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投稿用户余显斌/文吴家良/编辑
博尔术和成吉思汗的关系（博尔术简介）
编者按：茶语无量今日头条号将陆续推送书写南诏及大理王朝五百年的历史文化散文共二十六篇：一、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二、南诏初起，历史古道的屐痕；三、绝地反击，铁血英雄的柔情；四、归附大唐，柳暗花明的旅途；五、携手中兴，烽火绽放的烟花；六、权臣崛起，是非功过的书写；七、烽火西南，无尽征战的内伤；八、斜阳哀歌，王朝消失的血色；九、郑赵杨氏，兴盛大理的前奏；十、高歌马上，铁血深处的佛心；十一、负重独行，大理太宗的难隐；十二、翰墨深处，灵魂皈依的故园；十三、文治之曲，洱海月夜的奏唱；十四、禅位之谜，帝王袈裟的梵唱；十五、烽烟鼙鼓，智高事件的桥梁；十六、回光返照，段氏皇权的牧歌；十七、权臣夺位，前理历史的帷幕；十八、故国重启，佛性权利的言欢；十九、中兴之君，大理江湖段和誉；二十、归附宋朝，马蹄声声草木春；二十一、功成身退，紫溪深山归去来；二十二、刀光剑影，权利交锋的国相；二十三、佛寺千山，处处塔影民膏尽；二十四、五凤楼前，一声呛血的悲叹；二十五、铁血慷慨，滇东部落的背影；二十六、孤帆远影，余音袅袅的王朝。欢迎大家关注！
在《南诏野史》里记载，高泰祥死后，蒙古“遂灭段氏而有其地”，也就是说，蒙古终于将大理全部占领。在《元世祖平云南碑》里，则记载蒙古军进攻羊苴咩城如下：“下令攻之，东西道兵亦至，乃登点苍，临视城中，城中宵溃，兴智奔善阐，追及；泰祥于姚州俘斩以徇。分兵略地，所向皆下。”一切，都那样顺利那样斩截，如快刀切豆腐一般，无一点停顿。然后，是忽必烈骑着马，带着军队，挥别大理，“振旅而还”，回归草原，留下兀良哈台善后。
自己则史官笔法，“振旅”二字，写出了忽必烈胜利之后志气昂扬的情态。
接下来，兀良哈台的任务呢，“未几，拔善阐，得兴智以献，释不杀。进军平乌蛮部落三十七，攻交趾，破其都，收特磨溪洞三十六，金齿、白衣、罗鬼、缅中诸蛮相继纳款，云南平，列为郡县”，看看记载，好像兀良哈台在大理也很顺利，任务完成得非常爽快，一个接着一个，捷报频传，牵连不断，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似的。
这，是文字叙述，仍是史家笔法，有意显示蒙古大军战胜攻取，无人阻挡的情景；显示兀良哈台的高超指挥艺术。真实的情况，远不止这些，也远没有如此顺利，如此快捷。
忽必烈振旅回国后，兀良哈台的战争，这才刚刚开始。
这段时间，成为其兵旅生涯最大的障碍，甚至远远大过其一生的其它征战。
1
高泰祥被斩于五华楼，忽必烈确实长吁了一口气，觉得战事结束了，可以高枕无忧了。他弹弹袖子上的灰尘，上了马，带着姚枢他们，马蹄得得，回草原上去了。他想，那儿草绿马肥，马头琴悠扬，多舒服啊。再说，高泰祥已死，还操心什么呢？
他以为高潮已过，后面的，只不过是尾声而已，就如月夜的箫音，袅袅一缕，自会消失的。可是，事实恰好相反，后面战争的惨烈，厮杀的凶狠，远远超过前面，超过蒙古袭击大理的战争。因为，前面属于闪电战，大理军队出乎意料，一时反应不过来，也聚集不及，让大蒙古军电闪雷鸣，得以成功。成功之后，蒙古军最为正确的方法，就是迅速将十万大军铺展开来，开向各处，战和兼顾，文武并用，抚平各部。可是，蒙古军没有这样，而是在高泰祥死后，掉以轻心，竟然停止了战争的步伐，驻马洱海，立尽苍山，松懈起来。这就为大理其它军队的组织防备赢得了时间；为大理各部聚集兵力，赢得了时间。
待到忽必烈离开，兀良哈台接过军权，做了南征军统帅，他开始出军，开始继续征战。他的目的，直指大理国君段兴智，一路跟进，对方走一处，他追一处。对方守一处，他打一处，这样就形成一种线形跟进，也没有将力量平铺开来，处处攻打。因为，当时各部力量并不大，实在用不着线形攻打，一点着力，浪费军力。
他是一代名将，这次作战中，战术上可能没有问题，战略上是有着很大的漏洞的。
当时，大理末代国君段兴智，已经逃到了善阐。善阐是大理的东京，是大理的另一重要基地。从羊苴咩城前往善阐，当然会有大理城池，甚至有部族进行阻击的。
蒙古军首先进攻的是合刺章，在这儿，大概由于守城部队极力抵抗吧，蒙古军进攻得十分辛苦，最终攻下，然后马不停蹄，“前次罗部府”，在这儿，遇着高升率领的大理联军，挡住出路。
双方摆开阵势，展开大战，史书记载，“大酋高升集诸部兵拒战，大破之于洟可浪山下”。
洟可浪山，地名已不可靠，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儿已经距离善阐不远了。在这儿出现的“诸部兵”，毫无疑问，只可能是滇东三十七部。也就是说，在最为紧要的时候，滇东三十七部并未放弃自己的责任，在高家子弟的号召下，再次组织联军，随着高家的将军高升一起，来拯救已日落西山的大理国。只可惜他们力量不如人，兵力不如人，再加上战术有问题，运用集团作战，恰好入了蒙古军的彀。蒙古军最喜欢的就是兵团决战。因为，兵团作战，一般选择的都是平坦的地方——山谷沟壑是展不开兵力的，如此就便于蒙古骑兵闪电冲锋，左右包抄。平坦之地，骑兵如潮，嘶吼冲杀，战刀扬起，除了极具肉体打击力外，更具有一种震人心魄的精神冲击。
这，也是蒙古军屡屡取胜的另一个原因。
大理联军出击，给了蒙古健儿施展野战的条件。
联军虽然勇敢，虽然带着一种血气而来，到底承受不住整齐划一的蒙古骑兵的冲杀，以及排山倒海的刀光，彻底失败，四散而逃，从此再也没有组织起一次强大的联合抵抗了。以后，他们的抵抗都变成各自为战，这也给了蒙古军各个击破的机会。有人说，大理各部兵团作战不成，各个防守不成，那该如何作战啊？此时，大理各部应当联合起来，互相策应，互相支援，进行游击战，进行山地战。逮着机会，迅速联合，进行围攻，或者打援；胜利之后，迅速分散，撤离，消失于蒙古军视野之内。
滇东各部生活高山中，擅长于爬山涉水，履险如夷。
蒙古健儿善于骑马射箭，集团冲锋。
说白了，滇东三十七部开始时，是以己之短，击人之长，焉能不败？到了后来，屡次厮杀，屡次失败，有了经验了，力量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只有自杞，还堪一战。
洟可浪山之战后，一个部族在历史上消失了，也就是罗殿国。估计在此一战之下，罗殿国就彻底投降了。
罗殿是滇东三十七部之一，是强部，建国后称罗殿国，和自杞并列。
滇东三十七部，属于彝族部落，即史书所言“罗罗”，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乌蛮部落。
罗罗人强健善战，无惧无畏，“多养义士，名苴可，厚赡之。遇战争，视死如归。善造坚甲利刃，有价值数十马者。標枪劲弩，置毒矢末，沾血立死”，他们有骁勇的壮士，视死如归；有骏马长枪，有飞矢毒箭，无人可敌。因此，在大理，滇东三十七部的士兵，是国家经常倚恃的一支的力量，更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在滇东三十七部中，罗殿国所在的位置，就在大理和宋朝之间，靠着邕州。邕州是大宋和各部落进行马匹交易的地方，也是一处商贸关口，因此，当时商贸交易最为方便的，首推罗殿，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宋人的文章中处处记载，“今之马多出于罗殿、自杞诸蛮”，也就是说，南宋购买战马，大多来自这两部。或者道“即邕州置司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邕州买卖生意中，竟然将大理和附属国罗殿、自杞并列。著名诗人范成大，在广西做统帅时，专门记叙当地情况，“南江（即右江）之外，稍有名称者，罗殿、自杞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以道名，此皆成聚落，地皆近南诏”，他在文字中仍然弄混了，这些地方是不能和南诏——也就是大理并列的，因为，它们都是大理的藩属，或者羁靡州。
