象，如善于作战、勇敢、与动物关系亲近，这些观念都指向一种「非人性」，而不仅仅是族群之间的平等差异。

换句话说，在唐人的传统观念中，外国人的长相、生活习惯、思想文化都是一种对人类正常模式的背离，这是人与非人的差别，而不是人与人的不同。

当然，以当代的族群平权意识去苛求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唐人是不合适的，但这可以让我们意识到唐代的「包容开放」也是有其特定要求的：

在唐人的世界观里，汉化等于人化，地域和血缘退居末次。一个外国人在汉化之后，才真正具有了人的资格，才有了与汉人平等的前提。

而对于汉化程度并不高的群居移民，唐统治者是较为恐惧担忧的，严格的管理政策和对于其后代的强制融合政策，都体现出唐统治者在对待并没有汉化的外来族群时，依然持恐惧和防备的态度。

△彩绘胡服女俑·唐代·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这一思维模式所倚仗的，正是当时唐代强大的国力而带来的文化辐射与向心力。

随着唐朝的衰落，经过五代十国的混乱之后，偏安的宋朝对洋人的态度开始明显变得保守起来，归根结底，这并非单纯是因为汉人对外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更大的原因还在于，随着国力和文化影响力减弱，汉化的外国人数量已减大大减少了。

本文节选自知中ZHICHINA

012特集《洋人》

撰文 | 孔德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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