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照片中的16人被逮捕，后排右三黑衣者是我父亲。

我在16岁时遇到文革，县城的一张大字报让我立下誓言，要以一己之力澄清我父亲历史问题。 大字报标题是《十个为什么》：主要质疑我父亲在抗日战争已经是太行南区游击队司令部第一支队政委，解放后只是个中学教导主任，后来又被贬为二中普通教师。结论是“邓洪波是大叛徒”。 我当时虽然很小，但是断断续续听到过父亲和母亲谈论过去的事，还看到过父亲书写的《向党交心》和多次书写重新入党的申请书。我坚信我父亲没有叛变革命。 我为了给我家一个交代，从16岁开始，历经50年，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孟县、焦作党史，还找了不同时期父亲曾经的战友，结合我父亲的履历，写就《我的父亲》一文。 这个万言文先在网络发表，阅读量达到12万，后来又在《焦作晚报》五期连载。 50年，半个世纪，不为名利，只为一个客观历史。 长时间的追寻，我父亲的人生脉络逐步清晰：他求学时期倾向革命，多次被当局警戒并被开除。1937年到新乡参加华北军政干校，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提拔为太南游击队一支队政委、五支队政委，同年10月部队开拔时因疟疾被部队留下治病，病愈受组织指派留地方搞地下工作，在区委书记位上被逮捕，出来后受胁迫到国民党区公所工作两年多，期间掩护我地下党。1945年再次找到组织后被审查近两年，没有发现叛党行为，1947年被重新分配到公安局工作，后来根据他的学识改行搞教育，1951年调他去开办修武一中，后来多次运动，1961年把已经下过的结论重新定位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调二中为一般教师，1962年44岁抑郁而逝。 改革开放后，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得到改正，我母亲重新拥有革命干部遗属待遇，我想寻找的答案也清楚了，但这50多年我在寻找父亲的足迹中，对每个时期父亲战友的足迹，也有了充分了解，他们的人生也充满了故事，我就把他们的情况做一个整理，按父亲人生顺序逐个介绍于此，做个纪念。 （）李望亭 1929年左右，我父亲到孟县三完小读高小，当时三完小地下共产党员、国文教师李望亭看我父亲勤奋，开始将鲁迅、郭沫若、蒋光慈的小说借给他阅读。李望亭是我父亲的思想启蒙者，后来李望亭奔赴延安，李望亭以后情况不详。 （）董奥林孟县人。 1933年，我父亲高小毕业，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孟县师范，到孟县师范后，我父亲和进步学生董奥林、耿一林终日对进步书刊手不释卷，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东北沦陷后，他们组织“萌芽社”进行宣传抗日活动，后来我父亲和董被学校开除，我父亲被组织介绍到沁阳师范，董奥林又考入开封高级师范，1937年3月离开学校，奔赴太原，在薄一波主持办的军政学习班中学习。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董奥林回到孟县，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孟县工委书记。是年8月，奥林调沁阳中心县委任宣传部长。1939至1945年奥林先后任山西平陆中心县委书记、芮城中心县委书记、山西省中条山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山西省条西地委委员、宣传部长。 1946年6月，又调至中共太岳四地委任委员及孟县县委书记。1949年3月，调任福建省福安县县委宣传部长。建国后，董奥林任福建省委宣传部宣传处长。1954年，从江南调到东北鞍山，先后任鞍钢第二冶炼厂党委书记、鞍钢党委宣传部长，鞍山市委常委，鞍钢党委常委。 1977年4月26日，奥林因患急性心肌梗塞在鞍山逝世，终年60岁。 （）耿一林 孟县人。我父亲和董奥林、耿一林在孟县师范的学运积极分子，志同道合，194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西青年抗敌决死队队员，新军政卫二○九旅八中队政治指导员、军政干校政治指导员、八路军总部干事。新中国成立后，任孟县教育科科长、延津、获嘉、汲县和新乡等地中学校长。1985年离职休养。 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2014年2月17日在新乡逝世，享年96岁。 （）王毅之沁阳人。 1931年考入沁阳师范，1932年春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但是仍然领导沁阳学生运动，我父亲被孟县师范开除后，被组织介绍到沁阳师范继续学习，和王毅之一起开展抗日宣传，他们深入各校和农村演讲，并和王毅之共同组织领导“晨钟社”新文学读书会，这个时期我父亲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毅之到焦作视察，我去拜访，他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你父亲读书多，思想成熟，多才多艺，在沁阳师范期间抗日宣传特别活跃，后来组织推荐他去华北军政干校学习，我去开创早期的晋豫边革命根据地。” 王毅之193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初任中共晋豫特委组织委员。同年7月任中共晋豫边临时工委组织委员。10月任中共沁阳中心县委书记。参加开创早期的晋豫边革命根据地。