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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墓（五人墓碑记）

从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资料来看，中国的中原地区，最初墓葬是没有坟丘的。

坟丘式墓葬的普遍推行是在战国时代。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晚期，和春秋战国之际发生的社会变革有关。

殷周的墓葬是没有坟丘的。

《易·系辞传下》说：

“不封”是说没有封土堆，“不树”是说不种树木。

西汉末年刘向具体指出：

东汉崔寔《政论》也说：

从现在考古发掘和调查的结果来看，刘向和崔寔的说法是事实。

殷代的武官村大墓和妇好墓，都不见有坟丘。至于在今陕西咸阳以北毕原上坟丘很高的所谓“周王陵”，是出于后人的张冠李戴。这原是战国时代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秦武王（公元前310—前307）的公陵和永陵。

三国时代编辑的类书《皇览》和唐代编辑的地理书《括地志》早已指出这点，清代顾炎武《日知录》更进一步辨明这点：

另一在渭水以北咸阳，这是战国时代秦惠王、秦武王的公陵和永陵。

魏晋到隋唐间，已有人把公陵、永陵误为周王陵的，但是当时学者尚能辨别清楚。

例如《皇览》就指出：“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一以为周文王冢，非也。”

《括地志》也说：“秦武悼王陵在雍州咸阳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

至于长江以南的东南地区，如安徽屯溪，江苏句容、金坛等地，发现一些西周墓葬，筑有坟丘，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这些墓葬有个特点，在平地铺上一层卵石，或加上一层红烧土、木炭，作为墓底，堆成圆形或馒头形的坟丘。

因为这一带地势低下，向地下挖掘墓圹容易出水，在当时缺乏防潮材料的条件下，采用从平地上堆筑起坟丘的办法是比较合适的。

因此我们不能把这类坟墓和中原地区出现的坟丘式墓葬相提并论。

中原地区出现坟丘式墓葬，开始于春秋晚期，正当孔子在世的时候。当孔子把父母亲合葬在防的时候，曾说：“古也墓而不坟。”

因为他是东西南北奔走的人，为了便于识别，于是“封之，崇四尺”，就是说筑了四尺高的坟丘（《礼记·檀弓上》）。

当孔子去世、将要举行葬礼的时候，子夏说：

从考古调查结果来看，春秋晚期中原地区确实已出现坟丘很高的大墓。例如河南固始侯古堆的宋墓，属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坟丘高达7米坟，直径55米。

到战国时代，就普遍流行坟丘式的墓葬，所有统治者的墓葬都有高大的坟丘。

《墨子·节葬下》说：

现在全国各地对战国墓葬的发掘和调查，证实了这点。例如今湖北江陵西北的楚都郢的周围，就有大小许多个坟丘墓，多数属于战国中后期。又如河北易县燕下都邻近的墓地，有二十多座方锥形大墓，高达10—15米，每边长40—50米。

《水经注·淄水》记载：

所谓“四王”，是指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齐宣王（公元前319—前301）、齐湣王（公元前300—前284）、齐襄王（公元前283—前265）；“咸高七尺”疑是“咸高七丈”之误。

坟丘式墓葬为什么中原地区在春秋战国之际逐渐增多，到战国时代普遍推广呢？

看来和当时社会变革密切有关。

主要由于下列四个原因：

第一，由于贵族的没落，以宗族为单位的墓葬制度开始瓦解，以家族为单位的墓葬制度开始兴起。

原来贵族实行宗族的集体墓葬制，既有按贵族的等级和宗法关系安葬的“公墓”（《周礼·春官·冢人》），又有“国人”集体安葬的“邦墓”（《周礼·春官·墓大夫》）。

不论“公墓”或“邦墓”，每个人的安葬都必须按礼制规定次序来排列，有着一定的规格和位置。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发生变革，社会组织发生变化，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原来贵族以宗族为单位的墓葬制开始瓦解，以家族为单位的墓葬制开始兴起。

在同一墓葬区里，就出现贫富悬殊、身份高低不同的交错排列情况。同时由于经济上、政治上交往加强，东西南北流动的人增多，每个宗族或家族的墓葬就不可能固定在一个地方，出现分散各处的现象。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有些人就像孔子所说的，为了便于识别起见，墓葬就采用各种不同的坟丘形式。

第二，随着贵族组织的解体，地主阶级和富商大贾的出现，家族私有财产的继承制逐渐代替宗族共有财产的继承制，人们的家族观念加强，因而重视已故家长的丧葬之礼，重视对祖先坟墓的建筑。

《荀子·礼论篇》之所以特别重视丧葬之礼，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基于这样的理论，荀子不仅主张讲究棺椁和随葬品的制作，也还主张重视墓圹（墓穴）和坟丘的建筑。荀子说：“故圹垄，其貌象（像）室屋也。”就是说，建筑墓圹和坟丘必须像替活人建造住的房屋一样讲究。荀子这种主张，代表了战国时代统治者的看法，因而建筑高大的坟墓就成为一时的风尚。

