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一直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了解天津的历史，不能不对天津的商业历史有所认识。经过六百多年的发展，天津从运河边上一座军事要塞，逐渐演变为现代化国际大都会。纵观天津的成长历史，可谓因商而兴。综合相关史料，让我们一起试着对天津近代商业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初步探讨。

钞关移津

运河沿岸商贸由集市到街区

天津城旧称天津卫，最初是一座“兵民杂居”的军事要塞，北城与东城毗邻大运河。大运河在明代已成为沟通南北的重要商路，由于漕运与盐业的发展，天津逐渐形成大运河北端的商业重镇。其发展进程中，经历了由集市到街区的转变。

天津城最初的商业活动主要是集市，城内只有宝泉、仁厚、货泉、富有、大道五个集。明弘治年间又在城外增设通济、丰乐、恒足、永丰、宫前五个集和安西市，形成了十集一市。每集三天，几乎天天有集。位于老三岔河口的天后宫，早年大量南货在此卸船，船民祭拜林默娘娘同时，顺便在此补充生活必需品，为此宫前集应运而生。宫前集又分为宫南、宫北两集，随后在此基础上，以天后宫为中心的三岔河口地区河沿地段，又形成了粮市、银市和鱼市等。

天后宫的繁荣离不开庙会。庙会，天津人又称皇会，每到天后林默娘娘的生日，不仅天津人出会庆贺，山东、河北一带的船户也前来进香，且“香船之赴会烧香者，许带土产，关卡并不抽税。由御河（南运河）起沿至北河（北运河）、海河，帆樯麕集，芥园、湾子、茶店口、三岔河口，所有可以泊船之处，几于无隙，可寻河上黄旗飞舞空中，俱写‘天后进香’字样”。船户带来的特产可在皇会上交易。于是在皇会的带动下，天后宫一带的商业繁荣一直延续下来。

清代初期，天津商业经济由集市转向了街区，形成运河沿岸的商业中心，这与钞关、盐关移驻天津密切相关。天津是南北漕粮的转运地，也是长芦盐的生产地。历史上，漕运与盐业是推动天津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康熙四年（1665），钞关由河西务移驻天津，因其在天津所有税关中规模最大，且位于城北，俗称北大关。北大关与崇文门、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北新并称运河的七大钞关。钞关主要征收船税，以载运商货的船户为课税对象，为此北大关附近的南运河停泊大量南来北往的商船，形成了北门外运河码头。这些商船在等候缴税的同时，进行着各种商业贸易和交易。康熙年间，长芦巡盐御史署与长芦都转盐运司分别由北京、沧州移驻天津，加强了盐业的税收。盐商在河东一带筑盐坨，并将芦盐分发各地。早年间，涌入天津的各地商品种类繁多，如闽广一带的蔗糖、茶叶、纸张、海货、木料、干鲜果品，江浙一带的丝绸、布匹，江西的瓷器，江南的竹木和竹制品，河南的粮食，辽东的豆类等。这些商品汇集天津，就地成交；回程在天津装上药材、核桃、红枣、瓜子等。

随着天津商业贸易的发展，旧城北面与东面的沿河地区，渐渐形成了竹竿巷、估衣街、宫南宫北大街等商业街区。康熙十三年（1674），竹竿巷口有了中和烟铺（1940年前后更名五甲子老烟铺），说明当时形成了一些商店。雍正三年（1725），改天津卫为天津州。雍正九年（1731），天津升州为府，同时设立天津县，为天津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了乾隆时期，城北、城东沿河一带已经十分繁华，这些不仅在乾隆年间的《潞河督运图》上有所体现，在乾隆举人杨一菎的《天津论》中，更有“繁华热闹胜两江”的赞誉。据道光年间《津门保甲图说》记载，经商的铺户在东门外和东北角有3416户，北门外和西北角有4084户，说明清代中期的天津商业已形成规模。

由于各地商人云集天津，又有栈房、公所、会馆相继开设，光绪年间《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中，记有山西会馆、闽粤会馆、江西会馆、山东济宁会馆、福建邵武公所、广东潮帮公所等。会馆或行帮公所是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团体，大量的工商业会馆出现，对保护工商业者的自身利益、协调行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国传统的商业投资主体是家族式的，多是独资或几个股东合资经营，股东既是投资者，又是经营者。股东的家庭收支是与商业经营联为一体的。乾隆、嘉庆年间，天津已有了知名的富商大户，有的承办盐务，有的从事海运，还有粮商兼地主。富户豪门在天津社会影响颇大，形成了“八大家”的说法，并在民间广泛传播。