1937年2月率选派的18名中共党员、民先队员到山西太原参加由薄一波领导的军政训练班学习，被编入杨献珍任指导员的第六队。1937年5月奉命返回河南工作。 1937年10月起任中共豫北特委组织委员，发1938年2月兼任豫北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政治委员。7月重建中共沁阳中心县委，先后担任副书记、书记。1940年4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晋豫区第四地方委员会书记。1941年5月至1942年5月任中共晋豫区第三地方委员会书记，1942年4月至1943年1月任中共晋豫区第一地方委员会书记兼任豫晋联防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1943年1月至3月任太岳区晋豫第一地方委员会书记、豫晋联防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3月至8月任中共太岳区第四地委书记。 1945年8月带领100多名在延安的晋豫干部返回太岳区。1946年1月至6月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十执行小组（新乡执行小组）工作，任中共代表。1947年7月至1948年春任太岳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1949年3月任解放军长江支队第六大队政治委员，率6700多名干部南下，渡过长江，进军闽东。 1949年9月至1952年11月任中共福建省福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1952年后到轻工业部食品工业局局长、1957年2月至1960年3月任食品工业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1960年5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64年4月兼任中国烟草工业总公司第一任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0年4月至1982年4月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83年至1993年为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1年7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王毅夫，孟县人。 他1931年考入孟县师范，和同在孟县师范的我父亲一块参加学运，一块被开除学籍，一块到沁阳师范，是同学加革命同志关系。 他1937年奔赴延安，在陕北马列学院学习，后在延安大学工作。1940年回孟县工作，先后任中共孟县县委委员兼区党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副书记、书记等职。1951年调任中共武陟县委书记。1952年任中共新乡地委宣传部长。1953年任地委第一副书记。1955年冬，王毅夫因持个人意见被定为所谓"反党宗派活动"，受到党内纪律处分，降三级到基层工作（1984年5月，经中纪委批准，给予纠正，恢复原工资），1962年调省委农林工作处任副处长，1973年任中共安阳市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1982年2月离职休养，1994年逝世，终年78岁。 （）田时风，笔名矢锋，沁阳人。 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我父亲因为发表文章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扣蒋而被沁阳师范校方禁闭，后来北京大学学生李磐、矢锋到沁阳策动沁阳全城各中等学校游行示威，我父亲联合参与组织这场运动，他们被视为“异党分子”，共同被列为严加监视对象。 后来在1938年日寇侵占沁阳后，矢锋以国民党沁阳七区区长身份作掩护冒着生命危险，与国民党驻沁40军黄旅长多次会谈，达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他率领地方武装，同40军官兵一起，先后在窑头、常平和碗城阻击敌人，他还利用日本宪兵队与伪保安师之间的矛盾，积极做该师参谋杨作霖的统战工作，终将投降卖国、残害人民的伪保安师驱除出了沁阳。1939年后，矢锋历任晋豫游击队大队新五营教导员、129师新一旅统战科长、太岳二分区敌工科长、沁阳抗日民主县政府县长等职，1943年12月，在参加秘密军事会议返程途中，遭到袭击，不幸牺牲，时年30岁。 同时参与学运的北京学生李磐以后情况不明。 （）朱瑞江苏省宿迁市人 1937年七.七事变，国共开始合作，中共中央确立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重大决策，毛泽东指示：在“晋城、陵川、修武地区组织一个支队” 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委派军委主席朱瑞到太行南区搞统战并组建游击队。 朱瑞利用国共合作机会，与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协商在新乡开办一个华北军政干校，招收200了余名青年，我父亲被组织安排，成为华北军政干校的第一期学员。 1937年12月，一期学员毕业后，朱瑞从中挑选50余骨干奔赴山西晋城，一边组织支队准备，一边提名刘刚开办第二期军政干校。