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段分裂战乱的时期，虽然五代十国分裂割据、频发战乱，但在这个时期，社会文化与人文艺术皆有了很长足的发展。从文化角度解读五代十国时期，社会上涌现的新兴艺术形态，不难看出在这段时期中人们对文艺的需求与精神境界的思考又上升了很大一个层次。

正因为五代十国的社会形势不够稳定，因而催生了题材广泛、体裁不一的多种文艺形式。而形态多样、寓意丰富的人物画正是多种文艺形态中出现的一朵奇葩。加上五代十国上承晚唐下启北宋，其画作在题材上发展得更为丰富，在目的上则显得更为多元。劝诫、教育、颂德、娱乐世俗功能皆含在内，在题材类型上，五代十国的人物画又可大致分为宗教绘画、肖像题材与其他新兴题材。

一、以佛、道二教为例，宗教题材人物画着重刻画人物细节、塑造仙神个性化的世俗形象

在多元繁荣的五代十国人物画题材中，宗教题材可以称得上是占据主要地位的画种。不同于汉晋时期画工画技的启蒙，或者是盛唐晚唐时内容较为统一、目的较为单纯的宗教画。五代十国时期的宗教人物画并不以传教约束、建立信仰形象为主要目的，相比之下而是加入了许多画家的个人喜好与倾向。

这也与相对较为分裂的社会形态有关，不安定的社会形态往往会激发多种多元的思想流派。故而五代十国的宗教人物画不具有强烈的官方传教气息，反倒激发了多种多样的个人审美特征。五代十国时期的宗教人物画主要为两个教派服务：一是佛教，二是道教。

在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的卷二中，就有记载五代的画家王乔士：

“工画佛道人物，尤爱画地藏菩萨、十王像，凡有百余本传于世。”

从这里以及其他的多种记载中可以看出，五代十国时期基于佛教的宗教绘画，地藏菩萨与十王像的出现率是极高的。虽然没有了为官方传教服务的功能，但是十王像等“冷门”佛像的画像，仍然具有一定的道德约束作用。

除了地藏菩萨与十王像之外，罗汉画像在五代十国时期也逐渐兴起。当时最善刻画罗汉的有张玄与贯休二位大家。贯休的画种多刻画肤色黝黑、浓眉挺鼻的罗汉像，其所刻画的奇特形貌与其生平经历有关。贯休本是唐末五代生人，青年时正逢社会动乱，于是入蜀地以避风头。在蜀期间，贯休与那些深目高鼻、面相凹凸有致、与中原人大相径庭的西域僧侣接触，于是在脑海中刻画出了罗汉的雏形。

如果说唐朝的宗教画像大多都带有浓厚的政治气息，那么五代十国的宗教人物像则多注重与细节与人物个性的刻画，画中人物一改刻板印象，为观者带来崭新的视觉感受与深层认知。

如今，德国柏林印度美术馆中珍藏的《菩萨头像》就是此时期人性化佛教宗教画的典例，其上色与线条皆细腻有致，在人物的刻画上，一改前朝雍容华贵的“佛系”笔触，反而清秀隽美，在总体的审美上更加接近生活中的常人，刻画出了女性娇美的肌肤。

而至于同时期的道教宗教画，其表现形式基本也是如此——并不直接在画面上大开大合地表达道教形象，反而在一丝一毫、细腻笔触间反映出清幽的道派学韵。例如如今还无法确定准确时期的《阆苑女仙图》，绘画题材是展现瑶池阆苑中悠然自得的女仙们的生活场景。

虽然整篇篇幅中并未过多地展现方道元素，但阆风苑是道家仙境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处，在道家学说中，此处仙境位于昆仑山山巅的西王母住所。画中对场景的刻画也至仙至道，中有亭亭玉立的松柏、氤氲环绕的烟气，好一派游离于浮生的仙境之景。

只不过，画中的女仙较往昔的大部分宗教画更具有“人”的特征与体态，各个婀娜多姿、姣好秀丽、眉清目秀，有的垂眸抚琴、有的则闲庭信步，于无序之中展现出了道家所追求的桃源闲适之景，更表达了永葆青春的美好念想，自然与当下的审美趋势不谋而合。

二、五代十国社会题材人物画面面俱到，既满足了政治功用等实用性功能，也满足了人们接近世俗的审美需求

五代十国具有独到特色的人物画除了宗教绘画之外，最多最为普遍的就是社会题材人物肖像画了，社会题材的人物肖像画比宗教题材更为直观地贴近人们生活，且有着不尽相同的审美导向与社会作用。