从咸丰初年开始，“八大家”在当时已得到社会上的公认。在各大家族姓氏之前，人们习惯冠以堂名字号或居住地，也就是：天成号韩家、益德裕高家、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正兴德穆家、振德黄家、长源杨家、益照临张家。八大家中从事盐业的有四家（高、黄、杨、张），粮业的三家（石、刘、穆），海运业的一家（韩）。这些家族在敛财致富之后，又广泛投资于当铺、粮庄、银号、绸布庄、杂货铺等其他商业。如天成号韩家，除养海船数十艘外，还贩运粮食，开设当铺；长源杨家除承包四县的盐引外，在天津及外埠开设了二三十座当铺；穆家经营粮食发家后，以开设正兴德茶庄而著称。清代，以“八大家”为代表的商人阶层，是当时天津本土商业的投资主体。

开埠通商

中外商品集散地引领经济转型

1860年，天津被迫辟为通商口岸，从此成为北方贸易港口和工商业城市。为了适应对外经济贸易的需要，清廷在天津设立了三口通商大臣（后改为北洋大臣）和津海关道。1870年，治理“畿辅”的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并加授钦差大臣关防，此举意味着此后中国的对外交涉中心，由上海转移到天津。随着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外贸易的加快、九国租界的建立、洋务运动的兴起，天津城市经济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

开埠第一年，有13个外国商人来到天津，他们将洋行开设在天津东门外与东浮桥一带。天津近代商业，是由外国产业资本的销售机构——洋行直接引进的，但外国商人的致富与享受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密切相关。茶叶是俄国商人在华最初投资的项目，凭借条约从陆路运至天津，可享受进口正税“按照各国税则三分减一”减税优惠。为此俄商觅得了商机，他们按照条约规定将茶叶从汉口经上海运到天津，再用船运往通州，从通州由骆驼队经张家口越过沙漠的古道运往恰克图，然后运往西伯利亚与俄国市场上去。上述减税优惠，使天津成为茶叶的转运基地。俄商自汉口经天津转口的白毫茶，由1875年的4276638磅，增加到1879年12068216磅，获利甚丰。此后俄国商人纷纷在津设立洋行，如斯塔尔采夫在宫北开设顺丰（萨宝石）洋行、巴图耶夫在河北开设阜昌洋行。他们将茶叶运经张家口后，为避免运输返回空载，又将口外的皮毛运到天津，经加工、打包后又出口欧洲，天津又成为皮毛出口的重要基地。皮毛出口又使外国商人获取高额利润。

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和外国侨民的增多，外国商人在天津陆续开办一些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工厂。如1874年成立英商驳船公司，经营轮船拖驳运输和船舶维修。1881年，英商高林洋行洗毛打包厂正式成立，这是天津第一家羊毛打包厂，几乎所有出口商都在这家工厂为要装运的羊毛清洗打包。此后，仁记洋行、隆茂洋行、新泰兴洋行、阜昌洋行也先后建立了洗毛打包厂。不过高林洋行启动较早，又兼营出口业务，生意越做越大。高林洋行又在紫竹林码头投资盖仓库，开展货栈业务，遂成当时天津最大的洋行之一。

由于天津的外国人日渐增多，一些外国洋行纷纷扩展经营，如原以经营茶叶、皮毛为主的顺丰洋行斯达尔采夫、阜昌洋行巴图耶夫，都将获利的资金用来购买大量土地，建成住宅、栈房和工厂，摇身变成天津显赫一时的房地产商。

1890年天津各国洋行达到47家。天津逐步成为中外商品进出口集散中心，与对外贸易有关的货栈、运输和报关等行业相继产生与发展，为进出口服务的金融机构，如传统票号、外国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在天津纷纷建立。1864年到1900年，不到四十年时间，天津的进出口贸易量翻了40倍。

