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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灭亡时间(南宋灭亡时间是1276还是1279)

南宋灭亡时间(南宋灭亡时间是1276还是1279)在中国古代王朝建立时,中国就已形成自己的“天下”观。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文明的“华夏中心论”自汉、唐成熟,形成了以中国为宗主、他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或“朝贡体制”,以此规范“华夷秩序”。宋朝在建立后不久,这套体系就被打破。辽国以武力向宋朝昭显着自己的存在,迫使宋真宗咸平七年十二月(1005年)签下澶渊之盟。宋朝人无法接受与本应该是藩属的辽国称兄道弟,于是在女真兴起

在中国古代王朝建立时,中国就已形成自己的“天下”观。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文明的“华夏中心论”自汉、唐成熟,形成了以中国为宗主、他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或“朝贡体制”,以此规范“华夷秩序”。

宋朝在建立后不久,这套体系就被打破。辽国以武力向宋朝昭显着自己的存在,迫使宋真宗咸平七年十二月(1005年)签下澶渊之盟。宋朝人无法接受与本应该是藩属的辽国称兄道弟,于是在女真兴起后主动提出“愿与贵朝(金朝)共伐大辽”的倡议,联合女真于宋宣和七年(1125年)一起灭了辽国,与金立下“海上之盟”。

积累了百年的怨气得以发泄,宋朝自觉重回天朝上国,以藩属之心待金。临海军节度使张觉叛金归宋后,宋背盟收叛将。在金朝的再三索要下,杀了一个长相相似的人搪塞,被金太宗之弟完颜宗望发觉,引大军攻宋。

南宋灭亡时间(南宋灭亡时间是1276还是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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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攻入宋朝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掳走徽钦二帝及大批皇室宗族北去,是为“靖康之变”。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赵构因一直领兵在外幸免于难,于靖康二年五月初一(1127年6月12日)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为帝,延续了宋朝皇统和法统,是为南宋高宗。

南宋不得不承担北宋外交失误的苦果,以及更加强烈的民族情绪。宋高宗对金国的忍让加重了这股情绪。

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在《绍兴和议》签订时:金人遣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持诏而来,通古到馆旬馀,要与人主抗礼。又要上北面而拜其诏,朝廷议未定,或请列祖宗御容,而置金人诏于其中拜之,至于纷纷不定者累日。通古索备玉辂迎诏书,百官导从,至是犹未决。秦桧主其事,坐于待漏院中,置辂于殿门之外,命三省吏服绯绿腰银,枢密院吏服紫腰金,尽赴馆候使人,出则咸导从,使人以为百官也。日高通古等始出馆,驰马入门,有亲事官一人手拽马羁虏使,以藤杖击其手伤,竟不肯放通古宣诏。其词不逊,上皆容忍之。

此次求和与真宗时的澶渊之盟不同,澶渊之盟是宋朝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接受求和的结果,虽然双方以和平平等交往为原则,宋朝大部分时间是处于长、兄的地位。同时,在外交主动性和外交位次上,北宋总是略占上风的。而绍兴和议双方完全不对等,虽然和议中南宋对金称臣,沦为金的臣下,但金朝对宋的官方用语已经从海上之盟时的“大宋”变为“江南”,一如当年北宋称南唐为“江南”一样。

面对这种羞辱,南宋朝臣群情激愤,大臣胡铨称“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高宗的“皆容忍之”只能代表他自己,向金称臣的新屈辱与掳帝之仇交织在一起,“宣和之于契丹,与国也。今日之于女真,世仇也”的情绪弥漫于南宋社会,左右着宋廷的外交政策。

摆脱这种屈辱的关系是自高宗之后朝野世世代代的愿望,其间虽有宋孝宗的积极进取,终因乏力而无所作为。

在金宋对峙中,宋人敏锐的捕捉到了蒙古部落的崛起。及至12世纪末,蒙古诸部开始逐步统一,对金的威胁日益严重。如何对待这支新兴的政治力量,相当一部分南宋官员极为谨慎,他们牢记靖康之耻,没有被复仇的狂热冲昏头脑。

不过这不符合民众的诉求,“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陆游的诗道尽了对收复中原的渴望与对朝廷屈辱求和的愤懑之情。

南宋权臣韩侂胄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利用了这股情绪,在他的强力支持下,1205年,宋宁宗改元开禧,取宋太祖“开宝”年号和宋真宗“天禧”的头尾两字,表示了南宋的恢复之志。

当时许多希望对抗金国的人士如辛弃疾、陆游等都曾对此怀抱希望。然而辛弃疾对独揽朝政的韩侂胄轻敌冒进的作法,又感到忧心忡忡,他认为应当做好充分准备,绝不能草率从事,否则难免重蹈覆辙,使北伐再次遭到失败。

这种清醒的看法湮没在朝野的狂热情绪中,开禧二年,身任平章军国事的韩侂胄未作充分准备便发动北伐。

已听到风声的金朝以逸待劳,南宋军队不仅无功而返,金军更乘胜南下,并诱使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割让关外四郡。

金朝因国内连年灾荒,民不聊生有议和之意却无彻底改善金宋关系之念,金朝强迫宋朝割地、称臣、归战俘、罪首谋、增岁币。

南宋接受了些条件:宋金由叔侄之国改为伯侄之国,金为伯,宋为侄;增岁币银由20万两为30万两,绢20万匹为30万匹,宋另给予犒军银300万两;韩侂胄被杀,函首于金。

此次失败,尤其是宋廷不得不献上韩侂胄的头颅向金人求和令时人倍感屈辱,“靖康耻,犹未雪”上再添新恨,浓烈的民族情绪燃起。但出兵不利又使朝野患上了“恐金症”,对日后外交政策影响甚大。

在权臣史弥远的主持下,宋朝一度重新恢复了稳健外交的策略。然而嘉定七年(1214年),金朝在蒙古的步步进逼下已经走投无路,不得已把都城从中都迁到汴京,版图只剩下黄河以南的一部分,靠着黄河天险苟延残喘时,南宋朝野就再失理智,当看到金人被鞑靼包围时,南宋上下生出一股“豺狼哭我笑”的复仇快感。

最终,南宋与金朝因为南宋不再给金朝岁币爆发了一场长达7年的战争。本有余力与蒙古进行长期作战的金国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国家精锐几近丧尽。南宋也奄奄一息,走向了经济、政治崩溃的边缘。当两国都失去了抵御蒙古的能力后,走向覆灭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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