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起初，商君在秦国做国相时，制订法律极为严酷，他曾亲临渭河处决犯人，血流得河水都变红了。他任国相十年，招致很多人的怨恨。一次，赵良来见商君，商君问他：“你看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的五大夫百里奚谁更高明？”赵良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不如有一个人敢于直言不讳。请允许我全部说出心里的意见，而您不加以怪罪，可以吗？”商君说：“好吧！”赵良坦然而言：“五大夫，原是楚国的一个乡野之人，秦穆公把他从卑贱的养牛郎，提拔到万民之上、无人可及的崇高职位。他在秦国做国相六七年，向东讨伐了郑国，三次为晋国扶立国君，一次拯救楚国于危难之中。他做国相，劳累了也不乘车，炎热的夏天也不打起伞盖。他在国中视察，从没有众多车马随从前拥后呼，也不舞刀弄剑咄咄逼人。五大夫死的时候，秦国的男女老少都痛哭流涕，连儿童也不再唱歌谣，舂米的人也不再唱舂杵的谣曲，以遵守丧礼。现在再来看您。您起初以结交主上的宠幸心腹景监为进身之途，待到掌权执政，就凌辱践踏贵族大家，残害百姓。弄得公子虔被迫杜门不出已经有八年之久。您又杀死祝欢，给公孙贾以刺面的刑罚。《诗经》中说：‘得人心者兴旺，失人心者灭亡。’上述几件事，可算不上是得人心。您的出行，后面尾随大批车辆甲士，孔武有力的侍卫在身边护卫，持矛挥戟的武士在车旁疾驰。这些保卫措施缺了一样，您就绝不出行。《尚书》中说：‘倚仗仁德者昌盛，凭借暴力者灭亡。’上述的几件事，可算不上是以德服人。您的危险处境正像早晨的露水，没有多少时间了，却还贪恋商於地方的富庶收入，在秦国独断专行，积蓄下百姓的怨恨。一旦秦王有个三长两短，秦国用来逮捕您的罪名还会少吗？”商君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只过了五个月就大难临头了。

读者以为：一、百里奚是秦穆公时期（约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1年）的秦国名相，因秦穆公用五张黑羊皮从楚国手中换取，故称之为“五羖大夫”，羖即黑色公羊之意。百里奚主持秦国国政期间，辅佐秦穆公全面学习先进的中原周朝文化，倡导文明教化，实行“重施于民”（惠民利民）政策，内修国政、外图霸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实现了秦穆公的春秋五霸之一的功业。二、百里奚和商鞅的对比：（1）百里奚是秦穆公主动招揽引进的贤臣，商鞅是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的推荐才受重用，所以名望，商鞅不如百里奚；（2）百里奚是推行“重施于民”的惠民利民政策，商鞅是通过严刑峻法来奴役百姓，所以功业，商鞅不如百里奚；（3）百里奚在国内施行德化，死时国人哀伤痛哭缅怀，商鞅是刻薄寡恩，积怨蓄祸，所以仁德，商鞅不如百里奚；（4）百里奚出行，再劳累也不乘车，再酷暑也不打伞，无需随从车辆，无需甲士护卫。商鞅出行，随从车辆数以十计，随车卫士顶盔掼甲，身强力壮之人担任贴身警卫，持矛操戈之人紧靠奔随，所以民心，商鞅不如百里奚。三、百里奚的施政，帮助秦国强大的同时，也自己也赢得身前身后名，深受百姓爱戴。而商鞅的施政，也帮助秦国强大，但自己与秦国除秦孝公以外的所有人都形成了对立面，最后的结局已然注定。

2.公元前337年

公子虔（公子虔百度百科）

韩国申不害去世。

公元前336年

宋国太丘县的祭祀神坛倒塌（原文：宋太丘社亡）。

邹地人士孟轲求见魏惠王，惠王问道：“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呢？”孟轲说：“君主您何必张口就要利益，有了仁义就足够了！如果君主光说为国谋利益，大夫光说为家谋利益，士民百姓所说的也是如何让自身得到利益，上上下下都追逐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只有仁爱的人不会抛弃他的亲人，忠义的人不会把国君放到脑后。”魏惠王点头说：“对。”

读者以为：一、《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就是祭祀与战争。“太丘社”是殷商及春秋宋国祭祀的神社（祭祀神坛）。商朝灭亡后西周分封商纣王的长兄：微子启于商朝旧都商丘，国号宋。宋国境内的太丘是殷商发源祖地，所以神社位于太丘，称之为“太丘社”。司马迁认为宋国太丘社的坍塌和象征王权九鼎的沦没直接同步，并预示着周朝灭亡以及秦二世而亡的“天命”所归。所以惜字如金的资治通鉴特地记载这一看似不重要的历史事件，古人看来太丘社的坍塌和国家社稷的归属是放在同等历史地位，是前后呼应的因果关系。二、魏惠王和孟子的对话压根不在一个频道上，鸡同鸭讲。经历马陵之战后的魏国实力一落千丈，魏惠王想向孟子寻求富国强兵的具体办法，而孟子回答的却是空泛的儒家仁政学说。商鞅打动秦孝公的不是尧舜禹的“帝道”思想，也不是商汤、周武的“王道”思想，而是春秋五霸的“霸道”思想，这才有了后来了商鞅变法，才有了秦国的强大。此时的魏惠王的处境，类似于得到商鞅之前的秦孝公，需要的是短时间可以让魏国迅速富国强兵的人才与政策，显然儒家的仁政思想并不符合。个人觉得，仅以这个故事来否定魏惠王确实可待探讨。孔子和孟子都曾带着学生周游列国，推行儒家的政治主张，可是都遭到各国冷遇，最后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孟子“迂远而阔於事情”，最后都是退而著书立说。可见当时历史环境下，儒家政治思想确实和各诸侯国的政治需求不合。

3.起初，孟轲拜孔子思为师，曾经请教治理百姓什么是当务之急。孔子思（孔子的孙子）说：“叫他们先得到利益。”孟轲问道：“贤德的人教育百姓，只谈仁义就够了，何必要说利益？”孔子思说：“仁义原本就是利益！上不仁，则下无法安分；上不义，则下也尔虞我诈，这就造成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经》中说：‘利，就是义的完美体现。’又说：‘用利益安顿人民，以弘扬道德。’这些是利益中最重要的。”读者以为：这段孟子与子思的对话是上文孟子与魏惠王对话的延续，逻辑上是相通自洽的。魏惠王向孟子谈利，孟子义正言辞谈仁义；而孟子向子思谈仁义，子思却和孟子谈利。逻辑上是这样：魏惠王的利是指君主的利，这种利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君主与百姓是对立面的前提下，君主的利即强化中央集权，牺牲百姓的利益来武装强大的国家机器，实现对内富国强兵，对外武力扩张，用武力建立起政治秩序。而子思的利是指百姓的利，这种利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君主“重施于民”、与民休息的基础上，百姓的利即百姓安居乐业、万家灯火，用仁义建立起政治秩序。即《易经》所说的：利者，义之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