在中外贸易中，外国洋行经常利用中国代理人即买办进行商业活动，为此又形成了买办阶层。天津早期买办有广东帮、宁波帮、天津帮之分。天津买办的鼎盛时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洋行业务的开展，买办大发横财。其中怡和洋行的梁炎卿、太古洋行郑翼之、汇丰银行吴调卿、道胜银行王铭槐等，在天津号称“四大买办”。早期的一些买办受到清政府的严格控制，如汇丰银行吴调卿既是买办，还是清廷官员，先后任关内外铁路总局督办、京师农工商总局督办大臣等职。1860年天津开埠初期，对外贸易规模有限，只有对日本、东南亚等少量直接出口，多以上海为中转的间接贸易。汇丰天津分行成立后，时逢以天津为基地的北方洋务运动兴起，汇丰银行开展了一系列业务，促进天津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吴调卿在为官、从商的同时，还开办天津最早的火柴、织绒、硝皮工厂，助力天津迈向近代化。

与此同时，时逢清末洋务运动及袁世凯发起北洋实业新政，一大批民族资本入主的新型厂矿企业、轮船铁路、邮政电报、学校医院等纷纷创立，开风气之先，使天津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引擎。民族商业的发展与天津新型商业组织的出现密不可分。1902年，天津商务局成立，委任吴调卿与王铭槐为总办和帮办。由于商务局是官办机构，得不到商人的支持，很快被淘汰。1903年4月，成立了天津商务公所，即天津早期的商会。天津商会是中国最早的商会之一，是近代社会在中国北方最为活跃的商业民间组织，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作为政府与工商业者的联系纽带，成为各项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环节，天津商会发挥了其他市场中介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成为清末民初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从1860年天津开埠到1912年民国成立，历经五十二年，天津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面貌、思想意识都发生巨大变化。近人金钺在《天津政俗沿革记·序》中言：“数十年来，国家维新大计，擘画经营，尤多发轫是邦，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由此说明天津工商经济发展，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巨大。

由县改市

北方商业大都市步入繁荣期

近代以后，天津经历多次战争侵扰，社会动荡，商业衰败。

1928年，天津由县改为特别市。行政地位提升，城区扩大，使得城市建设获得较快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一个大城市轮廓业已形成，由县改市后的社会稳定，也为天津商业的繁荣注入生机。

首先，商业投资主体发生改变。民国以后，有大量的清代遗老和落魄军阀政客寄居天津，形成新的商业投资主体。这些投资者摈弃了传统商业家族式投资模式，越来越多地采用新式公司的组织形式，如启新洋灰股份公司、中原百货股份公司、裕元纺织股份公司等。这些新型投资者还有一部分曾是外国商企的买办，如汇丰银行买办吴调卿、井陉煤矿买办高星桥等。

其次，金融机构为商业融资提供了发展条件。20世纪初，天津有中外银行100多家，银行资本总额占全国15%，资金流量居全国第二。其中的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是当时享誉全国的中资银行，又被称为“北四行”。

再有，推动了新型商业实体的建立。除了投资形式的变化外，新型商业实体注重商品的橱窗展示以及各种媒体的广告宣传，销售过程还采用减价让利、有奖购物等促销手段。新型商业街区中各种商店成龙配套，白天人头攒动，夜晚霓虹闪烁。尤其是大型综合性百货公司的设立，将天津商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传统商业不同，大型商场在设立时不仅采用股份制，还采取对外招商的办法，集合一切优势商业。1928年元旦，中原公司正式开业。其以规模宏大、货色齐全、设备先进而吸引着消费者。开业后以“始创无二价，统办全球货”的优势闻名华北。同年，大型商业综合体劝业场落成，以所谓天华景戏院、天纬台球社、天纬地球社、天宫影院、天露茶社、天会轩剧场、天乐戏院、天外天屋顶花园等“八大天”娱乐，带动商场的百货餐饮，游客蜂拥而至。

劝业场建成后，交通旅馆、惠中饭店、浙江兴业银行等纷纷兴建，渐渐形成梨栈大街商圈。与其他只是一条街区的商圈不同，梨栈大街向周边外溢比较明显。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年代是劝业场繁华地区形成时期，仅影剧院、饭店、舞厅、浴池在此开业的有近60家。

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前期，是天津商业发展的一段黄金时期，形成了旭街、梨栈大街、小白楼、南市、东马路、鸟市、北马路等商业轴心，涌现出一大批商家、字号。据不完全统计，至20世纪30年代，天津商贸行业，在市区范围，华界有14类、128个；租界有18类、132个；零售商店合计25400多家，从业人员不下10万人，约占当时天津从业人口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天津由县改市促进了本地商业的繁荣。