由此亦可见，罗殿和自杞是并列的，势力已经很大了。
南宋孝宗淳熙二年，即1175年，知广西路静江府的张栻，在给南宋朝廷上的奏议中，更是提到罗殿，认为需要防备道：“本路备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邕之所管，辐员数千里，而左右两江为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罗甸、自杞，西南有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这里的罗甸，就是罗殿，由于力量很大，战力很强，所以，张栻提请朝廷需要特别加以注意，加以防守。
张栻另撰《静江府厅壁题名记》里，记载静江府，也就是今天的桂林的地势，以及其所处环境，特别点明，“其外则有小蕃罗殿、自杞、特磨、白衣之属环之，其外则交趾、大理等国属焉”，静江府靠近罗殿，地理上很近。
北宋时，这些部落的力量都不大，不值得注意。
南宋时，情况改变。南宋立国江南，歌舞楼台，诗词人物，什么都不缺，唯独缺乏战马。大金又策马长江，时时有投鞭渡江之志。南宋为了和大金抗衡，不得不扩充骑兵，战马的购买量很大。这样，靠近南宋边界，善于产马的地方，养马业也就欣欣向荣起来。罗殿和自杞虽不养马，却在养马的大理和需马的南宋中间夹着，就买空卖空，一本万利，做起生意来。自杞的国力，也就随之迅速壮大，以至于后来，连宋朝边臣都坐不住了，提醒朝廷，得注意着它，说不定将来是朝廷的大患，难以根除。
宋朝守边大员，虽没有提出罗殿，可是，罗殿竟然有力量和自杞搅叫板，抽刀子瞪眼，为贩马的事情屡起争斗，“罗殿甚迩于邕，自杞实隔远焉。自杞人强悍，岁常以马假道而来，罗殿难之，故数至争，然自杞虽远于邕，而迩于宜，特隔南丹州而已。绍兴三十一年，自杞与罗殿有争，乃由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由此可见，罗殿的力量是不逊于自杞的，否则，是没有那种底气的。
罗殿在与蒙古对阵中退出，是滇东三十七部一个极大损失。
至于史书记载，宝佑四年夏，即1256年，也就是文天祥凭借着一支竹管笔考上状元的那一年，“罗氏鬼国遣报思、播，言蒙古有事大理，实欲取道西南，大入中国也”。这个罗氏鬼国，有人认为是罗殿国，显然是错的。罗氏鬼国在贵州北，而罗殿在南，应该是两个国家。至于此时罗氏鬼国报告的战事，则是蒙古军和滇东诸部作战的情况。毫无疑问，罗氏鬼国也在这次蒙古军的征讨范围内，它派人报信，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南宋军队，能出一支奇兵，穿过疆界，帮他们一下，扶持一下他们。
可是，他们显然失望了。
南宋军队面对大理那边的战事，一直处于只闻不问的状态，不敢积极出兵，援助大理诸部。
甚至，南宋理宗“与诸臣谋，乃以银万两使思、播结约罗鬼为援”，他派出间谍，带着万两白银，出使思州（务川一带）、播州（遵义一带），想联结罗氏鬼国，结为臂助。罗氏鬼国盼着南宋帮忙，南宋竟然想着对方出力，绊着蒙古大军，不至进攻自己。
南宋君臣的糊涂，以及病急乱投医，由此可见一斑。
2
蒙古军在洟可浪山下，摆开大军，大败大理联军后，号角震天，奋马直扑，来到鄯阐城下，开始挥军围城，云梯撞车，全部用上，竭力攻打。在兀良哈台想来，这个段兴智，一辈子都是傀儡，都捏在高泰祥手里，一定是软柿子，没有什么能耐的。谁知，段兴智这次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着自己的能耐，证明着自己的坚韧，让兀良哈台这位大蒙古名将狠狠欣赏了一把他的刚烈。
鄯阐“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十分牢固，宜于防守，再加上段兴智此时毫不怯懦，矗立城头，拄剑而立，率众阻击，蒙古人再次碰壁。
这哪是那位傀儡国君啊，此时简直是石敢当了。
兀良哈台率军数攻，如铁锤碰铁砧，毫无作用。无奈之下，他拿出蒙古军攻城绝技，“选骁勇以炮摧北门，纵火攻之”。当时，蒙古军的炮队，是所向克捷的，欧洲撒马尔罕那样的坚城，犹如铁铸，尚且难以抵挡蒙古大军当年进攻，让成吉思汗一通火炮，轰然洞开。可是，眼前的鄯阐却支撑了下来，仍然矗立在那儿。
炮攻不成，火攻更是白费力气。
兀良哈台回到军营，绕室彷徨，最后想出一个绝招。反正蒙古人牛皮大鼓多，反正蒙古军中大汉多，于是命令，搬出大鼓，排出鼓阵，让那些血气贲张的蒙古汉子，抡起鼓槌，使劲地敲打着鼓面。几百面大鼓，一起震响，如震雷群发，如万群狮吼，地皮忽悠忽悠地颤动，昆明池的水都几乎掀起了波澜。城上城下的人给震得头晕眼花，四肢发麻。
而且，这样的敲击不是一天两天，竟然一连七天，白天黑夜，没有停止。
蒙古人轮班倒，“乃大震鼓钲，进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为，如是者七日”，鄯阐城上的守军不知道啊，以为蒙古人马上就要进攻呢，就时时防备着，整整七天七夜，都是如此，一刻也不得安宁。到了第七日，兀良哈台感觉差不多了，鄯阐人大概已经很困乏了，“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术潜师跃入，乱斫之，遂大溃”，兀良哈台在五鼓的时候，派出敢死队偷袭鄯阐。敢死队队长，就选派自己的儿子阿朮，下达死命令，如果完不成任务，阿朮第一个军法从事。
这位名叫阿朮的，也是元朝的一代名将，是后来灭宋的副统帅，“南征北讨四十年间，大小百五十战，未尝败衄”，是一位典型的常胜将军，也是一位勇猛的骁将。他接到自己父亲的命令，马上出发，带着偷袭部队，在鼓声轰隆中，偷偷爬上鄯阐城头，弯刀一举，玩起命来，展开肉搏战。鄯阐的大理兵，七天没休息，一个个晕晕乎乎的，已没有力气抵挡了，于是败退下去。
段兴智见状，知道鄯阐是守不住了，长叹一声，骑着马，带着部下溃围而走。
兀良哈台见状，大吼一声，快追，不要让他们喘息。
蒙古人的战马，当然快过大理战士的双脚，更何况是一支七天七夜没有合眼的疲军，是一支战败的军队。蒙古军一口气追到昆泽，段兴智精疲力尽，再也跑不动了，带着部分部众扯起白旗，投降了事。和高泰祥相比，他骨头是软了那么一点儿，没能坚持到最后。可是，一个傀儡，在国家危难的时候，能够站出来，如此抵抗，也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和后来的南宋皇帝相比，他又显得有着几分铁血之气，有着几分慷慨之气。
很多人的骨气，在和平时候，是很难看出来的。只有到了国家危难时，到了烽烟陡起时，才能显现出来。
大理军队在鄯阐大败后，除部分人投降外，仍有一部分人坚持不投降，一口气跑到山里，占据着险要地势，用巨石垒就一个城堡，名纤寨。大家倚凭着这座大寨，和元军开始做持久战，准备一直熬下去，熬垮蒙古军。
