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风起云涌（二）

１０月初，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１０周年庆典。因许多中共中央领导成员不在上海或难以脱身，于是选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代表团团长。１１月初，向忠发率团抵达莫斯科后，以中国工运领袖和中共代表名义到处作报告，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苏俄“十月革命”成功后，首次阅兵是在1918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时候。11月7日依照俄历为10月25日，故称“十月革命”。当时的苏俄政权由于刚刚建立，各地沙俄遗留下来的部分军队纷纷发动武装叛乱，威胁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因此，当时的仪式比较简单，规模也很小，只有3架飞机参加了检阅。检阅者是列宁和被视为列宁接班人的托洛茨基。

杨子烈（杨子烈生平简介）

1923年5月1日，苏联首次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仪式。这一年，由于列宁病情严重，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正由暗斗转向明斗，且斯大林已占据上风。但因为列宁的支持，托洛茨基仍是阅兵仪式的检阅首长。

到了1927年，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已经被斯大林逼至墙角。这年的十月革命10周年红场阅兵仪式，已经完全控制在斯大林之手。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试图混入官方游行队伍，趁机打出或喊出“打倒机会主义”、“执行列宁遗嘱”等旗帜与口号。但斯大林事前作了严密防范，红场遍布斯大林的“志愿者”和警察，任何企图打出旗帜、举出托洛茨基画像的个人和群体，均立即遭到了粗暴的武力驱散乃至殴打。唯一成功将托洛茨基的宣传物带进红场中心的，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当天，托洛茨基在加米涅夫等人的陪同下，乘车巡视全市。当车队到达革命广场，托洛茨基想停下来对群众发表演讲，斯大林的“志愿者”们立即涌上前来，高呼“打倒犹太佬、卖国贼托洛茨基”的口号，汽车的玻璃也被砸得粉碎。

与此同时，当中国留学生列队走过红场时，留学生中的区芳、陈亦谋、梁干乔、陆一渊、史唐等人，公开高呼“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批留学生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为了中国托派运动的先驱者。

斯大林很快便以严厉的手段无情地打击自己反对派，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党，流放西伯西亚。中国留学生史唐、梁干乔等人也被遣送回国。

“红场事件”的发生，使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极为震惊，责成中山大学校方彻底清查。很快，中山大学就作出了开除梁干乔等人党籍、学籍的决定，遣送回国。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托洛茨基秘密召见了梁干乔等人，向他们交待了回国后的任务，让他们根据形势需要可以组建自己的组织。

梁干乔等中山大学被开除访人员经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乘船回到上海。当时，中国大革命刚刚失败不久，中共党组织内比较混乱，也缺乏干部，而这批被遣送回国的托派分子在出国前都是党团中的骨干，所以他们大都被继续留在党内工作，梁干乔被分配到设在香港的广东省委工作，以化名“梁大慈”开始从事地下工作。

当时，梁干乔等归国的托派分子虽然又回到了中共内部工作，但却没有放弃托洛茨基的思想，并按照托洛茨基的要求开始酝酿在中国成立托派组织。

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政治报告。在这次会议，瞿秋白狠狠地批评了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转向井冈山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在做出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关于对毛泽东的处分是这样写的：

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中心，湖南省委所犯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大病初愈的周恩来，从香港九龙乘船到上海参加了瞿秋白组织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给予周恩来为首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但会议仍增选周恩来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的组织机构，集权于中央常委。常委下设组织局，直接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调查、交通、文书、筹集分配、会计等科以及妇委。决定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组成，罗亦农为主任。后因罗亦农到武汉指导工作，由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

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政治纪律决议案》中，对张国焘也作出了如下的决定：

张国焘同志受中央常委会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焘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这些违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以更坏更右的影响，前委亦因之更加摇动。国焘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10月中旬，张国焘经香港乘船来到上海，隐居在垃圾桥附近的一个旧式弄堂里。房东是位多病的老太太，唯一的儿子在海船上工作，往往几个月都不回家。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住在她家的楼上，彼此相处也十分和谐。此时，党内同志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住处，所以，也就很少有人来往，常来看望的也只有项英和邓中夏二个好朋友。

在南昌起义的这些领导人中，受到最严厉惩罚的莫过于谭平山，直接被开除党籍。

随后，瞿秋白又发表了《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无间断性，是指它是由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中国只有一个革命，中国革命除非不胜利，要胜利便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获得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瞿秋白断言：“革命并未低落，而正在高涨，中国革命的发展，就在速度上，也是有无间断的性质。现在虽还不是全国工农总暴动而有必然胜利之形势，但已经是工农民众四处自发的奋斗起来，有汇合而成较大范围的工农总暴动夺取政权之趋势。”进而，他又提出了“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的口号。按照这个思路，广州起义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在中央的认识上，深信这次广州暴动是广东总暴动的开始，是全国各地工农暴动的信号。中央深信，只要我们党努力领导已经爆发的农民革命的高潮，领导他作不断的发动，全省的暴动局面是必然成就的。”决议还进一步勾画出夺取全国政权的前景和路径。“中国革命阶级便尽有可能于全国工农革命胜利之前，在几个较大的区域之内，博得工农暴动的胜利，建设苏维埃政权，继而保障其胜利，更进而扩大争斗，使此政权扩展到其他区域以及整个四百兆人口的中国。共产党能够而且必须在相当具备的条件之下，在有二千万或四千万人口的省份之中，领导民众起来，夺取一省或几省，在暴动之后组织军队，建立苏维埃政权，使革命扩张于全中国。”

鉴于斗争形势的越来越严峻，中共中央在武汉原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在上海创建成立了中共中央特别事务科，简称中央特科。特科的日常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科长。先后设立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交通科4个科，其基本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