我父亲以孟县、沁阳师范两校学历和多才多艺受到朱瑞注意，特别提名他协助刘刚开办第二期华北军政干校。校址在崇实中学（现晋城一中），先后培训学员200余人，以此为基础，成立了“太行南区游击队司令部”，我父亲被委任为第一支队政委。 朱瑞将军是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朱大兴庄人。1928年入党，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瑞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 1939年5月朱瑞任八路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徐向前赴山东统一指挥中共在苏鲁的部队。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彭德怀兼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任第一副参谋长，朱瑞任第二副参谋长。1946年10月起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1948年10月1日，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战斗中牺牲，是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时年43岁。 （）刘刚河北南皮人。 1937年底，刘刚受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 委派，到晋城开办华北军政干校第二期。此时，我父亲也被朱瑞派去协助刘刚，在刘刚领导下开展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在1938年1月我父亲入党，3月组建太行南区游击队司令部时，刘刚给与了极高评价，对我父亲直接安排担任一支队政委起到重要作用。 刘刚，大学肄业。曾任中共阳城、沁阳县委书记，豫北、邢台地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平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副书记，洛阳拖拉机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候补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7年去世。 （）刘子超广东省兴宁县 1938年3月下旬，成立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刘子超任司令员。4月，刘子超率领一、三支队（我的父亲是一支队政委）由山西进入修武，宣传、发动群众，打击日伪、汉奸，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刘子超对我父亲极大信任，1938年5月，司令部由修武迁至武陟，把当地华北军政干校学员从晋城调去任五支队支队长，把三支队并入五支队，队伍迅速扩大到数百人，成为最大的支队，我父亲被刘子超调任到五支队任政委。 1938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11月刘子超率部重返山西，在陵川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我父亲因患疟疾被刘子超安排回老家养病。 1939年5月，建立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委朱瑞。刘子超奉调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10月，刘子超任山东纵队宣传部部长，他根据朱瑞的提议，创办了山东纵队机关报《前卫报》、这个报名，至今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所延用。 1941年11月，侵华日军总司令俊六指挥日伪军五万多人，分五路向沂蒙山区实行“铁壁合围”的大“扫荡”。12月11日，山东纵队领导机关，遭到敌人包围。刘子超镇静地隐藏好保密笔记本，以手枪迎击敌人。最后遭日军夹击而壮烈牺牲。时年35岁。 （）许林枫孟县人 1938年初，许林枫被组织介绍到晋城华北军政干校学习，第二期学员，我父亲作为一期毕业生协助二期学员工作，作为老乡而相识，后来许又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许林枫在安阳任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安阳县委书记，建国后历任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四处副处长，信阳市委副书记，1960年到青海工作，先后任青海农牧厅厅长，海北藏族自治州党委书记，西宁市委书记，青海省委常委、青海省副省长。1995年离休，2018年逝世，终年96岁。 （）聂元梓河南滑县人 1938年初，到华干二期学习结束参加了太南游击队。1938年5月，扩大太南游击队五支队，下设少年抗日先锋队，聂元梓任队长，在我父亲手下工作。