兀良哈台带兵追到这儿，几次强力出击，都铩羽而归。兀良哈台是什么样的人，当年可是横扫欧亚的著名统帅拔都手下的前锋，一路刀光横扫，一路战马嘶鸣，从无对手的，现在，岂能被一个小小的山寨挡住，被一群败军挡住？他观察了一番，将部队分出两支人马来，一支包抄对手的左面，一支包抄对手的右边，自己和儿子阿朮，一人带着一支二百人的骑兵，这些骑兵必须人人都是神射手，一箭中的。然后，号角声响起，蒙古军开始进攻。
史书记载到这儿，语焉不详。兀良哈台和阿朮各带着二百人的神射手干什么？很简单，就是在另外两支部队攻打寨子的时候，神射手们则跑马射箭，用高超的技术，以及百发百中的杀伤力，压制住寨子上的抵抗：对手如果敢从雉堞间露出脑袋，嗖的一箭，顿时毙命。这样，谁还敢露出脑袋，进行守成战啊？如此以来，攻城的部队就便于爬城了。
就这样，纤寨被攻取。
兀良哈台和阿朮父子都是名将，名将最大的长处，就是随机应变，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城寨，运用不同的打法。
到了攻打乾德哥城的时候，“哈台病，委军事于阿朮”。阿朮接过父亲的权杖，开始指挥攻城，也等于接受了一次历练的机会。他攻城的战法，又不同于他的父亲，采用的是火炮压制敌人，组织敢死队冲锋。这种攻击，更具有效果。阿朮让蒙古军将火炮环城摆开，炮口扬起，对着城池；另派一些士兵们抱着稻草，在旁边等待着。号角一声，炮声震天，硝烟弥漫。抱着稻草的士兵，听到炮声，抱着稻草跑到城下，迅速放在城沟里，垫平壕沟。随后，就是敢死队的轮番冲击，毫不停歇。阿朮没有待在军营里，而是冲在最前面，第一个爬城。等到大部队赶到，“阿朮已率所部搏战城上”。
就此，乾德哥城被攻破。
大理军队的对抗，彻底失败。
在这场征战中，大理军队的钢性，大理军队的韧性，都表现的淋漓尽致。尤其是在后期，在国相被杀、国君投降的情况下，仍坚持战斗，甚至宁死不降，其铁血之气，是让人佩服的。
很多时候，胜败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精神。
记得一首歌词，是《三国演义》里的歌曲吧，曾经唱道：“……担当生前事啊，何计身后评。长江有意化作泪，长江有情起歌声。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我们的历史天地间，总有一种铁血，一种英气，在奔腾，在弥漫，让我们行走其间，感到骨骼挺直，血气张扬，精神充沛；让我们在艰难中从不屈服，在挫折中从不低头，在打击下从不弯腰，在外力欺辱下拔剑而起，从未卑躬屈膝。
这些，都是这股英雄气促使的。
这股英雄气，不是哪一个民族英雄人物单独具有的，是各个民族英雄人物身上共有的，我们应该称之为华夏英气。这中间，有着大理健儿的，有彝族汉子的，也有蒙古壮士的。
时间如水，弹指千年，当年在那场烽火硝烟中，在那场铁血厮杀中倒下的壮士，无论是大理的还是蒙古的，或者彝族的，他们生前都是英雄，他们死后都是鬼雄，因为，他们为了这片土地，为了这段历史，曾经流尽血汗，甚至献出生命。
我们的历史，因为他们而丰富。
我们的民族，因为他们而骨骼健壮。
3
将大理军队的力量消灭后，第二年，也就是1255年，兀良哈台和阿朮父子开始调整兵力，制定方略，准备消灭滇东诸部。
蒙古军采用的办法，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步步推进。而滇东各部，则采取的是各自阻击，各自为战的方法。蒙古军的这种战法，此时是甚为得益的。因为，此时各部已做好了抵抗准备，加固了工事，组织了力量，如果蒙古军再铺开兵力，就会分散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攻打坚城，是很不利的，也是很危险的：一旦对方兵力强大，就可以将攻城部队吃掉。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兀良哈台采取以变对变的方法，十分灵活。
滇东各部各自为战，明显地在战略上已经失败。
蒙古军首先攻打的不花合因、阿合阿因等城。在这次攻城战中，阿朮再次一马当先，率领着部下的敢死之士，在喊杀声中，“阿朮先登，取起三城”。至于对方抵抗如何，不见记载。不过，想象中，也一定是很顽强的，不然，不会是阿朮亲自带着队伍冲锋，奔驰在最前面。一般统帅如此，说明攻坚是极为艰难的，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三城一下，面前就是罗厮国的国土。
罗厮国，也就是鲁厮国，不能算国，只能是一个部落，在今天的西昌一带。元军“乘胜击破鲁厮国塔浑城”，又夺得它的忽兰城。罗罗斯面对对方暴风骤雨般的攻击，顿时慌了手脚，再也坚持不住了，忙举旗投降。
至于阿僰部落，战斗力不低，《滇史》记载，“有兵四万”，这么多的兵力，估计有点虚夸，不太真实。但是，也从中可见其力量不小，因此，阿僰部坚决不投降，进行抵抗。蒙古军展开强攻，万军如潮，直冲过来。最终，在马蹄号角声中，蒙古军攻入其城，阿僰部被灭。
这些部落，力量都有限，因此，蒙古军的进攻，都十分顺手。
在这场战争中，蒙古军和赤秃哥军作战是最为残酷的，也是十分激烈的。赤秃哥也就是罗氏鬼国，蒙古称之赤秃哥。
对于蒙古军可能打上门来，罗氏鬼国一直有此预料，而且也有所防备。在1154年，也就是宝佑二年，罗氏鬼国就多次派出信使，传信给南宋，一方面是让南宋做好准备，一方面也是希望南宋在缓急之间，能够出兵支援自己。
这种情况，南宋君臣也注意到了，在一次群臣朝会上，就曾有人提出，“蒲择之申罗氏鬼国报，思、播州谓北兵留大理者招养蛮人为向道，此不得不忧”，蒲择之，是当时南宋的边帅，由此可见，他也曾接到罗氏鬼国的谍报，送交了朝廷，告诉宋理宗，蒙古军很可能由大理进攻宋国。宋理宗面对情报，十分忧虑，提出自己的担心，以及解决担忧的办法，“宜令择人多方扶持之，彼不能支，则駸駸及我矣”，让蒲择之想法支持罗氏鬼国，否则，罗氏鬼国失败，蒙古军就会靠近南宋的边疆了。也有大臣提出解决办法，“蒲择之谓见措置泸、叙之上盐井，设险以待之，仍以鬼国为虑。此事不可吝费，使之大作规模，或趱调以助其力”，言外之意，蒲择之做好了防御准备，现在最为担心的，仍然是罗氏鬼国，怕难以抗击蒙古兵力的冲击，应该适当给予支援。
讨论结果，南宋拿出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就是南宋既要帮助罗氏鬼国，又不能给蒙古军落下口实。他们提出，“若令播州以兵助罗鬼，制司以兵助播州，亦似可行”。播州是南宋羁靡州，也是大理的羁靡州，如果播州出军支援罗氏鬼国，是说的过去的。至于播州兵力分散，防守减弱，也不要紧，可以让宋军进入，帮着防守播州。这样连环行使，达到支援罗氏鬼国的目的。这个办法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播州兵力不足，每次出兵支援罗氏鬼国，最多在五千人左右，杯水车薪，很难起着大的作用。另外，仗都已经打到这个份上，十分明朗了，三尺童子都知道，大理一带事情解决，蒙古人一定是要针对南宋发动进攻的。南宋此时仍畏首畏尾的，怕给蒙古军以口实，实在有点书呆子气了。
宋军另一个办法，仍然是加强边疆的戒备，做好防御准备。
在宝佑二年，也就是1254年，宋理宗和大臣们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做好边疆的兵力布防和工事的建筑工作。
