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反映中国历史学研究前沿,构建权威、科学、公正的历史学评价体系,引领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自2020年开始推出年度报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旨在梳理研究进展、盘点研究热点、评选优秀论著。通过专家推荐、大数据采集、课题组筛选、问卷调查、专家审定等程序,我们评选出2020、2021年度中国历史学十大研究热点、五部优秀著作和十篇(组)优秀论文。现予陆续发布,敬请关注。
一
点评专家:万建武(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是学习研究党的光辉历史,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的关键所在。曲青山研究员所著《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一书,为我们正确把握这个“关键所在”提供了成功范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深刻解读党的百年历史经验的科学结论。该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和阐释力。
从历史发展中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是深刻解读党的百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方法。该书坚持三个“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用大历史观和人民立场的宏大视角分析党的奋斗历史,揭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必然性。
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和政治自信,是深刻解读党的百年历史经验的科学结论。该书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系统梳理党的历史脉络和伟大成就,深入研究重大论断和标识性概念的丰富内涵,探讨重大事件和重要思想的历史作用,诠释了党百年历史经验的精神实质和启示意义。
二
点评专家: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一个学科的学术史对于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书将百年来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发现及重大研究成果,按照石器时代、夏商周时代、秦汉到宋辽金元明清时代考古、科技考古及各个考古学专题研究分为4个部分,每部分包含约50个研究课题。该书所涉课题,均聘请在相关领域有深度研究并具有较高知名度的“50后”、“60后”大学教授和科研单位研究员领衔撰写,同时聘请部分“70后”、“80后”的副教授或博士参加。每个课题以时间顺序进行回顾,主要内容包括:对于各领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发现、重要研究成果(包括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重要的学术论文和研究专著)的出版,相关领域研究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观点的提出,新的研究理念和理论、方法的应用及产生的影响等,并结合国内外学术背景与动态进行分析和点评,包括对该课题今后发展方向的前瞻,并附大事记,以增强该书的资料性。
全书共917万字,参加撰写的学者共276位。该书于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出版,可以说是全体作者和承担编辑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献给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诞辰的一份厚礼,也是献给全国考古学界和史学界以及关心考古事业的社会公众的一份礼物。通过这部书,可以使读者全面了解中国考古学各个领域、各个课题的研究历程和取得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书是一部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中国考古学“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三
点评专家: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于沛研究员的《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是一级学科——世界史的断代史,其考察与讨论的时间范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段时期正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轫期与早期发展期,也是世界史各分支学科——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现代史、断代国别史和史学理论等方向,从草创、模仿西学到初步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
关于这段学科史,以往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各分支学科的历史考察,但从一级学科的整体角度出发,综合性地、具体地再现我国世界史教学与科研的过程,尚无人尝试。这可能是因为世界史时空范围宏大,涉及的分支学科、当事人及其成果为数众多,且早期的世界史学人往往是杂家,有关史料收集不易,一般学人力所不逮,因此很少有人做这样的大题目。该书作者勇于挑战这一难题,并写出具有相当广度与深度的断代史专著,填补了史学史学科的空缺,有助于世界史学人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学科。
作者视域开阔,能够把自己深厚的史学理论功力运用到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与概括中,从起源开端到初步成形,从西学东渐、亡国危机到救亡图存,包括后期新式国民教育的需要,都表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与学者的家国情怀紧密相连,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文化需要,是中华民族日益觉醒的具体体现。