当年秋天部队重回山西陵川，聂元梓被派往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 聂元梓原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在文革中红及一时，因率领北大学生冲击北京市委受到毛泽东的肯定，文革中和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 “文化大革命”中为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北大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法庭认定其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依法判处她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４年。 1986年聂元梓被释放后，儿女们与她之划清界限，已65岁的聂元梓无依无靠，借住到二姐家中，后她的外甥女将她赶了出去。最后街道办给她分配了一所两室一厅的房子，聂元梓在好友的帮助下，又跟风做起了生意，赔的一干二净。到了80岁以后，聂荣梓的心终于平静下来，她开始反思自己的错误，2017年去世，终年98岁。 （）陈子植修武人 1938年初，太行南区游击队司令部成立，一支队队长由陈子植、庄林、王化成任支队长，成洲、邓世江任政治委员。（邓世江就是我的父亲）他们五个人先后在一起共事，为太南游击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陈子植1937年2月参加工作，晚我父亲一年，在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任山西省陵川抗日游击支队第一大队队长。5月编入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第二支队，任支队长。 1939年1月任八路军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第四大队副大队长。11939年8月任晋东南陵（川）壶（关）平（顺）三县武装指挥部指挥长。1940年后曾经任冀鲁豫军区第2纵队新编第3旅作战股股长、冀鲁豫军区教导第7旅参谋处处长、9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参谋长、水东独立团参谋长、冀鲁豫军区第十二军分区参谋长、第六军分区副司令员、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副旅长兼参谋长、豫皖苏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 1949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18军随营学校校长。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进军大西南先遣队副司令员。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52师副师长、西藏军区日喀则警备区司令员、西藏军区副参谋长。1957年在中国人民解1963年9月任中尼公路修建指挥部指挥长。1973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军区副司令员。1981年离职休养，按副兵团职待遇。 2020年2月26日，在成都逝世，享年108岁。 （）庄林 1938年春任太南游击队司令部第一支队第二任支队长，我父亲那时任政委。 解放后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在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分界点陶赖昭站，哈尔滨铁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庄林奉命登上专列，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一同去见毛泽东。 滕代远给毛泽东介绍：“他原来也是八路军，后来改行搞铁路。” 毛泽东亲切和庄林握手。 庄林同志向毛泽东介绍了哈尔滨铁路局的基本概况，谈了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大后方的哈尔滨，他们肩负着铁路运输、踊跃支前所做的工作及新中国成立后铁路运输生产情况和学习苏联铁路先进经验的做法。毛主席听后，满意地说：“我曾说过，关键在于学习嘛。” （）王化成 也1938年任太南游击队司令部第一支队第三任支队长，我父亲那时任政委。 王化成解放后任哈尔滨市委书记， （）成洲 这是我唯一下很大功夫而没找到一点信息的前辈。 成洲在太南游击队是和我父亲关系很密切的战友之一。我父亲在一支队是接成洲的第二任政委。到五支队仍然是接成洲的第二任政委，之所以找不到他的信息我臆想有二：一是可能牺牲，二是可能脱离了革命队伍。 孟县党史： （）孙永宇 孙永宇1938年5月由华北军政干校学员被派到老家武陟窑头组织武装，并被任命五支队支队长。此时，我父亲由一支队政委调任五支队政委，我想有三个可能：一是我父亲和孙永宇都是华干出身；二是都是本地人（我老家孟县，同属怀庆府。）好开展工作；三是我父亲的能力得到认可，因为当时五支队已经快速发展成为司令部最大的队伍。 合作时间有几个月，10月队伍向山西开拔，我父亲患疟疾被留地方。 2021年，武陟县孙庄“太行南区游击队司令部五支队旧址”已经入选河南省第八批省文物保护单位”。 孟县党史为证：1938年底，县委领导人员有所变动，刘峰任县委书记，许克明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李勃然，城东区分委书记刘健，后由邓洪波为书记。就是在华干我父亲由邓赐江改名邓洪波。 孙永宇的家门上挂起了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第五支队(简称五支队)的牌子。 