当宋理宗听说大理军队，仍在和蒙古军进行殊死战斗时，就对宰相道：“昨观云南备蒙古节次，果能自立。”问的意思，是滇东各部能支撑不能。宰相谢方叔告诉他，“荆蜀所报，云南尚可支吾。广右之传虽未得实，不容不严其备”，他认为，大理还能支持，只是，南宋边防要时刻做好防御准备，以防万一。
其实，此时大理已经消失，成为历史的一个名词，抵抗蒙古军的是滇东各部，战争也进行得十分艰苦：南宋的情报来源，十分迟缓，有限，由此可见。
不久，南宋朝廷下令，以名将吕文德“总统江陵、汉阳、归、峡、襄、郢军马事，暂置司公安，上下应援”，用吕文德位于长江三峡处，以接应各处。
再不久，理宗再次询问大理战事如何，谢方叔告诉他：“果有斡腹之谋，当亟修武备以防之。”这次，他们明白了，蒙古军准备攻下大理，然后从背后对他们下手，迂回包抄。
宋理宗听了，提出“边备合加申严”。
自始至终，他们都抱着观看操心的态度，可是，自始至终就没有想到，应当派出一支几万人的大军，进入大理，做为其它诸部的强大支援。
蒙古军在宋朝君臣的议论纷纷中，战马嘶鸣，征尘遮天，对罗氏鬼国发动一连串的进攻，“又攻赤秃哥山寨”，这次又是阿朮带着士兵冲锋，走在前面。赤秃哥寨所在地方，一定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高岭，阿朮带着攻坚部队，在箭雨如林中，顺着山脊冲锋，“缘岭而战，遂拔之”。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很可能出乎后人的意料，因为，攻下山寨后，仍有不愿投降的罗氏鬼国人，在进行殊死抵抗，以至于蒙古军不得不派出精锐军队，四处搜捕，凡有抵抗者，一律格杀勿论。最终，蒙古军队“遇赤秃哥军于合打台山”，上演了最为悲壮的一幕。在蒙古军健儿的冲击下，那些“兵刃相接，以轻死为勇”的罗氏鬼国士兵，或回身反击，最终被杀。更多的，则是走向山崖，纷纷跳了下去。
罗氏鬼国就此灭亡。
情报送到宋廷，宋理宗不怪自己战略错误，竟然长叹一声：“近有言罗鬼不足恃者。”
有大臣告诉他，不用担心，他们早已料到罗氏鬼国难以倚持，已经做好准备了，“置吕文德于沅、靖，置向士璧于归、峡，城筑之费、甲兵之需，无不应之，正所以为此备也。又闻黄平一路可通靖州，已屡行下荆阃，严作防捍，更当趋之”，宋朝仍然采用的是防守战术，一路防备蜀地，一路防备中原腹心，大量修筑城墩，或者营垒，用来预防蒙古军进攻。宋理宗听了，感到很不放心，下朝的时候特意叮嘱道：“邕、宜之备，不可不加严。”董槐在旁边，急忙回答：“当以圣旨催促，今惟有尽力人事而已。”
董槐大概知道，邕州和宜州，大概也是很难抵御蒙古军马蹄的，因此说尽人力而听天命的话。
当然，无论宋国君臣，还是大蒙古的健儿，都绝对没有想到，罗氏鬼国的抵抗，还不是最为强烈的，还不是最为坚韧的，最为强烈坚韧的，还在后面呢。
这一场战争，也并非如《滇史》所言，结束于宝佑五年；也并非如《元世祖平云南碑》所言，十分斩截迅速，它拖的时间很长。
这，就是后来的自杞保卫战。
4
自杞毫无疑问是一个传奇，一个要让后人一直研究下去的传奇，这是因为，无论它的建国，它的国都，它的国君，都是一个个传奇，至今仍隐藏在历史的迷雾里，模模糊糊的，让人看见了它恍恍惚惚的影子，可又看不清它的真实面目；让人听到了它的号角鼓声，可是又说不清它究竟是如何地骁勇，如何地坚韧。
一个不大的部落，竟然凭借做生意，建立起一个蓬勃向上的国家，一个骁勇无匹的国家，这是历史上不多见的。
一个不大的国家，矗立百年，驰马高歌，快意恩仇，弯刀出鞘，敢爱敢恨，竟然让周边的大国，都对之充满敬畏，充满防范。这，也是很少见的。
这个国家，在宗主国灭亡后，在其它部落都纷纷投降后，竟然独自坚持了六、七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缺少经济来源，因为大理已灭，没有了赖以维持国力的战马生意；在这么长的时间了，没有同盟，几乎得不到任何帮助；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次次失败接踵而来，几乎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可是，他们却一直坚持着，直到最后，直到消失在历史深处，消失在岁月的烽烟中。他们的这种毅力和韧性，究竟是从何而来的？
这些，都已经淹没在古道斜阳里，伴随着嘶哑的怒吼声，伴随着金戈交鸣声，消失在了历史的深处，也消失在了历史的烟雾里。
我们透过历史的烟尘，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一队影子，在“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中走向时间的那一边，越走越远，消失在天边，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
这个国家，这群战士，如果给他们雕塑，该是什么样的。每一次阅读这段历史时，我都会抬起头望着窗外，默默地思索着。
用石雕，难以雕出他们的坚毅。
用泥塑，难以塑造他们的坚强。
多年后，我去西北旅行，一次，走在沙漠上，车行大漠，茫茫无际。车，在晨曦中奔驰，小如一蚁。人，在车内静观，总感觉到自己不是行走在现实中，而是历史中。可是，心里仍有点不足，总觉得这儿不应该只是这样。是什么样呢？自己一时也说不清道不明。车沿沙漠驰骋，扬起尘沙，一如千年来的岁月烟尘。车窗外的风，仍是千年里磨穿金甲的风。可是，风中的武士呢，驰骋的健儿呢，他们去了哪儿？
车突然停下，不走了。朋友说：“下车看看吧。”
我下车，一片荒漠，无啥可看。
朋友指指前方，朝阳初起，霞光如潮，在天际涌动。隐隐约约，光影里有黑影漫出，随着光照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显，如一群埋伏的武士，如一支即将发起偷袭的部队，如一队拥盾带刀的壮士，静静地，静静埋伏在地平线上。
甚至，隐隐的，我能听到战马喷鼻的声响。
金鼓息声，号角未鸣，三军将士，侧耳听命。晨光下，黑红的影子，如刚出炉的铁，如锻红的钢，如无声涌动的生命之潮。
“是什么？”我惊问。
“胡杨！”
“胡杨？”我惊讶。
我们的车子又一次启动，快近了，再近了。朋友又一次停车，望着我，说看看去。
我点点头。
我们下车，轻轻的，一步一步走向那儿，走向那片胡杨林。不，不是林，这是一个庞大的军团，一支铁血的战阵，一支威武的雄师，一个永不妥协的种群。
我们走进去，脚步轻得如一片浮云，尽量不惊动它们。
一棵棵胡杨立在那儿，静静的，有的如拄剑问天的将军，有的如低头思乡的壮士，有的如横笛斜吹的甲士，有的如抽刀断水的健儿。有的还年青，青葱帅气，映一身朝阳；有的已近中年，叶脉苍劲，磨风砺沙，昂藏不倒；有的已经老去，岁月的痕迹斑斑驳驳爬上肢体，只有几支枝数片叶，预示着生命的尾声。可那叶依然高高举向天空，如一声声生命的呐喊，如一种意志在招展。
活着的，在风沙中排开阵势，即使疲乏得直不起腰，即使中心已空精疲力竭，可绝不退后一步，绝不！
死了的，仍保持着死前那一刻的样子，把每一根枯枝都高高扬起，指向同伴冲锋的方向，指向自己曾经面对的方向。多少年了，从不改变。多少年了，死的是生命；没死的是愿望，是梦想和精神。
也有的已成尸骸，即使这样，仍显示出死前不屈的情态：用手一敲，尸骨做金铁声，“咚咚”直响。
这是一群武士。
这是一群即将开赴沙场的志士，扶伤携老，没一人落伍。
这是一群经历过生死血战的将士，刚刚打退敌人的进攻。他们或立或卧或睡，略做休息。其中一棵树斜歪着，做弹奏琵琶状。旁边，几棵树靠拢，在静静地听，在享受着战斗间隙的刹那宁静。
