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五十九回里，曹雪芹借春燕之口转述了贾宝玉的一个观念：

这样的观念有些偏激，却也基本符合《红楼梦》的文本事实。

贾宝玉在第七十七回里，甚至说：

愤世嫉俗（愤世嫉俗是什么意思啊）

可以说，当贾宝玉目睹“抄检大观园”所造成的悲剧后，其思想的叛逆与尖锐比之前更进了一步。可以说，随着贾宝玉见证的死亡和离散越来越多，他就越来越愤世嫉俗。

当然，贾宝玉的观念并不能代表曹雪芹的观念。曹雪芹的思维并不像贾宝玉这样绝对，曹雪芹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并不是非爱即憎的。曹雪芹憎恶的，并不是自己笔下的“鱼眼睛”，而是那个世道，是当时的意识形态，是当时的社会法则。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曹雪芹既把赵姨娘写成了一个尖酸刻薄、贪婪狠毒、自私愚蠢的人，又借尤氏之口告诉读者赵姨娘是一个“苦瓠子”。因此，赵姨娘人品的卑劣是由于她身份的尴尬，是由于她所得待遇的不公，是由于她没有从丈夫和儿子那里得到足够的安全感。

所以，曹雪芹将赵姨娘的形象塑造为一个“争闲气”的怨妇，并不是单纯地要批判赵姨娘，而是要借赵姨娘的形象批判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批判不公平的家族宗法制度。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曹雪芹虽然写王夫人间接害死了金钏儿和晴雯，害苦了芳官、四儿等丫鬟，却又告诉读者王夫人是一个“天真浪漫”之人。

这并不是因为曹雪芹要恪守为尊者讳的封建教条，所以替王夫人辩护，而是曹雪芹要告诉读者，王夫人之所以制造了一系列悲剧，并不是因为她是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而是因为她的“好心”。

王夫人一心想要教育好自己心中“不争气”的儿子贾宝玉，所以不惜杀鸡儆猴，一心想要维护贾府贾府的名声体面，所以不惜杀一儆百。

王夫人恪守封建礼教，所以容不下那些所谓的“狐狸精”。但是王夫人并不是有意地要迫害她们，只是觉得这些人太不安分，必须把她们撵出大观园。

王夫人不会去考虑她们的尊严，去体谅她们的处境，更不会想到把她们撵出大观园会对她们造成多大的伤害。等级社会的残酷使得王夫人根本没有把丫鬟真正当成人，只是把她们当成主子的附属品而已。

因此，王夫人之所以成为一个无情的刽子手，并不是因为她多么心狠手辣，而是因为她执着于维护封建礼法。

所以，真正应该被批判的，是不合情理的封建礼法。因为封建礼法不合情理，所以，王夫人越是想要维护它，越暴露出了它的腐朽性与虚伪性。王夫人越是希望贾府好，越是加速了贾府的分崩离析。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曹雪芹虽然将王熙凤的“嘴甜心苦，两面三刀，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表现得淋漓尽致，却也把王熙凤塑造成为了一个“脂粉堆里的英雄”。读者会因为王熙凤性格的狠毒，手段的决绝而不寒而栗，又会因为她的精明、诙谐、爽朗而欣赏她。

在肮脏的现实世界里挣扎的时候，王熙凤是心机深沉，甚至是不择手段的；在经营日常的家庭生活的时候，王熙凤是热情周到，甚至是和蔼可亲的。

她既因为贪财而间接害死了张金哥和她的未婚夫，又大方地给予刘姥姥施舍，大方地拿出钱来支持诗社活动；她既因为嫉妒而用借刀杀人的方式逼死了尤二姐，又热情地赞美“才自精明志自高”的贾探春；她既一面强撑病体，处理着家族事务，又一面觉得心力交瘁，想要破罐破摔。

可以说，王熙凤是可爱但又可恨的，可敬但又可怜的。

在一个并没有真正的女权的时代，王熙凤的强势自然会让她被许多人不满，会导致她和贾琏的婚姻的破裂；在一个充满了勾心斗角的环境里，王熙凤如果不机关算尽，恐怕早就一败涂地。

王熙凤的悲剧，在于她费尽心机地想要维护自己在“末世”里的风光，而得不得和这个“末世”一起被埋葬。所以，真正应该被批判的，不是王熙凤，而是黑暗的“末世”。

曹雪芹看透了“末世”的荒唐。“末世”里的官场，官官相护，腐败不堪，所以一个原本有见识，有壮志的贾雨村会变成贾宝玉眼中的“国贼禄鬼”，变成平儿口中的“饿不死的野杂种”；“末世”里的豪门，表面上富丽堂皇，实际上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末世”里的性情中人，虽然将人性的真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却无可奈何地被“末世”埋葬……

总而言之，“末世”里的人，无论是庸俗的，还是高洁的，都是那个“吃人”的时代的受害者。曹雪芹既愤慨地诅咒那个时代，又以饱含悲悯的笔墨刻画出时代的众生相。

曹雪芹并没有因为生活在“末世”就对人性感到绝望，而是以深刻的洞察力探寻着“末世”人物的内心世界。

曹雪芹并不认为人性可以用绝对的善与恶去评价，而是用细腻的笔触剖析着笔下的人物，将他们性格的复杂幽微展现得耐人寻味。曹雪芹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愤世嫉俗，咒骂世人的人，而是以天眼看红尘，用悲天悯人的心肠叹息着“末世”里美好人性的幻灭，并为此感到扼腕叹息的人。

因此，曹雪芹并不是像贾宝玉那样单纯地厌恶“鱼眼睛”，而是无比遗憾地告诉读者，曾经天真美好的少女，一旦嫁人，一旦被“浊世”玷污，就很可能会失去往日的纯真，变得面目可憎。

可以说，《红楼梦》是一曲“末世”的悲歌，也是一曲人性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