经过司令部做工作，武陟大虹桥村绿枪会的大师兄邵天福又带领30多人参加了五支队。五支队成立后，孙永宇任支队长，梁毓中任副支队长，成洲任支队政委。（焦作资料没有显示我父亲接成洲为第二任政委，我想是因为我父亲历史问题，不便表达，但历史确实是我父亲接任成洲的政委职务）。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30多人的少年抗日先锋队，聂元梓任队长。 五支队最后发展到了200多人。（后三支队合并到五支队，成为最大支队） 1938年10月后，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根据上级指示，率一、二、五支队和整编后的四支队，离开武陟，北上太行山，11月，在陵川县柏寨编入一二九师独立游击支队(即赵谭支队)。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亦告结束。 （）史向生济源人 1938年他任沁济温孟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我父亲因病从部队留地方工作，组织关系由史向生介绍给孟县。 2019年1月23日，史向生嫡孙史兆强来我家做客，特意带来一本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向生》一书，这个接点的细节和此文完全吻合。 史向生（1912年－2002）,祖籍河南省濮阳甘露集，生于河南省济源县。原水利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原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原中国农业科学院党委第一副书记、第二副院长，原北京农业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校长。离休干部（正部长级待遇）。 （）常延青笔名吴坚孟县人 1939年春节前后，在县委指示下，我父亲利用自己的文艺特长，和以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组建了40余人的“墨林剧团”，演出抗日救国剧目，后国民党当局强行干预，“墨林剧团”被迫解散。 “墨林剧团”虽然被迫解散，但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分子，我父亲这段经历的证明人常延青就是“墨林剧团”的积极分子，他们互相激励，成为中坚。 常延青和我父亲同为孟县师范同学，一块参加学运。比我父亲晚一年入党，他是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5月到延安陕北公学社会科学部学习。 1941年后任陕甘宁边区陇东专区镇原县选举工作团副团长、陕、甘、宁三边分区文艺工作团副团长、团长、编导。 建国后分别任宁夏省政府文化局局长、宁夏省文艺界联合会主席。 1954年11月到甘肃工作，先后任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1980年10月任甘肃省文联主席。1983年当选甘肃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1992年11月离职休养。于2008年1月20日17时在兰州逝世，享年88岁。 常延青最感人的功绩：文革后重新工作，即在大年初一和时任甘肃省委书记宋平登门拜访还没有恢复名誉的知识分子代表；支持作家创作刘志丹的长篇传记文学。他第二次复出后，支持《西安事变》话剧出笼，这是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首次领袖人物的艺术形象首次出现，开创了共和国时期表演艺术的先河。还有支持著名大型舞剧《丝路花雨》的出笼、甘肃的《丝路花雨》代表国家出访了100多个国家。 （）刘峰孟县人 1937年11月入党。1938年8月，刘峰接任席松涛为孟县县委书记，我父亲10从部队回到孟县，在刘峰领导下搞地下工作，他任孟县书记一年零一个月，孟县地下工作进入高峰期，全县建立7个分区，38个党支部，地下党员发展到600余人，组织2000余人到根据地受训。我父亲此时是南庄区委书记，由他推送到延安和太行游击队的青年就达近百人，孟县党史称这段时间是孟县党组织发展的黄金时代，特别指出我父亲任区委书记的南庄是个典型。 刘峰1939年9月离开孟县，先后任沁水县书记、阳城县书记、豫北地委宣传部部长、和晋豫区党委主办的《光明》月刊社长。建国后，刘峰任新乡地委秘书长、副书记、新乡市委书记、河南省工业厅厅长、河南市委第一秘书长、河南省政府秘书长。离休享受副省级干部待遇，2006在郑州逝世，终年92岁。 新时期我和刘峰之女圆海取得联系，其受家风影响，一般行政事业单位一般干部，行事低调，退休后常在沁阳母亲家和郑州两地居住。 （）李勃然孟县人 孟县党史记载：1940年3月25日，孟县政府和国民党县党部对李勃然、荆利九、李增祥（刘漫君）、常延青、梁富海、毕秀云、邓洪波、张淼亭、李敬芝、张延令、刘谦如、姚安民、徐吉祥等16人突袭逮捕，原因是这些青年以抗日民族先锋队名义对抗政府，此事件对孟县党组织造成巨大损失，孟州民间称此事件为“孟县十六君子事件”。这些被捕青年没有一个流露出恐惧悲观情绪，相反大家表现的更为乐观和激动，一整天歌声不断。 次日，这些青年被送到洛阳劳动营，隔日又被送到陕西省咸阳集中营。不久，这些同志大部分在日寇飞机轰炸咸阳之空隙逃跑，张淼亭和邓洪波没跑出，被列为可疑人员被转移到西安劳动营。 我父亲革命生涯从此断裂，俩年后逃出劳动营，孟县沦陷，不敢回家，到国民党残部和区公所苟且两年，期间虽然仍然掩护地下党，又侍机寻找组织，经组织审查一年多，没有发现我父亲叛党，重新分配到孟县公安局任教育所所长后搞教育，这是后话。 