在灾难面前，它们永远那样，竭力伸开肢体，发出生命的呐喊，抖动全身筋脉，鼓起浑身血液，去迎接风雨、沙尘，甚至岁月的刀枪剑戟。
我静静地站在这儿，心灵深处，激潮澎湃，汹涌不止。我听到了沉沉的呼息声，听到了生命的呼喊，听到战鼓如雷号角嘶鸣。
一时，我泪流满面，又一次无来由地想起了遥远的历史深处的自杞，想起了孤军作战的自杞勇士，他们就如这胡杨，就如历史广漠上的一片胡杨，至今屹立着，没有倒下。
历史，早已经远去，当年，无论失败的，无论胜利的，都是我们华夏民族的一段过往。我们尊敬他们，就是尊敬我们的历史，尊敬我们的过往。回望来路，是为了回望我们的故园，我们的根，也是继承我们祖先身上的一种铁血，一种刚性，从而更好地走向未来。
回顾大理，回顾自杞，回顾宋朝，回顾蒙古征战史，都是这样的。
因为，今天，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我们的祖先，将他们的一切，都化为血脉，文化的血脉，历史的血脉，融入到了我们的血管中，绵延不断，亿万斯年。
自杞武士，也是如此。
5
自杞在历史上初次出现，并非如有的人说的那样，很是强大，引人瞩目。可以这样说，在段思平借兵滇东三十七部的时候，它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部落，不多么突出，不引人注目。
这些，只要看看当时的地图，就可以明白的。
自杞靠近中原的邕州、宜州。在宋朝以前，中原处于一片战乱中，鼙鼓连天，日日响起，马蹄声声，敲击地面。此时，邕州和宜州属于南汉刘隐的领土。南汉虽然与中原王朝相比，力量不大，可对于周边国家而言，仍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南汉将士，顶盔惯甲，长剑所指，曾下占城，败交趾。甚至大长和国的国君郑仁旻也无奈地自低身份，派出使者，向其求情，娶得增城公主，“同光二年，旻以朱鬃白马求婚于南汉刘龑，龑以增城公主妻之”。
南汉没有扩张的野心，没有夺取天下的想法，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行，国力不足，因此，和各国多和平相处，“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侈，娱僣一方，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
南汉的旁边，有楚国和南唐等国，都较为强大，帮着南汉抵御中原王朝的军队，做了缓冲之地，梁朝曾几次派兵南下，都被打得大败，弃甲曳兵而过。因此，南汉待在岭南一隅，较为安全，较少兵燹，也很少发生战事。
没有战争，南汉就不需要马匹，甚至可能会关闭邕州、宜州，以免引起外来的不必要的麻烦，或者争执，甚至战争。这样，自杞就无法与之做生意，就唯有靠着自己土地上的生产，艰难度日。自杞后来的强大，是因为生意做大的，正如宋人所言，“汝国本一小聚落，只因朝廷许汝岁来市马，今三十余年，每年所得银锦二十余万，汝国以此致富”。没有这样的生意，一年“银锦二十余万”就无所从来，自杞也就难以立国，更难以称雄群落，睥睨四方了。同时还值得注意，一年“银锦二十余万”支撑的国家，即使再大，它也大不到哪儿去。因此，我一直认为，自杞战士很了不起，很善战，极具毅力。但是，它的国力还是很有限的。
另外，它的地理位置，忒靠近善阐。善阐是大理国的东京，是大理的第二个政治中心，甚至后来成为高氏的大本营。如果自杞当时足够强大，铁甲如水，虎视眈眈，想想，大理开国君臣怎么可能容许其存在，时时刻刻对自己形成威胁，时时刻刻让自己睡觉时，都得睁着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防备着？宋朝人说的不错，自杞“本一小聚落”，大理开国的时候，大理君臣根本就没将它放在眼中，更未将其放在心上。谁知世事多变，它后来会因缘际会，抓住时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一步步走向强大。
促使自杞强大的，最主要的是外部条件，就是南宋购买战马。
北宋的时候，不需要在西南购买战马。那时，北宋也有对手，甚至很强劲，很剽悍，譬如大辽健儿，马蹄奔腾，多次进入大宋腹地，以至于大宋各处戒严，烟尘千里；譬如西夏勇士，奋马直前，所向披靡，屡败宋军。但是，那时宋军与之决战沙场，面对对手的骑兵，自己也有精骑，有良马宝驹。北宋的西北，尤其川陕晋地，都是善于养马的地方，那儿黄土高坂，芳草青青，马儿吃饱喝足，仰天长嘶，奋蹄奔腾，马鬃随风，自能生长出良马。有时，即使不够，在黎州购买一批大理战马，也就差不多了。那时的邕、宜二州，是无须建立马市的。想想，那么远购买战马，运往西北战场，沿途马吃人用的，也是很不划算的。
可是，到了南宋时就不一样了。南宋让金国追得一口气逃到江南，回过头一看，自己江山固然丢失了一大半，也将喂养良马的天然草场轻易地丢失了。金国和南宋是对手，当然不可能将良马卖给它，让它武装自己，和自己沙场搏杀，一决生死。南宋需要战马，唯一的路途，就是在西南大量购买。此时交易最为近便的地方，无疑是邕、宜二州，马匹到手，拉上大船，一帆风就到了长江，划拨给江上驻军。从黎州购买战马，千里迢迢，跨越巴山蜀水，反而不方便了。
大理出产骏马，不能直接送往邕、宜州，因为中间隔着自杞和罗殿。这样，自杞和罗殿就开始倒腾马匹，一来二去，大做生意，银钱就滚滚而来，自杞国力自然而然就慢慢强大起来。
另外，自杞的战士十分善战，用史书的话记载，他们好勇善斗，而且全民皆兵，农忙耕种田野，农闲则组织部武，练习排兵布阵，跑马射箭。平时部落制度，如行军令，从而养成一种整齐划一的部署，随时随地，一声号角，就可以召集一支战时预备队，其作战能力，丝毫不亚于正规军。
这支队伍战斗之时，有死无生，竭力冲锋，毫无畏惧。
这支队伍纪律严明，后退必斩，一意向前。
这支队伍武器精良，“剑甲胄腰刀悉须犀利”，尤其刀剑，吹毛立断，斩金断铁。
范成大在自己的文章中，曾描绘了自杞勇士的情状，“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锦缠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刷牙，金环约臂，背长刀，腰弩箭箙，腋下佩皮箧，胸至腰骈束麻索，以便乘马”，也就是说，自杞勇士身材颀长，猿臂长腿，一派短打扮，利索，紧促，时刻刀剑不离身，那样子，仿佛一声号角，马上一跃上马，长刀出鞘，呼啸而出，开始厮杀。
他们随时都做出上阵准备，都如临大敌。
另外，其国君也都有着一种积极进取的冲劲，如破土的禾苗，带着雨露，带着生机，向上生长着，招展着。其五代国君中，三代的阿谢和五代的郍句，都在历史上出现过，露出他们的英姿，以及挺拔的气势。阿谢知书识礼，知人善用，能将所有力量凝聚在自己周围。至于郍句，更是如此，否则，一个国君，不可能独自带着部下，在诸部投降，首都被占后，和蒙古军周旋如此长的时间。
这些，都让自杞在当时凸显出自己的棱角，凸显出自己的骨气。这种棱角和骨气，到今天让人谈到，都感觉有些逼眼，有些夺目。
自杞虽小，却如一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最后，让大蒙古武士吃够了苦头，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估计又一次，他们有着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感觉吧。
