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在她的《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中说：“他（指周恩来）并没有一见钟情。事实上，当时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周恩来爱上的另外一位姑娘，就是他的初恋，张若名。

但了解过周恩来的都知道，周恩来最后和邓颖超结了婚，他也只有这一位妻子，对于他的初恋张若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具体的信息，韩素音的这段文字，可以说是有关张若名最早的信息。

张若名

张伯英（张伯英简介）

在此之前，人们一直都在猜测作为周总理初恋的张若名，她究竟是何身份，为什么能够吸引周总理的注意，又是为何会与以专情出名的周总理分手？

1902年张若名出生于河北保定，她的父亲张绍文和母亲张伯英身上有着深深的封建家庭的烙印。在张若名年幼时，父亲娶了二房妻子，她的母亲从此便倍受歧视和虐待，这使张若名幼小的心灵受到很大的刺痛，让她的性格也产生了一些不平常的变化。

1915年，张若名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翌年正式升入该校正科第十级，与之后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同班，刚入学不久就以写作才华崭露头角。

1919年5月4日，北京爱国学生游行示威惨遭镇压。消息传到天津，群情激奋。5月25日，第一女师同学联合天津市其他几所女校，共同成立了“女界爱国同志会”，核心人物有刘清扬、郭隆真、张若名、邓颖超等，其中张若名任评议部部长，邓颖超任演讲队队长。

随后的1919年下半年，张若名多次奔波于京津之间，从事宣传联络，支援营救工作，她多次作为正式代表与“天津各界联合会”，“天津学生联合会”，共同参加示威请愿活动。也就是在这期间，她第一次遇到了周恩来。

青年周恩来

在一次请愿返程的火车上，郭隆真、张若名与“学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共同商议“女爱会”与“学联”合并的事情，在下车前他们成立了一个严密的团体“觉悟社”。初始骨干名单由张若名挑选，周恩来提供信息。

就这样，1919年9月16日，在天津“学联”的办公室内，由张若名、周恩来带头，“觉悟社”正式成立。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男女组合的政治社团，彻底摆脱了“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伦理观念，真正做到了男女平等。

随后1920年1月，觉悟社出版了第一期杂志《觉悟》，上面刊登了一篇署名“衫陆”的长文《“急先锋”的女子》，文章指出了女子解放应从女子自身做起，不能空等别人。文章内容言简意赅，旨在唤醒中国女性。

而这也是张若名论述妇女问题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文献，那个时候张若名还不满十八周岁。

但这份杂志仅仅出版了一期便夭折，因为在这个月的29号，天津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请愿活动，而周恩来和张若名等四人作为学生代表前往交涉，但还没见到主事官员，四人便被拘押，同行的还有二十余名各界代表。

即使到了狱中，他们也坚持斗争，并以绝食抗议，再加上外面各界人士鼎力营救，最终官方不得已开庭审判，将他们释放。

在出狱后，张若名回到了家乡，但是父母在听说她的事情之后，极力阻挠她再去参加爱国运动，甚至要强行为她找婆家嫁出去。

面对着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思想解放后的张若名在觉悟社社员的支持下，冲破家庭禁闭，不辞而别，与原生家庭断绝关系，踏上了爱国运动的道路。

11月初，张若名与周恩来，郭隆真一行，在好心人的捐赠和各方的资助下，远航法国，勤工俭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若名和周恩来相恋了。

1921年张若名来到法国中部布卢瓦居住，在那里她与周恩来的来往密切，经常与周恩来等人共同探讨振兴中华的问题。次年，周恩来、赵世炎等发起组织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张若名是“少共”的第一批成员。

赵世炎

当时，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采取互教互学的方法，聪颖好学的张若名由于法文学得比其他人好，开始钻研法文版的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并且以化名撰写了中国妇女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帝国主义浅说》等文章。

后来，周恩来还把这三篇文章带回到了国内，交给了上海的团中央，在国内发表，文章一经发表，影响甚大，在《阶级斗争》一文中，张若名清晰的介绍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其中的观点与毛泽东写于1925年12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对照，张若名的观点已经比较成熟了。

张若名在妇女解放问题上也颇有建树。在法国学习探讨之余，张若名也非常关注国内的妇女运动，她曾经为国内的《妇女日报》寄去许多关于妇女解放的新文章，如《现代的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等。

在文章里面她所提到的打破私有制，改良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等一系列观点，都对后来的解放妇女运动有着极大的帮助。

在张若名与周恩来的不断沟通交流中，两个人的心也越来越近。在当时，大家都认为英俊儒雅的周恩来与俏丽热情的张若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就连远在国内的邓颖超也是这么认为，所以当她接连不断地受到周恩来从法国寄回来的信件时，她感到非常诧异。

邓颖超

在两人相识的初期，周恩来还秉承着独身主义，认为恋爱和革命不能并存。但是随着自己学识和年龄的不断增长，周恩来逐渐意识到恋爱和革命并非对立。

在后来他给表哥陈式周的信中说道：“吾虽主无家庭之说，但非薄爱情者，爱情与家庭不能并论之见，吾持之甚坚。”渐渐地，周恩来开始放弃独身主义。

而在周恩来和张若名放弃独身主义思想后，这对惺惺相惜、患难与共的战友很快就发展成为了恋人。初恋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词，以至于多年后周恩来依旧对张若名念念不忘。