在此要特别感谢李勃然。文革我16岁去郑州找他给我父亲证明，他在被批斗期间还实事求是给与了说明。 李勃然因为抗战时期孟县一个很大的“民先事件”受处分，因为他是县委书记被开除党籍，于1955年到延安重新入党，为他的仕途造成巨大影响，最后职务为郑州大学教务长。 直到1977年拨乱反正，孟县“民先事件”才得到平反。李勃然逝世后《河南日报》发了消息。 改革开放我和李勃然之子李依民取得联系，他下乡知青被分配到焦作7447厂当一个普通工人，安居焦作。 （）毕秀云孟县人 十六君子之一。毕秀云和我父亲同为孟县师范学生，1938年6月入党，在南庄学校任教期间，我父亲为区委书记，支持毕秀云筹建“孟县妇女救国会”，毕担任第一任救国会主任。 1940年3月17日，十六君子被逮捕，乘日本飞机轰炸逃出集中营后，和姐姐一起到张茅山区任教，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43年回到孟县，在马桥学校任教时突然昏迷去世，时年23岁，她是孟县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民国孟县巾帼英雄。 （）李增祥孟县人 十六君子之一。1939年1月，李增祥接毕秀云任孟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是我父亲在孟县搞地下工作的战友，1967年我曾经到北京找过她，记得她家在复兴门外，多间屋子，木质地板，她还把她丈夫叫出来介绍，说我父亲能力出众，如果当时和她一块逃出来继续革命，一定是个好的领导干部，可惜了。她当时非常谨慎，让我静观时局变化，夫妇应该都是文革对象。 据说李增祥丈夫也是个老革命，1955年国家监委成立，书记是董必武，副书记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瑛、刘锡五。刘锡无是孟县人，李增祥丈夫在其手下工作，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住房情况，他们夫妇应该是司局级以上职务，李增祥是在劳动部还是建工部工作已经记不得了，而且我再三努力也没找到他们的具体情况。遗憾。 （）荆利九孟县人 十六君子之一。1938年入党，和我父亲一块在孟县搞地下党，和我父亲等十六君子一块遭逮捕。他当时逃出后由西安到延安，参加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任陕甘宁边区安寨保育院小学教导主任，解放战争任太岳四分区干校教导主任，后回到孟县任民政科长、孟县师范校长，1949年作为南下干部到福安县任县长、书记。闽侯专署副专员、莆田地区专员。1980年逝世，终年66岁。 这里要说明的是，荆利九之子荆福生是我们第二代的骄傲，曾经官居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就因为妻子死后娶了个唱戏演员，被妻子洗脑，由一个清官变为贪官，被判无期徒刑。 （）姚守伦孟县人 抗日战争时期和我父亲同为孟县地下工作者。后我父亲逃出集中营后，国民党孟县县长张伯华以家庭威胁，迫使我父亲为其在区公所做文墨工作。 1945年初，我父亲随国民党地方团队路过逯村，猛然看到曾经的同事、地下工作者姚守伦，我父亲急中生智，设法引开队伍，帮助姚守伦脱了险。解放后，姚守伦任孟县粮食局局长，对我父亲帮他脱险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说明。 （）李庸夫孟县人 从1945年8月到1947年2月，经过一年半时间，组织结束对我父亲的调查。孟县再次解放后，我父亲被安排到孟县公安局任教育所长，和从部队回来的秘书股股长李庸夫一块整理敌伪材料，一块参与审讯和羁押案犯工作，前后约8个月，他们合作默契，共事十分愉快。后来军队渡江战役开始，李庸夫又回归部队打过长江，历任福建省福安行署公安科长、宁德县公安局局长、华东局公安部部长梁国斌秘书等职。1965年调上海市委秘书处处长、市委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司法局局长、上海政法管理干部学院院长。他是上海政法学院的创始人，1997年逝世，终年70岁。 （）我的父亲命运多舛，闹学潮被开除学籍，部队黄金时期患疾病，地方工作刚刚上手遭逮捕，解放了又进了反省院，解放后10年各项运动无休止，国家昌运前又英年早逝。可以说我父亲的一生都在跌宕起伏中，基本没有舒心日子，我为怀才不遇的父亲深感遗憾。 我父亲1938年1月入党，是党培养的知识分子干部，有部队和地方工作经验，如果正常发展，他同期的基本是副部级，至少也应该是司局级吧，可他运气太差历史从此改写。 我父亲是个才俊，写一手好文章，可以编剧，办刊物；拉一手好京胡，临去世当晚还在用琴声表述心头郁闷；写一手好书法，修武前烈士陵园的三块主碑的行草碑“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就出自他手；体育玩的有模有样，他带领修武一中篮球队在县城所向披靡；有天生的文艺细胞，话剧，歌剧，京剧样样拿的出手；演讲口才出色，在街头、在学校他的演讲感染过无数人。 他的人生不易，虽然最后得到平反，但一切都回不到初始了。好在，历史是客观公正的，在我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我用这篇文章做个纪念，也给他的战友一个纪念。 从一个人看一类人，从一个小家看一个国家，因为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必定有时代的烙印，这就是我写此文的意义。

谭厚兰（谭厚兰没结婚为何会得宫颈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