回顾天津商业的形成与发展，从中可以感悟到：天津商业所经历的每一次变化和每一次进程，无不受到政治、经济、交通环境的影响。认识了解天津商业的历史，不仅可以加深对这座城市的认识，还会从中有所思索与比对，进而增强当下发展天津、繁荣天津的信心和勇气。

运输多元

商业中心不再限于旧城河岸

天津位于九河下梢，是南、北运河的交汇地，“路通七省舟车”。优越的地理位置造成南北商品的涌入与输出，为天津商业的繁荣增添了活力。

李鸿章发起北方洋务运动后，重视提升天津城市的交通运输功能。在他的授意下，1872年成立轮船招商局，开辟了天津至上海的航线，海运漕粮，同时兼揽客货运输。光绪八年（1882），成立北洋工程局，筑修了由督院浮桥（大胡同南口）至紫竹林法租界北端（今锦州道）的沿河大道。后随着租界的扩张，英、法、日租界与天津旧商业中心连成一片。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金华桥”，成为天津第一座悬臂式可开启式的西式铁桥。同年“津唐铁路”建成通车，使天津成为京奉、津浦铁路的交汇点，进而使天津与六条铁路相连。这六条铁路构成华北铁路网，而天津是重要的铁路枢纽。华北铁路网的形成，使天津经济腹地向外扩展，增加了物资交流的数量，使商品货源开发更加广泛。

从天津开埠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天津进出口贸易和关税位居全国第二位。由于自然和地理条件限制，海河航道曲折多淤。1897年，天津成立海河工程局，致力于海河航道的治理与疏导。此后在海河三岔口以下进行了六次裁弯取直工程，实现了河道缩短、河床断面增大、航路的纳潮量增加的效果。1924年，有1502艘轮船到达天津口岸，其中有1311艘驶进天津租界河坝码头，成就“一个空前的航运年”。随着水陆交通的改善，传统的货栈开始向铁路线及海河码头沿岸转移，形成新的仓储运输基地。

另一方面，传统的商业中心也因有轨电车这类公共交通的开通而获得延伸。20世纪初，城市商业中心由老城区向租界地区转移。推动商业中心转移的首要因素，就是电车的出现。1901年，八国联军控制的都统衙门拆除天津城墙，修建了东西南北四条马路。1906年6月2日，环城电车线路工程完工，其线路从北大关起，分别驶向东、西两面，沿天津旧城马路环行，俗称“白牌”电车，全线长5.16公里。电车带动了四条马路的商业繁荣，运河沿岸的商业区开始向东南转移，形成以旧城东北角为中心的东北马路及大胡同的商业延伸。

电车开行以后，一度伤亡事故频发。1905年，天津绸缎洋布商行联名上书直隶总督，反对在市内建设电车。此间，天津商会做出了许多努力，一方面协调比商电车公司，提请电车司机注意安全；另一方面与天津警察厅、比商电车公司及北洋工程局协调，将围城马路加宽，“使各种车马及行人，分别上下道行走”“既于市面有壮丽之可观，又于商家行人有莫大之便利”，此外，还监督电车公司定期检修车辆，保障车况完好，防患于未然。在天津商会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有轨电车事故率逐渐下降，电车逐步为市民大众接受，成为市内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加快了天津城市人口和商业资本的空间流动。

1916年黄牌电车穿行日租界旭街、法租界梨栈大街（今和平路）等商业街，由于电车可以即上即下，免走路之苦，促进了人们的出行意愿。1921年又增加绿牌电车线，带动法租界26号（今滨江道）的繁华，人们称之绿牌电车道，实现了商业中心又一次延伸。电车也改变了人们的出行生活状态，促使城市的商业中心由旧城周围及河流沿岸向电车沿线转移，“盖天津市发展之趋势，其初围绕旧城，继则沿河流，复次则沿铁道线，自有电气事业则沿电车道而发展”。天津有轨电车形成白牌、黄牌、红牌、蓝牌、绿牌、紫牌、花牌等电车线路，全长23.2公里，运营车辆162辆，运行区域覆盖了多国租界。公共交通促进和加速了天津的城市转型，向着近代化城市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