在侄女周秉德问及张若名时，周恩来说：“开始，我们的关系的确很不错，在法国巴黎，我们一起探讨革命，共同进步学习。”

然而美好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1924年，张若名的人生历程发生了重大转折。当时任卓宣代替了周恩来担任旅法支部的书记，他的思想极左，作风专制，动不动就会骂人，郭隆真就曾经被他骂得痛哭流涕过。

恰逢法国举办列宁逝世纪念大会，任卓宣决定参加。但当时法国当局命令不允许外国共产党人参加，即不允许外国人在法国从事政治活动，法国也已经将这件事通知了下去。

但是任卓宣却对此不管不顾，无视中国旅法支部秘密活动的原则，坚持派张明若参加大会，并作发言，最后导致张若名身份暴露，遭到了法国警方询问，险些被驱逐出境。最后，张若名向组织申请了退党。

任卓宣

对于张若名退出党组织的决定，将原因一并推向对任卓宣的不满，显然有些不妥，毕竟仅仅因为这一件事就动摇了她革命的信念，让她放弃革命立场，这与她一贯的表现不符。在经过深究后发现，她的这个选择并不是一时情绪激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作为在五四时期的一位杰出女权主义者，在来到法国后尽管她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但是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以自由为先决条件的。在《留法俭学生之恐慌与华法教育》一文中，她曾经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未来社会是人的安全生活的社会，每个人都能集劳动与知识于一身。”

这也正符合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主张，这也正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当压倒一切的组织精神与这种个人自由发展的理念相冲突时，张若名必然会拒绝前者，选择后者。

简单来说，周恩来等人追求的是集体的力量，而张若名追求的仅仅只是个人奋斗的力量。他们的理念背道而驰。周恩来和张若名这一对恋人，也在这个时候分了手。

但即便与周恩来分了手，张若名也保证自己永远不会泄露共产党的秘密。1928年，在莫斯科开完中共六大的周恩来，在回来的路上专程去了法国一趟，在郊外的一个小咖啡馆与张若名秘密会见。

在交谈中，周恩来得知张若名已经和杨堃确认恋爱关系，正在努力考博士。而周恩来也告诉了她自己已经和邓颖超结了婚，并转达了邓颖超对若名姐的问好。周恩来讲述到觉悟社的成员们已经各奔东西，有些人舍身忘死投身革命，有些人脱离了政治，甚至有些人已经彻底堕落了。

他们一直谈到晚上，分别时，周恩来深情地向张若名表示：“未来什么时候能够再相会，很难预料。”，显然，周恩来已经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

在1930年张若名考上博士后，被北平中法大学校长李圣章聘请为教授，随即她便和丈夫杨堃一起回国，开始了教书生活，生活相对平静而安逸。

但好景不长，北平沦陷后，中法大学部分学院南迁，张若名等人留守，每个月只能领取基本生活费。这个时候有人想让她在北京大学上一点法语课赚外快，但张若名考虑到当时北大在日本人手中，表示宁可生活拮据，也不愿意去挣那份外快。

随后整整八年，除了参与《法文研究》的编务，张若名都没有参加过任何社会活动。

1946年，北平中法大学复校，但是动荡的时局总是让她忧郁不安，有的时候她甚至会有激烈的言辞，为此，有关方面还给她寄去匿名纸条，让她注意安全，张若名感受到了恐怖，仿佛又回到了日本占领时期的黑暗时代。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张若名的世界仿佛天翻地覆，她的身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和老朋友们联系后，张若名发觉到了自己的落后，于是从1950年起，她不断地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每年都要交上一份长长的申请书。

但她的申请书每一年都会石沉大海，每年都不被批准，她也不气馁，年复一年地写，从不灰心，她常常都会去听党课，去找自己的入党联系人，汇报思想情况。在丈夫杨堃的《张若名研究资料》序里回忆中说到：

“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俩都是学习积极分子，张若名对党的号召步步紧跟，毫无保留的献身于党的各项革命运动。”

当时对入党的强烈愿望充斥在张若名的大脑中，甚至被冲昏了脑袋。她的儿子杨在道仅仅提出了关于思想政治的不同见解，就被母亲张若名亲手送进了劳教所，22年后才恢复自由。

但即便如此，她的愿望到死也没有实现。1958年6月8日上午，云南大学中文系对张若名进行了审判，她不服气，去找总支书记理论，但得到的结果却依旧如此。她依旧坚持自己的自由表达权利，最后被迫投河自尽。丈夫杨堃在赶回家后，只看到了妻子的骨灰。

而直到改革开放后，杨在道从劳教所出来，极力上书为母亲重新定判，再加上邓颖超的不断过问，张若名终于得到重新评判，恢复了名誉：

“经复查，张若名同志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政治历史清楚，无重大政治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