作者复现了世界史各个分支学科的演进路线,肯定了早期学科创建者们的艰辛探索,批判地介绍了不同时期的史学观点,特别是分析了早期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学界的反响与回声,分门别类地叙述创建者们在史前史、历史哲学、革命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等世界通史、断代史、专题史和地区史诸方向上取得的成就与不足,为读者提供了一幅我国世界史学科早期发展的宏阔画面。
作者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第三编中以大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了唯物史观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重大影响。作者有叙有论,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影响写起,重点说明早期党的领导人对唯物史观的引进与推广,特别是李大钊同志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朽贡献,进而论及唯物史观的史学价值和对人类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以及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世界史学科的重要价值。这些都是世界史学科的重大问题,对它们的讨论为该书增添了理论思考的深度与厚度。
综括而言,《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是一部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学科史佳作。
四
点评专家:张国刚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有关她的评论与解说千百年来从未停歇,武则天研究也因此成为中古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该书作者20多年来一直关注武则天,如今终于呈现给我们一部集众家所长又立意更高的武则天研究佳作。
首先,作者富有现实人文关怀,对于史学家应肩负的社会责任有着清醒认识。作者认为,传统史学重视道德评价,新史学主张实事求是,但是后者在史学领域之外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尤其是公共史学,如历史小说与历史电视剧,对大众影响最深,却很少采纳新史学的研究成果。《武则天研究》在这方面有较明显的突破:通过正确分析武则天,树立良好的史学观念,从而帮助普通民众更准确地理解中国文化。
其次,作者全面整理了有关武则天的前人研究成果以及相关史料记载。作者通过对比史料来源,发现有关武则天的资料被系统地删除过,留存至今的史料都是武则天退位之后即后武则天时代的记载。这些史料有一个共同倾向,就是为了防范另一个武则天(女皇)的出现,对武则天尽可能地妖魔化。因此,作者利用大量的出土文书、墓志资料等,努力恢复武则天研究的“第一现场”,这也是该书最有意义的工作。
复次,这部著作更新了我们对于武则天的很多“传统”认识。比如小公主与太子李弘之死,本来都是自然死亡,但是传统史学与历史小说却沿着“女祸”的思路,将其加工为被武则天所杀。又如,武则天进入唐太宗后宫多年屈居五品才人而不得升迁,其中的原因并非性格不讨喜或者后宫争斗,而是因为武则天的父亲身为太原功臣,与高祖、太宗之间的微妙关系所致。这些以重要事件为单元的分章讨论,突出了研究重心,也成为现代史学著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最后,这部著作兼有文、史之长。语言叙述优美平实,并不晦涩难懂;剖析问题不疾不徐,如抽丝剥茧,娓娓道来,并辅以制度上的解说与铺垫,充分考虑到公共史学的受众与新史学的普及。另外,作者凭借深厚的史学功底与人文素养,不仅在史学考证与观点分析上推陈出新,而且在政治史、思想史等层面也有深度思考,从而揭示出中国古代官场运作的一些规律。
总之,《武则天研究》不是一部单纯的史学著作,也不是一部简单的历史人物传记类著作。它有着强烈的现实人文关怀,并对新时代的史学发展路径进行了严肃的思考。虽然作者的立论未必完全无懈可击,但该书仍不失为一部既雅俗共赏又严谨扎实的优秀史学著作。
五
点评专家:倪玉平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者在20多年实地调查和个案研究基础上,结合文献考证和量化分析,对明清华北商业城镇和中国传统市场进行综合研究,勾勒出明清时期华北商业城镇和市场层级的轮廓,并呈现在经济运行之下的商人、商业与市场的兴衰变化,对相关领域研究方法和对象的拓展都有启发。该书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其一,对施坚雅模式的充分利用与整体反思。作者有力修正了施坚雅基于清代成都和西南地区研究而构建的“1843年各区域城市中心地的等级—规模分布”理论,指出施氏划分的市场层级与实际情况有诸多不符之处,即使一直被认为商业发展较为落后的华北地区,其市场的发展情况也比学界以往的估计要高。由此,作者对明清时期华北地区城镇进行层级定位,认为各商业城镇的辐射范围、市场级别与其行政等级之间差别很大,多数省城、府城的经济地位往往与其行政级别不相匹配,而行政级别较低的“镇”一级商业城镇崛起,反映出明清时期市场体系对原有行政体系的突破。
其二,深化对明清时期商业发展和市场发育的认识。作者重新认识消费的积极作用,将北京、开封、保定和济南定义为商业城市。清中叶开封的人口不过10万,但商业规模达到150万—200万的水平,显示出高端消费对商业的影响,并顺利推动了华北城市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因此,“消费对于市场发育、城市人口就业均有积极的拉动作用”。
其三,从比较互动角度审视明清城镇经济发展。作者对州县城和县以下镇进行重点筛查,选取一批商业规模和腹地范围已超出一般府城的州、县城乃至“镇城”,对其发展脉络、商业规模、流通范围等进行量化考察,确定其在市场等级中的位置,进而将一些快速发展但不为人知的商业城镇勾勒出来。这些商业城镇让人们看到了明清华北城市的动态变化、城市的衰落和兴起、行政功能减弱和经济功能的增强,反映了传统中国城市向近现代行进的轨迹。该书不仅推进了明清市场史研究,对于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社会史、财政史等领域也不无参考价值。
其四,挖掘、整理新史料,拓展研究资源。该书的一大亮点是作者搜集了以往未被发掘、数量丰富的碑刻资料。商人会馆碑刻资料一般包含会馆建立的时间、出资人及其金额、修缮时间及金额等信息,表面上看这些信息似乎只对梳理特定会馆的变迁沿革有所帮助,但作者跳出用此类资料进行商帮、商路研究的常见路径,而将商号、商业活动同城镇主体紧密联系,发现其背后蕴藏的丰富经济史内涵。通过认真梳理大量碑刻资料并采用对商人会馆碑刻的量化分析方法,该书对华北诸多商业城镇的兴衰脉络、商业结构、商业规模、腹地范围等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揭示了城市商业的诸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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