首先不得不提及的便是五代十国的肖像人物画具有一定的政治和军事作用。五代在唐朝的基础上，在画技画工方面摆脱了相对较为刻板的类型束缚，更注重于表现人物的瞬间动态、心理刻画，从而在总体上显得更为传神和形象。

在五代，朝廷专门设有为皇帝、朝臣绘画写真的画真官。尤其是西蜀，对王公贵族肖像画尤为重视。在这个领域中的肖像画，具有一定的布威和教化作用，将帝王或者朝臣的肖像以画作形式广布朝野，这样有助于在民众间的政治宣教。

其次，此类肖像画还具有一定的谍报作用，也称“谍画”。宋太祖赵匡胤就曾派画真官潜入敌国，写其首脑肖像并传回国内，再根据肖像的模样制定一系列的军事决策。这一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肖像画的发展。

另外一种具有较强纪实作用的肖像画便是仕女画了。仕女画并不是五代十国的专利，往前追溯到汉晋时期也有所发迹。只不过五代十国的仕女画，相较于仕女形象大多微胖丰腴、雍容华贵的晚唐，其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脱离了统一的刻板，向更加个性化、写实化的方向进行描绘。

例如周文矩所绘的《宫中图》，在笔法上十分讲究细节的刻画。一改柔软的笔调，使用韧劲挺拔的“战笔”以表现仕女的衣纹，且没有一名仕女的姿态是有所重复的。在人物零零散散约莫八十人的长卷中，除了这些各具华姿的妇女外，天真可爱的儿童也被描绘得出神入化。统共八十人的组合也构图也颇具技巧，让画面呈现平衡的美感。

而另一具有写实题材的便是同时期的官僚绘画了。周文矩除了广为人知的仕女图外，也曾为不少官僚所请，当场刻画这些官僚逢大宴大会、重要事件时的场景。例如《重屏会棋图》中，周文矩利用中心构图，完美地突出了人物主体，让画面井然有序的同时，也注重刻画了当时的家具摆设，背景中两扇瑰丽的屏风相互重叠，细节一丝不落，反应了南唐时期的宫廷生活。

三、五代十国人物画的纪实性大于写意性，题材向宽泛化、细微化发展，营造出取材多元化的绘画环境，促进了绘画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人物画在盛唐时，就已经得到了十足充分的发展。而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日渐丰富的社会思想与人们文化认知的影响，本就画技趋于成熟的人物画，在此时变得更加具有个性与特色。细节描绘的加入，也代表着画作向更加世俗化的方向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画家的阶层分化也逐渐趋于明显。民间画家、文人画家、贵族画家，不同社会阶层的画家有所不同的作画职能分化，甚至每位画家所专精的题材与领域都是不同的，很大程度地促进了人物画向多元方向发展。

除了肖像画、仕女画、官僚画等具有高度写实特征的画作之外，其他一些少数派题材也层出不穷。这一方面体现出了社会对绘画审美需求的逐渐丰富，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后世对当代世俗生活的研究。

例如文人士大夫题材的作画，画中多通过人物刻画、场景摆件刻画，体现出文人的身份与文人的精神境界。在《挑耳图》中，以文人坐在绘有高山流水的屏风前专注挑耳、无心看书，表达了文人所追求的闲适高雅的生活氛围。

同时期，历史题材也大受画家青睐。历史题材可以说是文人画的一种衍生与发展，画家多在画面中还原历史场景、重现历史人物，在将故事绘成绘卷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文人先杰的一种追思、以及同样追求文雅境界的致远情怀。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边缘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和中原往来密切。故而五代十国时期也少不了少数民族题材的纪实画作，其中一些少数民族画家，例如耶律培等，就曾吸收学习了中原的画技。诸多的少数民族绘画题材同样展现了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场景，是为当时绘画题材的又一种丰富体现。

诸如《小儿戏马》、《弹棋》、《诊脉》等社会风俗题材画的出现，也可谓五代十国时期绘画发展的一项特殊景观。一部分画家不再拘泥于宗教、宫廷、上流社会等固定题材，转而把目光转移到民间。从平凡的日常中寻得新的闲适意趣，不失为五代十国人物画个性发展的良性影响，有利于人物画从写意转为写实的风格改变，也促进了绘画题材多元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旧五代史》

《五代史记》

《十国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