6
南宋时代，凡是在邕州、在宜州担任官职的宋人，都会对自杞留下很深刻的影响，都对自杞人身上爆发的那种力道，那种冲劲，感到有些惊讶，甚至带着一种后怕。
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宜州买马》里，特意提到宋在邕、宜一带买马的事，并着重注上一句，“自杞人强悍，岁常以马假道而来”，自杞武士仗着自己的强劲，自己的剽悍，经常可以强迫罗殿人让自己马匹在其领土通过，来到邕州买卖。罗殿人就够骁勇的，对自杞人犹需让道，其它诸部，估计对自杞只有悄悄白白眼睛而已。
主政广西的范成大，更是在自己笔记里记载，认为自杞勇士好斗，有着一种天然的铁血性情，“其卖马于横山，少拂意，即拔刃向人，亦尝有所杀伤”。由于长期的训练和锻打，由于长期在诸部的夹缝中来去，自杞人相信，刀子是说话的最后依凭，勇气是生存的基本，因此，一言不合，拔刀相向，血流五步，以决生死。他们毫不含糊，也还不迟疑。
强悍，好战，让他们如锥子一般，格外突出，也格外扎眼。
在邕州一带待得时间较长的吴儆，上任之后，对自杞的蒸蒸日上，感到一种压力。他没有坐对愁城，而是大量派出间谍，深入自杞，了解其内政外交、民情风俗，并在《论邕州化外诸国状》里谈及自杞人道，“其人皆长大勇悍，善骑射，好战斗”，这点，和范成大的观点，是极为相似的。同时，在对宋朝周边国家进行了逐一分析，吴儆认为，这些周边国家，将来对南宋都不会形成威胁，因为，他们都较为内敛。然后特意强调，由于马匹买卖，让自杞迅速强大起来，成为各国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异时为边患者，必此蛮也”。
吴儆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因为，他只看到了自杞的强大，看到了自杞为什么强大，却没有想到，宋朝和大理能让自杞强大，也能让它迅速削弱下来，衰败下来。因为，如果有一天，自杞无论向大理，或者向南宋哪一方发起攻击，对方都会断掉它的生意路径，那么，它的经济就会迅速衰败下去，仗也就没法打下去了。
这，是自杞无论多么强大，始终愿意做大理附属的根本原因。
当然，历史没有时间去证明吴儆的假设，没有时间让自杞继续强大，继续发展下去。因为，蒙古大军的突然到来，阻截了自杞蒸蒸日上的势头，并最终让自杞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成为一个史家遍寻不着的国家。
对于蒙古大军必将到来，必将进攻自己，自杞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那种认识，甚至超过了南宋和大理。
他们在这方面，知行合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滇东有一条古长城，至今仍蜿蜒在西南一带的山林绿树间，雉堞隐然，城墩犹在，石块土堆，时时闪现，仿佛在告诉每一个登临的人，这儿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争，发生过铁血征战。这段长城，很多人说是秦时的。秦时，滇东怎么会出现古长城呢？那时这儿是滇国。滇国来自楚国的庄硚所建。如果庄硚出身于燕国、赵国，或者秦国，都有可能修筑一道长城，矗立在这儿的万山盘错中。因为，那些国家当年有修长城的习俗啊。在战国七雄中，唯独楚国没有修筑长城的习惯。因此，楚国地处江南，江河湖汉，纵横来去，就是他们天然的长城。再者，这儿也修不成长城，有水的地方怎么办？总不能时断时续吧，那还叫什么长城啊？不如叫积木好了。没有这样习惯的庄硚，跑到滇地怎么就会脑洞大开，修起了长城？有说这儿长城是修于汉朝的。这种说法也不太妥。汉朝要防备的是北方匈奴族，跑到滇东修长城干嘛啊？这样做太有点匪夷所思了。也有人说是汉朝时当地人修建的，可当时的部落都很小，没有那样的力量。
还有人说，那是自杞人修建的。
估计自杞人力量也不太足，更来不及修建。
最大的可能，是过去各个族群之间，曾经修建过堡垒、寨墙、城墩、城寨什么的，做为边界上的防守工事，或者界墙。到了蒙古人即将打来的时候，为了有效地阻击蒙古铁骑，自杞人就发动国民，用石头、夯土等，将这些部分串联起来。于是，滇东古长城就出现了，蜿蜒在这片山岭间。
滇东长城出现的时间，不可能是秦汉时期的另一佐证，这么大的一项工程，这么著名的人文建筑，两千多年来，怎么可能没有文字记载？司马迁带着一种好奇心，用一支竹管笔，写尽滇地人物风情，部族居民，甚至他们的来龙去脉，怎么可能不提到滇东长城？除非当时没有。以至于明朝，才有文人在文字里叙述，凸显其一角。
再则，从滇东长城的一些方位名词，也可以看出，这条长城，很可能和蒙古军有关系。四百多年前，云南走出的进士李元阳，翰墨之余，坐在书房里，特意叙写了《明万历云南通志》，其中有“鞑子城，在州东三十里，夷语‘底伯卢’，其城起自曲靖，抵于广西（广西府弥勒州），绵延三百余里，昔酋长弟兄筑此，以分地界”。“鞑子”，是古人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蔑称，如宋人称蒙古的斡腹之谋道，“曾闻蜀帅陈隆之具申朝廷，谓鞑贼欲由大渡河攻破大理等国，斡腹入寇”，就是明显的一个例子。由此可见，这段长城很可能曾做过抗击蒙古大军之用，或者曾被蒙古军应用过，因此，“鞑子城”就得到这样的名称。
总之，这条长城，无论是不是自杞人修建的，自杞人当年一定借助它来进行过对蒙古大军的抵御。
修筑抵御工事之外，自杞人也在积极地扩军备战。
蒙古军攻来之前，自杞的力量就已经很不小了，“拓地数千里，雄于诸蛮。近岁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及臣属化外诸蛮獠至羁縻州洞境上”，说它地方数千里，显然是夸张的，是不可能的。但是，自杞在广泛联络其他部族，占有大理盐池，地盘在扩大，经济在进一步发展，是毋庸置疑的。以至于宋朝官员吴儆，再也没有心情拿着笔，填“小楷缄题，细行针线，一一重收拾。风花雪月，此生长是思忆”这样旖旎的句子了，而是走出书斋，骑着马，在自杞一带打探一番，最终得出一句惊人的结论，“自杞国广大，可敌广西一路，胜兵十余万，大国也”。自杞是有力量的，但是，正规军超过十万，显然是虚夸的。当年，段思平在滇东三十六部借来十万战士，就可以横扫大理国，打遍滇地无敌手。自杞如有十万锐士，以其积极进取的精神，是不可能敢于寂寞的。吴儆此说，目的无它，是为了引起大宋朝廷的注意，不要轻视自杞，为将来留下后患。
自杞的常规战士，范成大在文章里说“有精骑万计”，这是较为准确的，不然，它生意上的那点收入，而是养不起的。
但是，自杞是全民皆兵，如果这样算，估计能拿起武器作战的人，是有十万的。
在蒙古即将攻来的时候，自杞处于生死攸关时，自然会全民皆兵，人人拿起武器的。否则，他们平时农闲练兵，走马射箭又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
自杞在修城，在扩军的同时，还进行着坚壁清野。
蒙古军作战，为了快捷，一般都是不带辎重的。他们的辎重是取自占领地。针对这样的状况，自杞很可能动员百姓，将粮食等物藏了起来，以至于后来，宋朝的间谍送回的信息里，特意提到蒙古军修筑粮仓，以及修路运粮的事道，“其敌人在自杞管下莫贾墟造方仓一百七十八座，及敌人攻打罗殿国，其国已拜降，及在自杞一带修路，阔一丈有余”，蒙古人修建的粮仓很多，正是说明，它吃了没有粮食的亏，所以，后来才这样做。否则，他们依然按照过去的方法，行军只带几天的干粮，轻装驰骋，岂不痛快？