第三，由于集权的君主政体的建立，新的爵位等级制度的确立，坟墓的等级制度也逐渐形成。

原来奴隶主贵族所实行的是宗族墓葬制，每人按礼制有规定的葬地，等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地下墓室之中，包括棺椁的重数和随葬品的配合。这时为了推行新的爵位等级制，在讲究地下墓室内容的等级的同时，更重视地上坟墓外观的等级。

例如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规定：

就是规定用种树的多少来标志坟墓的等级。同时，随着坟丘式墓葬的推广，按坟墓大小高低来规定等级的办法也出现了。

《礼记·月令》记载孟冬之月：

这就是依据战国时代的坟墓等级制度而拟定的。从现有考古调查资料来看，战国时代坟丘的高低大小确实和墓主的身份高低有密切关系，当时各国君王的坟墓就造得比别的坟墓高大得多。

第四，由于建筑坟墓工程上的需要。

这时建筑大型坟墓，由于棺椁的重数多，随葬品的数量多，墓室需要扩大，所挖掘的墓圹的土方就加多。同时为了建筑巩固和防备潮湿，要填入大量的石料和木材，填进木炭层、石子层或白膏泥层，挖出来的大量泥土不能回填，适宜于堆成高大的坟丘。在上述四个原因中，这个原因是次要的。

随着战国时代坟丘墓的普及和发展，墓的名称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春秋以前的史料都称墓葬为“墓”，没有称为“丘墓”、“坟墓”或“冢墓”的。“冢”原是指高起的山顶，用“冢”来称呼坟墓是因为它有高起的土堆像“冢”一样。“坟”原是指高起的土堆，“丘”原也是高起的土丘，用“坟”或“丘”来称呼坟墓也是因为它有土堆如同“坟”、“丘”一般。到战国时代，“丘墓”、“坟墓”、“冢墓”已经成为坟墓的通称，就是因为坟墓普遍已有高起的土堆的缘故。

君王的坟墓称“陵”，是从战国中期开始的，首先出现于赵、楚、秦等国。《史记·赵世家》记载赵肃侯十五年（公元前335年）“起寿陵”，这是历史上君王坟墓称“陵”的最早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末段根据《秦纪》，记载有惠文王“葬公陵”（秦惠王卒于公元前311年），悼武王“葬永陵”（秦武王卒于公元前307年）。秦国是从秦惠王开始称“王”的，同时他的坟墓也开始称“陵”。

秦国的君主称“王”，是模仿中原楚、魏、齐等国的君主的，国王的坟墓称“陵”也该是模仿中原各国的。《史记·楚世家》讲到秦将白起在攻克楚都郢的同时，“烧先王墓夷陵”（当公元前278年）。楚国国王的墓地称为“夷陵”，该是秦将白起焚烧以前较久的事，只是没有见于记载而已。

南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三“赵起寿陵”条下说：

吕祖谦这一看法是正确的。

后来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五“陵”条也说：

《史记·赵世家》肃侯十五年起寿陵，《秦本纪》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始有称陵者。至汉则无帝不称陵矣。

顾炎武所说春秋以后“因山而高大者”称“丘”，并无确切根据。昭丘是否因楚昭王墓而得名，虎丘是否因吴王阖闾墓而得名，都是疑问。灵丘则可以肯定不是因赵武灵王墓而得名，因为赵武灵王前已有灵丘这个地名。但是从战国中期赵肃侯、秦惠王开始因坟墓高大而称“陵”，确是事实。

战国中期以后君王的坟墓开始称“陵”，看来出于下列两个原因：

第一，当时作为封建的身份等级制中最高一级的国王，坟墓确是造得最高。

现在咸阳以北的秦惠文王墓和秦武王墓都高三丈以上，这在当时坟墓中已算最高大的了。当时人已把高大坟墓比作山陵，因而很自然地把国王的高大坟墓称为“陵”。

第二，战国时代人们已用山陵比作最高统治者，把最高统治者的去世隐讳地称为“山陵崩”。

因此，当国王活着预先建筑坟墓的时候，为了避免不吉利，也就隐讳地称为“陵”或“寿陵”了。战国时代君王坟墓之称“陵”，见于记载的，从赵肃侯“起寿陵”开始，该不是偶然的。这样把君王的坟墓比作崇高的山陵，就是推崇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一种表现。

正因为推崇皇权而把君王的坟墓比作崇高的山陵，秦代又把皇帝的坟墓称为“山”，后代把帝王坟墓又都统称为“山陵”。

秦始皇（公元前221—前210）把自己的坟墓建筑在郦山脚下，借用山名作为自己坟墓之名。

所谓“穿治郦山”，就是说用穿凿治理的方法建筑“丽山”这座坟墓，并不是把原来的郦山穿凿治理成坟墓。近年秦始皇陵园出土有铭文“丽山园”的铜钟和刻文“丽山”的陶器、陶片，说明秦始皇陵就叫“丽山”或“丽山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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