7
自杞和蒙古军的作战，不再运用阵地战，不再如过去那样，选择一片原野，两军将士，执戈相对，一声号角，冲锋厮杀，以决胜负。自杞人采用的是城防战，这点，对于蒙古军来说，已经不陌生了，甚至说，已经很熟悉，很擅长了。蒙古军在横扫欧亚的时候，攻城拔地，所向披靡，对于攻城，已经有了一套相当熟练的战法了。譬如在对尼沙布尔城的攻城战中，竟然一次性动用了强弩三千、投石机三百、云梯四千、石囊二千五百，另有攻城车、破城车，最为主要的是动用了旋风炮、震天雷、铁浮砣等火器。蒙古军攻城，一般先用炮轰击。那时的炮，当然没有现在的威力，但是，其破坏力和震慑力，仍然是相当惊人的。接着，各种攻城器械一起上场，敢死队则在后面跟进，以车轮战的方式冲锋，几时破城几时结束冲锋。
这样，自杞人就吃亏了。
蒙古大军，在自杞国一城一城地进攻，一点一点地消耗着自杞的力量，直到后来，史书记载，蒙古人“复攻阿鲁山寨，进阿鲁城，克之”，给这种攻城战才划上了句号。因为，阿鲁城是自杞的都城。都城被攻下，还有何城不破，还有何城可攻了？
阿鲁城的攻破，对自杞人来说，是不幸的事情，同时，也是幸运的事情。过去，由于舍不得都城，自杞人为了保卫都城，必须层层防御，城城防守，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阿鲁城反而成了自杞人背上的一个沉重的包袱。背着包袱作战，自杞军队自然不灵活，自然消耗很大。现在，都城没了，不需要保卫什么了，也不需要固守什么了，自杞人无奈地丢掉包袱，反而变得灵活了，来往自如了。这样，过去的城防战，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了游击战。
游击战，对自杞人来说，从小俱会，山中奔驰，来往狩猎，本就是他们的生存技巧，就如蒙古人自小骑马射鸟一样。相反，游击战对于蒙古健儿来说，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一种陌生的战法。他们从野战，到攻城战，一步步掌握，现在，要一下子接受一种新的战争方式，一时还反应不过来。
游击战的优点，就在于能消灭敌人，能保护自己。但是，其缺点是，难以给对手以致命打击，每次消灭的敌军不多。因为，既然是游击战，就得是小部队行动，如果大部队，就不宜于躲藏，也不宜于游击了。小部队得手，一次能消灭多少对手啊？
在兀良合台的传记里，就记载了一件事情，当蒙古军准备回军的时候，阿朮军营的战马，让乌蛮战士盗走了五十匹。阿朮悄悄找到父亲，诉苦道：“吾马尽为盗掠去，将何以行？”兀良合台于是派出侦查人员，最后侦查出缘由，“知有三寨藏马山颠”，一座山里，藏有三个营寨，盗取蒙古骏马的，就是这些人。于是，蒙古军组织了一次征讨，“阿术亲率将士攀崖而上，破其诸寨，生擒贼酋，尽得前后所盗马千七百匹”。
这，就是典型的游击战，以少积多，慢慢来。
这样的游击战，蒙古战士一时难以接受。接受不了，就得付出血的代价。
这些代价，从宋人的记载中，是可以清晰看出来的。
譬如宋廷邕、宜统帅，就曾向南宋朝廷上奏道：“臣今日得广西经略司申特磨道农士贵报，八月间，敌攻华沙寨，被蛮兵杀死万余骑。思、明州黄炳等报，九月间敌攻某阿国，退战敌人，杀死万余”。由此可见，蒙古军在战争中，战死的壮士是很多的，付出的牺牲是很大的。但是，不得不注意，这其中有着很大的虚夸成分，想想，两战杀死蒙古军两万人，怎么可能？古人说话，尤其记录战功时，有利于自己时，或描摹人物强大时，往往爱夸大数字，虚张声势，譬如阿骨打初起时，战于河店，歼敌十余万；再战达鲁古城，灭敌三十万左右；战于护步答冈，破敌一百一十五万。此外，还不算攻城略地杀伤的辽军数字。试问，辽国这么多战士，从何而来？
李曾伯在奏章里报告朝廷，他去年得到情报，“敌人约七八万人，至今屯驻大理国，耕田种麦，未见出没之意。（今日）所有兀良兵马毙死之余，尚有三四万，屯阿毘、鄯善、楚威、阿僰、阿麻地头，夹带蛮人猎食等事”，去年有七八万人马，今年只有三四万人，一年之间，蒙古军如何能锐减如此之多。更何况，指挥这支部队的，是一代名将兀良哈台和他的儿子阿朮。至于清朝的魏源，在文章中道：“大理距蒙古万里，无构衅之由，绕蜀逾滇黔，蚕丛不毛，皆宋斧划弃地，无可乘之利，以漠北寒乡士马，趋炎瘴不服水土，死者数十万。”他说，蒙古是无事找事，千里迂回，攻伐大理，以至于战死几十万。这话，简直是书生在书房里，研墨弄朱，想当然耳，蒙古铁骑之士，在忽必烈的父亲拖雷监国时代，不到十一万人，到了蒙哥时代，战死大理的就有几十万，凭空哪来那么多人？
那么，宋人为什么会虚报数字呢？
原因很简单，第一，宋人派出的间谍，很少亲临战场，亲自侦查所得，他们大多是事后去的，根据当时自杞一方说的数字，回去报告主帅。这个数字，无论从鼓舞士气而言，或者为了争取南宋外援而言，自杞都只有夸大的可能，绝无缩小的可能。另外，宋朝官员呢，一则无处核实，再则汇报朝廷后，也希望这个数字大一点儿，借以鼓舞士气，安定民心：蒙古军不咋样，瞧瞧，让小小的自杞就给消灭了这么多人，我们可以放心了，可以高枕无忧了。
当然，和蒙古军战斗的，不只是有自杞人，还有其他部族的人，其中有罗罗斯人，有阿僰人，有罗氏鬼国人。
只不过，自杞人在其中的表现突出一些而已。
这样的战斗，在自杞保卫战中，次数一定很多，很是密集。因此，在灭掉大理后，蒙古大军一直窝在大理，使得征讨大宋的军事计划，一直难以付诸行动。也因此，才会出现宋人经常派出间谍，到大理一带去侦查蒙古军的情况。如果蒙古军已经开始进攻，南宋也就不用如此侦查了，敌人已经到了鼻尖前了。
1256年，李曾伯再次上奏，“如大理一路，则去年屡令俞兴、桑愈遣间体探，小云南以往，今皆为鞑人降附地分”，也就是说，1255年，蒙古军仍陷入抚平大理的战争中，难以自拔。
1259年，李曾伯上奏朝廷：“敌人自正月退回，驻扎大理、自杞两处。”
1259年七月间，李曾伯上奏大宋皇帝，“初四日得自杞蛮主传来报，敌兵拟在今月初九日搏牌渡都泥大江”，都泥大江即南盘江。自杞国君郍句派出间谍，穿过硝烟烽火，冒死给宋军送信，蒙古军将来进攻，望宋朝早作准备。每次读到这段文字，我都感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悲壮：一个国君，带着部下，在山林里来往游击的时候，还忘不了自己的宗主国，还带着最后的希望，将敌人的情况上报。他这样做，当然是希望宋朝施以援手，另外，也希望南宋早作防备吧。其实，郍句脚步一滑，就可以逃到南宋，结束这种朝不保夕的艰难生活，可是，他一直没有，一直在自己的国土上，带着自己的部下，在进行着艰难的反击。
这种精神，这种毅力，都是罕见的，能很好地体现出华夏子民，面对着外来势力的不屈服，面对如山压力的反弹力。
这，是一种最伟大的品行。
其余的，都不那么重要了。
自杞在历史上出现，这是最后一次。此后，自杞就消失了，在历史上，从此不再出现，仿佛蒸发了一样。后来，郍句去了哪儿，不知道。他手下的健儿，都去了哪儿，也不知道。所有关于自杞的一切，都成为断砖旧瓦下的传说，成为我们回望岁月时一部刚烈的传说。
因为自杞的抵抗，蒙古军后方是极不稳定的，也正是因为这样，蒙古军的屡次进攻，都被宋军击败。1258年秋天，蒙古军通过大理，对南宋发起一次进攻，不久就退却了，因此，出现宋人所说的，“是秋，寇犯州邑境，赖我师遏之不致深入”，宋人的遏制是次要的，蒙古军后方不稳是主要的。随后，蒙古军再攻再退，宋人说，“天毙以瘴，兵扼于险，使之不得志以遁”，由于瘴气侵蚀，由于南宋抵抗，蒙古军不得不再次退去。说白了，蒙古军仍是后方出现了问题。
这，也就是史书中出现的“敌人约七八万人，至今屯驻大理国，耕田种麦，未见出没之意”，和“敌人自正月退回，驻扎大理、自杞两处”的原因，蒙古军得整顿后方，稳定后路，以便于再次出兵。
仍然得补一句，这样的抵抗，不只是自杞一国，还有其他部落军民参入。
由于自杞的抵抗，使得蒙古军迟迟难以实施自己的灭宋计划。这样，也为南宋的存在，争取了一段时间。
有人说，兀良合台因为在大理战争中，损兵折将，因此，才出现“子孙父子浴血三世，至不怜吉歹始追王”。这显然又是牵强附会了，甚至在夸大自杞的战力了。兀良合台的父亲，一代名将速不台死在1248年，距离大理战争，还有着几年的距离，蒙古君主不可能会推算出兀良合台将来征战大理，会付出一定的代价的，从而提前不给速不台封王。阿朮呢，更是因为灭宋立功最著，名显于世的。至于征讨大理，他只是随军征战，更谈不上责任问题。而且，回到蒙古后，蒙哥汗特意褒奖道：“阿术未有名位，挺身奉国，特赐黄金三百两，以勉将来。”由此可见，那时的阿朮，甚至没有任何名位，跟着父亲去大理，只不过是历练而已。
三代活着未封王，是因为蒙古没此制度。
当年的木华黎，经营中原，独对金国，稳定后方，为成吉思汗的左膀右臂。他活着时也未封王，至于“国王”一职，明显是临时的虚衔，以统领军队之用。他也是死后才被追封为鲁国王的。博尔术呢，当年在成吉思汗最为艰难时，就成为了他的朋友，伴着他出生入死，是其最为信任的四杰之一，也是死后被封王的。
速不台父子三人活着不被封王，和征讨大理失败不失败，是毫无关系的。
8
蒙古大军灭大理国，可以说，是极为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开始阶段，是大理军队的抵抗，随后是滇东三十七部的抵抗，都十分强烈。
相对而言，大理军队抵抗，没有其羁靡州抵抗的力度大。
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蒙古兵远距离奔袭，给大理军队一个措手不及，让他们一时来不及准备，都城就被攻下，军队就被击溃了；再则，三百多年的和平，让他们几乎已经忘记了战争，忘记了鼙鼓号角，甚至没想到战争会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再则，全民皆佛，念着阿弥陀佛，读着佛经，本身就是戒杀生的，即使是烽烟征尘中，毕竟少了一种刀光剑影的狠劲，少了一种血色夕阳的悲壮。
滇东三十七部则相反，他们经常处在一种战争状态中，有部落间的纷争，有打猎追逐的锻炼，还有农闲时的操练，都让他们一个个成为了战士，他们有点如古希腊时士兵的训练，因此，充满了一种战斗性。再加之民风尚武，争勇好斗。这样以来，他们的战斗力就强一些，战斗就持久一些。
还是一句话，他们的力量毕竟弱小，无论如何，是很难抗击蒙古力量的，是难以对抗当时天下第一强国的。因此，他们抵抗得坚决，失败得悲壮。
另外，华夏一统，此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无人能够抵挡，就如孟子名言所说：“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至于有人说，蒙古为什么没有灭掉交趾，却灭掉了大理，而且，不惜下如此大的血本，其用兵之多，费时之长，战死健儿之多，都是蒙古征战中少见的。原因很简单，蒙古灭掉宋国，是既定目标，是不会更改的。这，不是占不占一个地方的问题，这是有关华夏正统的问题，是自己立国正不正的问题。在古代，只有占据中原，只有定都中原，并且接受中原文化、礼乐、风情等，才算名正言顺地成为真正的华夏之主，才能为天下读书士子、田间农夫、陌上蚕妇所接受。反之，就会被视为戎狄。因此，灭掉南宋，是一件关乎蒙古入主中原，能否得到中原文化承认的一件大事。
过去，辽国想灭掉北宋。后来，金国想灭掉南宋。其中的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蒙古灭南宋，很大的原因也在于此。尤其后来，当一代雄主忽必烈，称帝大都，顾盼中原的时候，灭掉南宋，更是必须的，是毋庸置疑的。这样的人物，岂容他人怀疑自己的正统性？将自己当做戎狄之君？
既然要灭南宋，那么，取道大理是最方便不过的。因此，就出现蒙古征战大理的战事。
在这个征讨过程中，蒙古军队是花费了很大精力的，也是花费了很大气力的。过去，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只用了四年的时间，轻松搞定，班师回朝。可是，蒙古在征服大理的时候，竟然花费了六七年的时间，而战死健儿的数量，也是很不少的。
在决战中，蒙古和大理双方战士都是血性男儿，都有着一种高歌来去，铁马春秋的精气神，因此，相遇的时候，自会显得激烈，自会充满传奇。
这血性，这传奇，也都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一直流传，永不消失。
一段历史远去，岁月湮没了荒城古道，也荒芜了烽火边城。可是，一群人的影子，不应该在历史的深处消失，因为，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曾经努力过，奋斗过，曾经哭过，也曾经笑过。
作者编辑简介
余显斌，现任教于陕西省山阳县山阳中学，《读者》《意林》《格言》《百花园小小说》《新青年》《文苑》资深签约作家，至今出版文集二十一部。2003年写作至今，在《人民文学》《福建文学》《百花园》《四川文学》《故事家》等几百种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三千余篇、共一千多万字，几百篇被各种选刊选本选用，《父亲和老黄》《废墟的谎言》《拯救》《水色荡漾的小镇》等三百余篇文章在国家、省、市各级征文中获奖，《知音》《生命的声音》《大唐柳色》《杜牧的江南》《一轮中国月》等七十余篇文章被各种高考会考、联考、中考以及其他考试选做考题，《敦煌感怀》被选入2013年八年级语文试用读本，2008年入选全国十大小小说新秀，2015年入选“十大小小说作家排行榜”，曾受到过《疯狂阅读》《少男少女》《意林》《读友》等刊物的独家采访和报道。
吴家良，云南大学哲学学士，大理州破格中职新闻编辑，大理历史文化践行者。理论文章《浅谈西部旅游资源开发之路》《西部城镇化的战略构想》《建立农村经济市场保障机制》《南涧跳菜文化艺术融入国内外餐饮服务和文化娱乐的途径探索》共50多篇论文，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市场报》《中国改革报》《经济问题探索》等国家、省、州重点刊物上发表。《无量山中唱情歌》《大理，徐霞客未了之兴》《金庸无量缘》《无量樱花》《怒江冬记》等300多篇次文学作品，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今古传奇》等重点文学刊物发表。出版个人理论研讨论文集《我思故我在》和文学作品集《无量山故事》。编辑出版《大理徐霞客未了之兴》（散文集）《南诏二百年》《大理王朝三百年》（上、下卷）《九百年山河》《徐家往事》等文学文化文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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